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这些情况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这次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对外行动还是慎重的、稳重的。十年动乱中，总理在主席的支持下，紧紧地维护了外交阵地，使外交工作尽可能地少受极左的干扰。出现了一些干扰，这都不是中央、主席、总理的意思，而是一些造反派在林、江、康、陈、谢的煽动下搞出来的。一旦发觉以后，主席、总理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制止它。如果他们不闯这样大的乱子，如火烧英国代办处，王力还下不了台。所以坏事变好事。
“在1967、1968、1969这三年中，如果我们没有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国际上是会有很多作为的，因为这三年中国际上有很大的变化。这是我的感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中央在1965年讲的。既然如此，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不可能是个旁观者。可是不幸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在外交上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
“我想，对外交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干扰，应该把情况记录下来。在‘文革’中，是非应当清楚。所有总理当时对极左分子破坏捣乱的批评，作为历史，我觉得应当有适当的分量，把它保存下来，使人们能够看清过去这些年代的真相。”
《访乔冠华——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贡献》，原载《话说周恩来》第377—380、3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总理想了很多办法保护陈老总。”“总理下命令把我放出来，说外交工作不能停。”
·罗贵波·
“‘文化大革命’中，一月夺权后，外交部成立了造反联络站，要夺权。总理指派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党组成员、造反派头头开会，宣布总理的指示：一、只许他们夺运动的权；二、外交大权不能夺，只能实行业务监督权。后来外交部成立了大约10人左右的业务监督小组，每个业务司都有代表参加。地点设在部党组办公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业务监督权，在后来的实行过程中形成以下三条内容：一是部党组开会，监督小组要派一至二人参加；二是上报主席、总理审批的外交文件，要经过他们签字，否则无效；三是接见外宾时，他们要带上红卫兵袖章陪见进行监督，说什么都记录下来，有时还插话。就连搞外调的人来调查取证，他们都要在旁边，讨厌得很。记得当时曾找我了解贺龙同志和参加牺盟会、同志会同志的情况，我据实说明了情况，他们就训斥我‘净说好话’。
“这三条内容，总理也知道。我们有时没通过监督小组上送文件，他们就告状。总理就同我们打招呼，说以后还是要通过监督小组。那段时间，总理接见部党组成员，监督小组派人参加。
“总理对抓外交业务有过不少指示，其中有两句话很明确：一是要坚守岗位；二是外交工作不能中断。这是当着我们党组成员和造反派的面一起讲的。外交工作一般地说没有中断，但是干扰很大,谈不上开展,甚至就是维持也很困难。总理早有指示，驻外使领馆不许搞夺权、贴大字报等。开始还能控制住，后来就控制不住了。一些驻外使领馆也搞造反夺权，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广播，把使馆搞得一塌糊涂。有的外交官为了表示‘革命精神’，出席宴会时衣冠不整齐，而是穿件衬衣，出尽了洋相。
“1967年夏，局势更加混乱。造反派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好几个大喇叭日夜广播。他们还扎陈老总的模拟像，还戴上礼帽、墨镜、搞人格污辱。弄得陈老总不敢出来，一出来就揪。总理想了很多办法保护陈老总。这时，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批斗得更厉害了。章汉夫被说成是叛徒，刘晓也不行了，姬鹏飞、乔冠华两人的处境比我更困难些。总理要我多抓一下业务，姬、乔他们也不是不抓。总理指定我们四个人抓业务：我、韩念龙、曾涌泉、徐以新，主要是我。因为那时我们四个人的大字报少一些。那时，我一面要抓业务，一面又要挨批斗，经常是在办公室里被抓出去批斗，回来还要办公。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打电话给总理，报告无法工作的情况。总理在接见造反派时，批评他们的这种作法，说不行，我还要找他们办事呢！
“那时，总理给我们解围的办法是：要秘书直接打电话给造反派，要造反派放我们出来。周总理对他们说：现在我要他们来开会，你们赶快放他们出来；或者说，这里有几件外交案子，我要他们到我这里来共同办理，你们把他们放出来。实在不行，总理就把我们接到西花厅右边的平房里呆上一天半天，等那股风过后再回来。当时总理讲话还是顶事的，造反派对总理还是尊重的，后来就差了。
“这期间，连续发生了砸缅甸、印尼、印度驻华使馆，火烧了英国代办处，还包围了苏联使馆。
“火烧英国代办处前两三天，我已被造反派关在设在六国饭店的造反指挥部里。直到8月23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听到造反派得意洋洋地吹昨天夜里如何火烧英国代办处时才知道。后来‘四人帮’为了整总理，把火烧代办处和‘48小时照会’硬拉在一起，抓住这个问题，拿我当突破口，大做文章。他们逼我承认‘错误’，不承认就拳打脚踢，打得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在外交部的门口搞了几个小时。他们要把我抢走，门口的警卫部队不准。周围几个使馆的外国人都过来围观。造反派还把姬鹏飞、乔冠华也揪到外交部门口来看。在把我关了五天以后，总理下命令把我放出来，说外交工作不能停。
“外交部的运动情况是，‘一月夺权’以后还稍稳一点，到批‘二月逆流’时就不平静了。五六月间就乱套了。王力的‘八七讲话’放了一把火，造成了最混乱的局面。监督小组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就撤消了。以后是组织大联合，成立了大联筹，军代表进驻，拟成立由部党组成员、大联筹代表和军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小组。总理指名要我和韩念龙参加。但后来革命领导小组没有成立。从那以后，外交工作才慢慢走上正轨。”
罗贵波：《跟随周总理办外交》，原载《话说周恩来》第186—1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钱正英啊，你呀该在总理像的前面烧香，要不是总理做工作，那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钱正英·
“‘文革’期间，我解放出来以后，总理委托先念同志和余秋里同志跟我谈话。这是我被打倒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南海来。先念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钱正英啊，你呀该在总理像的前面烧香，要不是总理做工作，那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确实，在‘文革’期间，我个人是亲身体会到总理对干部的保护。1967年初，在最乱的时候，外地的造反派要把我带到外地去批斗。就在这时，我在家里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给毛主席报告了一个名单，就是有一批部长，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要接到中南海去休息，我算是其中一个。那次我接到电话心里是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当时马上就要抓到外地去了。
“接到电话后第二天我就搬到中南海去了。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富春同志找我们谈，说总理承受的压力太大。那个时候正是反‘二月逆流’。富春同志说，你们这些部长们，如果经过这一段休息以后，身体还可以坚持的，是不是出去，还是接受群众的教育。我就首先报名，说我身体可以了，我出去，不要叫总理再操心了。
