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倭与江南“吴国”
古代日本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吸收各种文化和技术，在其外来文化中，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因素历来备受重视，研究积累甚厚。相对而言，对中国南方文化的研究要薄弱得多。这恐怕同中国江南与倭国的海上交通之路缺少考古实物的证据有关。
然而，许多学者都敏锐地指出中国江南文化与技术对日本的重大影响，随便举一个例子，改变日本渔捞经济面貌的农耕生产方式，就是从南方传入日本列岛的，水稻栽培带来土地开发、生产工具、水利灌溉、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形态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使得古代日本从绳纹文化时代跃入弥生文化时代。因此，江南对古代日本的历史进程至关重要。日本民俗学大师柳田国男在晚年集毕生心血的研究撰成不朽名著《海上の道》 柳田国男《海上の道》（岩波文库本），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书中所收论文发表于1950年代初期。，探索并疾呼研究南传文化。
近几十年来，中国南方考古发掘和区域史研究的重大进展，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航海学家茂在寅男撰写了《古代日本の航海術》茂在寅男《古代日本の航海術》，日本东京，小学馆，1979年。，科学地论证了上古时代人类的航海能力，以及日本文化中的南洋文化因素。农史学家渡部忠世认为稻作起源于“东亚半月弧”，即云南、贵州到尼泊尔的半月形地带，提出了“照叶树林文化圈”说渡部忠世《稲の道》，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7年；《アジア稲作の系谱》，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3年；上山春平、渡部忠世编《稲作文化——照葉樹林文化の展開——》，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85年。。然而，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稻作遗迹不断发现，中国考古学家提出水稻起源于长江下游的学说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赵志军《植物考古学与农业起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9月1日。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日本学术界也采纳此说 森冈秀人、中园聡、设楽博己《稲作伝来》，日本东京，岩波书店，2005年。。上述学术进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日本与中国江南的内在联系，反响强烈，海上之路重新被认识。1991年，日本“黑潮漕破远征队”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熊本水濑的指导下，乘双人木舟，顺着太平洋北上暖流，重航海上之路。他们用十八小时横穿台湾海峡，再从台湾省花莲港出发，沿琉球群岛成功地划过一千五百公里的海路，抵达日本九州岛南端，用事实雄辩地证明，在古代航海条件下，从中国南方直航日本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考古学者对古代江南与日本的交流也发表了若干实证研究成果。安志敏先生《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分别论证了稻作、建筑和器物等方面江南对日本的影响。杨泓先生《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杨泓《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6期。，用考古发掘的实物论证了江南与朝鲜、日本的文化源流关系。在日本反响甚大的当推王仲殊先生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王仲殊自1980年代以来，发表了十余篇考证三角缘神兽镜的论文，如《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考古》1984年第12期），《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等，主要发表于《考古》杂志，请参阅。，他考证三国至南北朝时代中国铜镜制作中心在吴县、山阴和武昌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第11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一文，系统考证了该时期铜镜产地、制作风格的变迁，有力地支持了王仲殊的观点。，均在江南，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学术界关于3世纪倭国舶来铜镜为北方曹魏镜的通论，进而论证未见于中国和朝鲜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镜，实为江南工匠到日本制作的。此结论对于日本古代史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不仅涉及日本同中国江南的文化渊源关系，而且，如果能确定日本铜镜制作中心地，还将对近代以来争论不已的邪马台国地理位置、古代社会形态等问题产生深刻影响。凡此种种，都促进日本学术界加强对中国南方的研究。
