“首先，抓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促进工作，试图尽早建立一个权力机构，以结束那种无政府局面。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举办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筹备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的学习班上，对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争论不休，会内会外，北京西藏，气氛异常紧张。在这个关键时刻，总理找我谈话时指出：‘党中央和你们军区党委，原来打算让你来当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现在两派意见难以统一，怎么办呢?我们认为，还是以大局为重，你出来给干部群众做工作，让曾雍雅同志(已调离西藏的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回去当主任。如果你同意，就请你来召集汇报团会议。由你来提出这个建议’。我当即表示同意总理的意见。总理说，‘那好嘛，我听你们的消息。’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党委同志反复给干部群众做解释工作，并把情况及时报告了总理。第二天晚上，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突然接到总理的电话，他问我：‘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收到没有?看过了吗?’我说：‘刚收到，还未来得及看’。总理说：‘看完后，要组织大家讨论，把意见集中起来报告中央，以便修改后正式审批。’8月28日，周总理在汇报团全体会议上亲自宣读了这个决定。宣读完决定后，他对我们领导同志说：‘如何贯彻，要在北京统一思想，然后向中央正式写个报告，回去后就按统一的意见办。’总理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抓住问题的症结，因势利导解决问题。这对稳定当时西藏局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总理严谨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前进的力量。
“其次，抓军政领导和部队的稳定工作。他先后多次接见干部和群众代表，反复强调，领导同志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批评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被派性迷住了眼睛。他大声疾呼：要从派性的泥坑里拔出来，不然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总理对部队要求更严格，我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7月4日，总理接见西藏部队师以上干部的情景。他首先高度评价了驻藏人民解放军。他说：‘西藏的特点是解放军解放了西藏，平叛、民主改革、打印度反动派立了功，‘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军管，保卫了边防的安全，西藏人民非常感谢你们。’‘但是，你们要经得住考验，‘文化大革命’不能不受客观影响，你们是几十年的解放军，总有自己的分辨能力。’总理严厉指出：‘军队不允许分派，解放军要超脱，要有无产阶级党性’，‘解放军和西藏人民是不可分的，不管如何困难，解放军一定要做好榜样’。在抓领导干部和部队稳定工作的同时，总理要求我们大力做好群众工作。他身体力行，多次直接同群众对话，特别是1968、1969年，总理接见西藏的干部、群众时，每次都反复强调，中央早已决定，西藏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要提高警惕，不要上了那些对祖国心怀敌意的人的当；有的人搞派性，敌我不分，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无论如何，不能停止生产，不生产，饿着肚子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对军队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整顿，调整了‘三支两军’人员，在军队内部一律停止‘四大’活动，进行正面教育，并采取了不介入地方的种种措施。从此，西藏的形势开始了新的转机。”
任荣：《西藏人民心中的好总理》，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395—396、397—3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薛暮桥·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当做修正主义分子不断受到斗争。总理多方掩护我，当红卫兵问他薛暮桥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时，他说薛暮桥是‘教条主义’，不是修正主义。他还要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向红卫兵打电话，说我不是‘三反分子’，要他们给我时间让我检讨。陈伯达、戚本禹就指使红卫兵贴大字报要同两位李副总理‘辩论’，目的是想通过打倒两位李副总理把矛头直指周总理。一九七二年我在干校经过三年‘劳动改造’又回到北京，后来听到周总理病危，我是多么想再见一见周总理呀！但是，这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是全国人民永远忘不了的。”
薛暮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回忆》，原载《怀念周恩来》第40— 4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保卫党、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在逆风恶浪中尽力而为，呕尽了心血。”
·刘西尧·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一如既往地关心过问原子能事业的发展。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但是，当时的二机部和全国一样，也是风云紧急。周总理把刘杰同志和我们几个人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我们，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总理念起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我们要经受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接着，他又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原子能企事业单位和从事原子能事业的队伍；制止了林彪要原子能主要工厂搬迁的乱令；并于1970年再次重申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要搞核电站。由于周总理呕心沥血的关心保护，原子能事业并未因十年浩劫而中断，并且继续有所前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又继续阔步前进了。”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保卫党、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在逆风恶浪中尽力而为，呕尽了心血。1966年8月13日下午，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立即到中国科学院去，当他在那里的联络员。从此，我和周总理的直接接触就更多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到处煽风点火，形势全面紧张。周总理日理万机，到处救火，有时同时开几个会，几处奔走，处理棘手问题；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解决各种问题，常常要到凌晨五六点钟，接着又去批阅各种文电。他一天能睡上五个小时，就算睡足了。
“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周总理要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的运动。后来才知道，全国闻名的所谓镇压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派’的事件，原来是陈伯达下命令干的。可是，1966年7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的科技界万人大会上，陈伯达却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的大救星，把所谓的一切‘罪名’都推到张劲夫等同志的身上。而且‘造反派’还把矛头指向了李富春、聂荣臻二位副总理。这就使周总理不得不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张劲夫等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又有什么办法呢?‘造反派’打倒了张劲夫同志还不甘心，他们抢走保险柜，要‘顺藤摸瓜’。李富春同志针对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正确地指出，不能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造反派’也要批判。‘造反派’要把17年的科技战线说成是黑线专政，要批判‘科学十四条’，批判聂荣臻同志，把17年说得一无是处，根本不提党的领导。周总理向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并在他们的大会发言稿上加上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14个字。