“在中南海期间，总理让富春同志交待我们如何在中南海里好好学习、休息。有一次总理组织召开了一个工业七个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在国务院会议厅开的。工业部门有我们水电部，也有煤炭工业部。会上，几个部的群众组织汇报了‘文革’进行的情况。我们都没发言权，就坐在那里。煤炭工业部造反派汇报的时候，总理就查问张霖之同志死亡的情况。造反派说，张霖之是自杀的。总理就不相信，总理说，张霖之同志是国务院的部长，是中央委员，我要对他负责的，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那个时候造反派可嚣张了，当场递了个条子给总理。总理拿了条子一看，条子上写的是：‘周总理，你的讲话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一样。’周总理当时严正地站起来，眼睛炯炯发光，大声说：‘我当然不一样，我是国务院总理，我要对他负责的！’至今，总理大义凛然的气势，仍好像在我的眼前。”
钱正英：《为子孙万代立下根基》，原载《话说周恩来》第117—1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
·杨波·
“人们都说，1966年开始的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周总理这个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那我们党和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是很难想象的。我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排除万难，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他不仅为保护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也为保护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操尽了心。就连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当时我任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总理也挂在心上，为‘解放’我说话。这是我当时怎么也不敢想的事，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就点名批斗我，‘罪名’是‘反党分子’、‘田家英的高级情报员’、‘黑线人物’等等。陈伯达1962年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从这时起我与他接触较多，我知道他不少反党言论和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尽管他在1966年3月已正式宣布不再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但他作贼心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淫威，点名审查我，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流言蜚语，妄图堵住我的嘴，置我于死地。据我所知，陈伯达用这种卑鄙手段在‘文革’中整死了不少了解他的反党言行的好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柴沫同志等。我是1966年6月30日在国家计委第一个被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挨批斗的，直到1969年初，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斗出陈伯达所要求的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但陈伯达仍不死心，还要继续管制我。
“敬爱的周总理在1969年春节期间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询问了我的情况，说：‘杨波还可以工作吧！总理的亲切关怀，使我不久就被允许可以自由行动，随后通知我参加机关办的‘学习班’（当时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并于1969年8月13日得到了‘解放’。接着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直到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
“周总理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我没有听到传达，而是几位关心我的同志私下里告诉我的。当我听到总理亲切关怀我的话，顿时泪如泉涌，思绪万千，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心想：‘总理啊，总理！您老人家为国操劳，为党分忧，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心里还想着我这样一个干部，我和我的全家怎么能不感激万分呢？！但我不能只是流着感激的泪水，要振奋精神，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杨波：《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182—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周总理“对一些重大问题，总是亲自过问和处理，竭尽一切努力稳定西藏局势，最大限度地减少大乱带来的损失”。
·任荣·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就深谋远虑，对一些知名人士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9月27日总理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奉命把阿沛夫妇护送到北京后，总理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随即指示为阿沛儿女的安全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总理对我说：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勋和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所以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在此期间，总理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总理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地说：‘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总理对西藏其他爱国人士也十分关心，经常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例如，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总理问天宝同志，‘帕巴拉·格列朗杰现在怎么样了?’当总理知道帕巴拉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搞‘监督劳动’时，不安地说：‘不能这样下去了，上层人士，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就要欢迎他们，就要给他们工作的条件。’根据总理的指示，为了保护上层爱国人士，我们于1971年春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藏学、佛学研究，撰写西藏文史资料，余暇种植一些花卉果树和良种试验田。恢复政协组织后，逐步在自治区、地(市)、县安排他们的工作。逢年过节，组织对他们慰问，并分批安排参观和出访。对一些知名人士，自治区负责同志登门拜访，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些做法，对于稳定西藏局势，加强民族团结和改进我们的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周总理的处境尽管十分艰难，但他仍时刻关注着西藏地区的局势。当时的西藏同内地一样，形势一片混乱。从城镇到农牧区乃至边境地区，从机关干部到工人、农牧民，到处都在‘造反’，有些地方武斗不断，国外的反动势力乘机在边境制造事端，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周恩来总理非常关注西藏局势的稳定，对一些重大问题，总是亲自过问和处理，竭尽一切努力稳定西藏局势，最大限度地减少大乱带来的损失。总理突出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