实际上，在日本古代文献里有不少关于“吴”的记载。《日本书纪》中的这些记载，主要出现于应神到雄略时代。根据倭王世系表，该时期共有应神、仁德、履中、反正、允恭、安康和雄略七位天皇。而根据中国史书记载，此时期与中国交往的有赞、珍、济、兴、武五位倭王，史称“五王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国东晋义熙到南朝梁天监年间（405—519）。此时代中日两国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而且，两国史书都留下相关的记载。因此，日本史籍上的“吴国”，应该就是指中国江南国家。这本来没有什么疑义，传统史学也一直作此解释。但是，吴国的“吴”字，按照日语音读应该读作“Go”，在古史里却读作“Kure”。这一特殊的读法，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和研究。
“Kure”与日语的“暮”同音。“暮”意为日落、黄昏，引申为西方的意思。《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三年（607），倭国使者入隋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608）”条也记载了日本致隋朝的国书，其文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显而易见，日本将中国视为西方大国。就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情况而言，日本只同南方王朝建立交往关系，因此，“吴”的音应该也是由此而来，亦即语言习惯上以“Kure（暮，西方）”称中国江南，而书写时则用“吴”字代表。这样的解释从语言学到历史学皆与当时情况相符合。
在中国，古人常称江南为“吴”。因此，日本人按照中国习俗以“吴”指称江南，于理亦顺。
但是，这一传统的解释，首先受到日本的朝鲜史学者的怀疑。他们主要从语音学的角度，比较日语和朝鲜语的语音，找出若干与“Kure”谐音的朝鲜古地名，从而认为“吴”实是指朝鲜某地。例如井上秀雄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吴国共有三个，分别出现于春秋、三国和五代，而《日本书纪》所记载的“吴”出现于南朝，年代不合。他还援引20世纪30年代鲇贝房之进《杂考》以“吴”为“句丽”之说，再次得出相同的结论井上秀雄《古代日本人の外国観》，日本东京，学生社，1991年，第37、78页。参阅鲇贝房之进《雑考日本書紀朝鮮地名考》，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37年。。据此，“吴国人”自然也就成了朝鲜移民，5世纪将纺织等技术大量传入倭国者，也变成了高句丽，吴文化自然被纳入北方文化系统进行研究。
综观日本和韩国学术界对“吴国”所在地的研究，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吴”指的是中国的江南及其文物制度。本居宣长氏及传统的古代史学家大多持这种见解。岸俊男教授指出，“吴”不是指中国三国时代的吴国，而是南朝的总称岸俊男《“吴、唐”へ渡った人々》，《日本の古代》第三卷，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86年。。
第二种意见认为，“吴”字的读音来源于“句丽”（高句丽），即由“Kuri”演变而来。而且，吴国移民居住于大和国高市郡，此地曾设置过高丽人的小身狭屯仓和韩国人的大身狭屯仓，故“吴”指的是高句丽。其代表性学者有日本的上田正昭和朝鲜的金锡亨教授等上田正昭《帰化人》，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65年；金锡亨《古代朝日関係史：大和政権と任那》，朝鲜史研究会译，日本东京，劲草书房，1969年。。
第三种意见认为，“吴”指的是朝鲜半岛南部的旧加罗地区。持这种见解的学者有日本的山尾幸久和韩国的金廷鹤教授等山尾幸久编《日本古代王権形成史論》，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金廷鹤《任那と日本》，日本东京，《史学杂志》87卷4号，1978年4月。。后者还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吴”就是百济和加罗的边境城邑求礼，两者的读音相同。韩国的李永植氏从古代移民中的吴氏推演判断“吴”就是百济、新罗和加罗诸国争夺的边境山城久礼，直到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中国南朝文物输入日本，“Kure”才写作“吴”李永植《古代人名からみた“吴”》， 日本东京，《日本历史》1990年3月号。。其文颇有牵强附会及史事年代颠倒之处，兹不一一指出。仅就其结论而言，日本与南朝的交往实际上到宋朝（420—479）即告中断，则6世纪中叶以后南朝文物输入日本，从何谈起。而且，此时期日本主要依靠百济转手输入南朝文化，则何以反而将朝鲜地名改写为“吴”？
三种意见，其实就是两种，亦即“吴”为中国江南，或者为朝鲜。后者没有经得起推敲的证据，只是根据语音近似下判断，随意去除“吴”的字形，仅取其音同朝鲜语作比对。这种比对随意性就很大，只要音似就可以得出新说，遂有第三种乃至更多的观点出现。如后述，《日本书纪》大量出现“吴”记载的年代，正是倭与高句丽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时期，高句丽根本不会向倭输出先进技术。至于第二和第三种意见则大相径庭，或说是北部的高句丽，或称是南端的加罗。其实，这两地在种族、文化和习俗等方面差异颇大，难以相提并论。朝鲜语和日语的音素都少，故随意的语音比对，可以得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结果，例如韩国研究者用朝鲜语音解读日本古歌集《万叶集》，结果得出其为黄色诗篇的结论。显然，脱离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对音研究，或仅仅依靠支离破碎的史料片断来考证“吴”是朝鲜地名，都是不足为据的。