“当时，周总理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人民日报》发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的当天，他曾经对我说，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支持，批资反路线的锣鼓越敲越响，周总理也无能为力了。张霖之同志惨死后，周总理很悲痛，对我说：‘我再也不放人出去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这样做，已经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
“在1971年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向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同志作了一次全国解放前我党历史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我党建立以来，多次犯了‘左’的错误，长期吃了‘左’的大亏，教育和启发干部认识‘左’的危害。他特别强调，我们做教育工作，是教育人的，更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懂得怎么运用，否则又要走弯路。不要忘记过去，不仅我们这一代，还要教育后代。他还说，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很显然，他的这些话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九·一三’事件后，众所周知，周总理曾经明确指出林彪搞的是极左，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危害，可惜当时不但没有被采纳，还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抓革命，实际上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林彪、康生及‘四人帮’一伙，从来是只讲他们的所谓抓革命，不讲促生产的；说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就自然会好。那时，促生产的重担，完全落在周总理的身上。我曾几次听到周总理讲：‘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这是周总理对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谓抓革命的批判，也是对当时极端猖獗的形而上学的批判。
“1973年，在一次听取科学工作会议的汇报后，周总理非常赞许会议纪要中关于现代科学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自然界本质的观点。这也是他对当时盛行的迷信教条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可是当时这个纪要提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时，周总理同意的这个观点，被当时主持常务，后来提出‘两个凡是’的那位同志删去了。他把人的思维和人的实践割裂开来，说只有哲学才能帮助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
“回顾历史，周恩来总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的贡献，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呕心沥血，为使党和人民，也为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尽可能减少一些损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事迹，是千言万语也写不完的。以上只是写下我亲身经历中的若干点滴，以寄托永远的怀念。”
刘西尧：《我当总理联络员前后》，原载《不尽的思念》第335—337、338—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无论如何，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要进行下去。”
·许涤新·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几个月，周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部长的会议，同时，又通知我同黄王介然两人去出席。在他的报告尚未开始的时候就高声地问：‘许涤新和黄王介然来了没有?’我站起来说，‘来了。’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个月，是否再搞下去，中央要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要进行下去，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交朋友，还是要继续下去的。1956年他们把企业交出来了，但是，他们还在祖国大地上生活着，他们还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党的统战政策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今天要你们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提醒你们决不可因为运动，而放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政策和任务。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总理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他的话说得不长；但是，意义深远，印象深刻。十年之后，当他为党为国苦斗数十年而告辞人世的时候，我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去同他的遗体告别。面对着这位一生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伟大领袖，我无法控制我的悲痛，只好把眼泪吞在肚子里。我在心里暗暗地说：‘总理，你放心吧，你的无私的高贵品质，将永远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所敬仰和学习；你为着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苦心焦思，是一定不会落空的。’”
“十年浩劫，民族资产阶级的朋友们，也在苦难中度日子，但是，他们的大多数人还是跟着党走的。苦难说明他们经得起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不但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宣布作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已不存在。恩来同志关心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们的进步。1953年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之后，我陪盛丕华老先生去见周总理。在谈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时，恩来同志说了四句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很明白，周总理所说的‘阶级消灭’，指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消灭。通过做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数十年来一贯的指导思想。”
许涤新：《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原载《不尽的思念》第504—5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对‘四五’计划草拟工作仍然抓得很紧。”
·陈先·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对‘四五’计划草拟工作仍旧抓得很紧。1968年底他要顾明同志会同计划起草小组共同研究准备，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毛主席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指示，要求我们对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全面地、正确地理解。还指示我们在研究‘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时，考虑要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中要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制订详细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先搞一个《纲要》，搞得好对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会有一定作用。计划起草小组于1970年6、7月间撤销后，这项工作即由国家计委负责进一步修订。但是，由于林彪和江青等的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在总理主持下虽然进行了多次反复研究和修改，但始终未能定下来。林彪和江青等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拟工作的事例很多，就我接触到的印象比较深的有下面两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