至于说吴国只出现于中国的春秋、三国和五代，则是对中国甚不了解，称江南为吴，古今皆同。“吴”既是国号，然亦源于地域之称。而且，日本自古习惯用某种称呼来指中国大陆，例如，古代用“吴”称中国，不仅有“吴国”，还有“吴音”（唐以前的汉语语音）、“吴人”、“吴织”等等；唐代以后则长期用“唐”称呼中国，甚至连此前的隋朝也称作“唐”《日本书纪》卷廿二“推古十五年（607）七月”条称：“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直至清代仍称中国为“唐”，著名的“唐船”就是明证。
第二节 倭国与“吴国”的交往
吴国究竟在哪里呢？最好还是从基本史料出发，先全面分析一下《日本书纪》的有关记载。
A。 （应神三十七年）春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者，由是得通吴。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
B。 （应神四十一年二月）阿知使主等自吴至筑紫。
C。 （仁德五十八年）是冬十月，吴国、高丽国并朝贡。
D。 （雄略六年）夏四月，吴国遣使贡献。
E。 （雄略八年）春二月，遣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使于吴国。
F。 （雄略十年）秋九月乙酉朔戊子，身狭村主青等将吴所献二鹅到于筑紫。
G。 （雄略十二年）夏四月丙子朔己卯，身狭村主青与桧隈民使博德出使于吴。
H。 （雄略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是月，为吴客道通矶齿津路，名吴坂。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媛奉大三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汉织、吴织衣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之先也。夏四月甲午朔，天皇欲设吴人，历问群臣曰：“其共食者谁好乎？”群臣佥曰：“根使主可。”天皇即命根使主为共食者，遂于石上高拔原飨吴人。按照以上日本正史的记载，日本遣使到吴国有三次，而吴国使者和吴国人回聘者共四次。日本遣使的目的，在于求取纺织工匠。本居宣长氏认为，《日本书纪》之《应神天皇纪》和《雄略天皇纪》关于遣使赴吴国的记述内容基本相同，因此是同事复出，推测《应神天皇纪》有错简，里面混入《雄略天皇纪》的内容。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从下引中国史籍的记载来看，没有必要硬把两者合二为一。因为无论根据《日本书纪》，还是根据中国史籍，都表明从应神天皇到雄略天皇，日本一直与南朝有使节往来。
上引八则史料，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日本遣使到吴国的年代，与下揭中国史籍的记载完全吻合。雄略十四年之后，再未见日本遣使到吴国，而中国文献也表明，自宋末以后未见日本使节到来。两国史籍记载的高度一致，绝非出于偶然。
第二，吴国和高句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而且，日本对吴国知之不详，所以其赴吴国使节需要求助于高句丽向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向导名叫“久礼波”和“久礼志”，都冠以“久礼”，与“吴”同样读作“Kure”。显然，高句丽将与“吴”有密切关系者称作“久礼”，后面再加上其名，若将此语音与文字混合使用的名字全用汉字表示，应可作“吴波”和“吴志”。由此可见，高句丽的“久礼”很可能源于同江南朝廷的交往，并进而影响传播至其邻国，乃至日本。
第三，日本将吴国置于高句丽之前，可见其国际地位犹胜于高句丽，则所谓吴国为加罗边境小邑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第四，吴国拥有先进的技术，所以日本要一再向之求取工匠。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史籍对同时期中日交往的记载。a。 倭国在高丽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高祖永初二年（421），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宋书·夷蛮·倭国传》）
b。 太祖元嘉二年（425），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宋书·倭国传》）
c。 元嘉七年（430）春正月，倭国王遣使献方物。（《宋书·文帝本纪》）
d。 元嘉十五年（438）夏四月，己巳，以倭国王珍为安东将军。（《宋书·文帝本纪》）
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宋书·倭国传》）
e。 元嘉二十年（443），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宋书·倭国传》）
f。 元嘉二十八年（451）秋七月甲辰，安东将军倭王倭济进号安东大将军。（《宋书·文帝本纪》）
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宋书·倭国传》）
g。 大明四年（460），倭国遣使献方物。（《宋书·孝武帝本纪》）
h。 大明六年（462）三月壬寅，以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宋书·孝武帝本纪》）
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宋书·倭国传》）
i。 升明元年（477）冬十一月己酉，倭国遣使献方物。（《宋书·顺帝本纪》）
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书·倭国传》）
j。 升明二年（478）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宋书·顺帝本纪》）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宋书·倭国传》）
k。 建元元年（479），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南齐书·倭国传》）
l。 天监元年（502），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将军。（《梁书·武帝本纪中》）《梁书·武帝本纪中》以及同书《诸夷·倭传》均记载梁武帝册封倭王武为“征东将军”，而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为脱“大”字，遂据《南史》补为“大将军”。实际上，6世纪中叶以前，南朝的东亚国际政治关系秩序依次为高句丽、百济、倭，三国之间地位相差一级。梁武帝即位，封高句丽王为车骑大将军，百济王为征东大将军，故不应封倭王为征东大将军，而应低一级，为征东将军。《梁书》记载无误。关于南朝与东亚国家国际政治关系及其文化交往的变迁，请参阅拙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梁武帝即位于公元502年。倭王武（即雄略天皇，“武”当是其名“大泊濑幼武”的略称）首见于升明元年（477）。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其在位二十三年，即使从升明元年算起，公元500年倭王武也已死去。显然，梁武帝不可能册封已经死去的倭王武。所以，此系梁武帝为庆贺登基大典而进行的册封，并无倭国使节入朝之事。
南京博物院藏有传为梁元帝所作《职贡图》摹本残卷，其中有倭国使节图一幅。图中倭使裹头跣足，前胸赤裸，仅被结束相连的横幅，颇不雅观。《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倭人“男子皆露，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职贡图》的倭使形象正与《三国志·倭人传》记载相符。然而，从日本发掘的5、6世纪古坟人物埴轮来看，其服饰已非昔日模样，男子上着交领衣，下着长裤，膝下以带结缚，女子则着长裙。十分明显，梁元帝未见到倭国使者，故依《三国志·倭人传》记载绘以充数。因此，《职贡图》所反映的情况，正说明梁武帝册封倭王，实乃粉饰大典的虚封，实际上，同倭国的交往已经中断。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倭国派遣使节到南朝的主要目的，主要是谋求南朝的册封。
南北朝时代，东亚的许多国家视南朝为正统王朝。倭五王反复要求南朝册封其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争取对朝鲜南部的控制权。秦韩和慕韩为朝鲜南部旧国名，早已不存。倭王把它们都罗列出来，显然是要表明对该地区的控制权由来已久。亦即倭国视中国为朝鲜宗主国，所以，要南朝承认其为朝鲜南部的合法统治者。然而，南朝早已册封了百济，且封其王为镇东将军，地位在倭王之上，故始终不承认日本对百济的主权要求，在册封倭王时，也只授予较低一级的安东将军。倭王为了达到目的，乃不厌其烦地频频遣使到南朝，反复申述。根据《日本书纪》记载，雄略王死后不久，继体六年（512），倭国在朝鲜南部的角逐失败，任那四县被百济占领。任那余地为新罗攻占。这样，倭国失去了向南朝朝贡的国际政治意义，遂中断遣使。《日本书纪》是奉命编撰的史书，其作者大概觉得此事有伤体面，故避而不载，将政治朝贡掩饰为求取工匠，甚至出现倭使不远万里到吴国提两头鹅回国之类令人忍俊不禁的记载。
由此可见，“吴国”对于倭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样就不难理解倭王隆重接待“吴国”使节的举动。这种政治意义绝不是高句丽或所谓加罗边境小邑所能具备的。仅此一点，就足以否定吴国为高句丽或南韩某乡镇诸说。
第三节 “吴国”所在
对比上节所引录的中日两国史料，综合考察，就可以对日本古史所载之“吴国”究竟在何处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第一，关于使节往返的时间。前引《日本书纪》史料之A和B为相隔四年；E和F、G和H均为两年。中国史料之i和j，应可视为一事，即倭使于升明元年十一月入朝，翌年五月受封回国。此推测如若无误，则两国史籍所见使节往返的时间是一致的，亦即一般都是两年。
古代海上交通受自然条件限制颇大，一年可以航行的季风期仅维持数月。根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的研究，金秋季节是利用季风由日本驶向中国的最佳时期，而回航则以阴历四至七月份为宜。因此，中日之间往返一次，往往需要跨年进行。而且，外交折冲颇费时日，一旦错过季风期，就得延误一年。
此时期，从日本到南朝的交通为沿岸航行。《文献通考·四裔考一》说：（倭人）其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故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这段记载常为论者所引，以为南道就是从日本直航中国江南，此乃误解。木宫泰彦氏认为，所谓“南道”，是指由百济横渡黄海而言上揭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译本），第35页。。此说甚是。
《宋书·倭国传》载倭王武上表说：“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说明倭国到南朝取的是辽东海路。这条路线历史悠久。东吴通辽东，其海船被魏将田豫于山东半岛的成山截获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六《田豫传》记载：“会吴贼遣使与〔公孙〕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以渡海，诏(田)豫使罢军。豫度贼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势，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汉武之观。贼还，果遇恶风，船皆触山沉没，波荡着岸，无所蒙窜，尽虏其众。”，即是明证。从前引日本史料A可知，倭国从高句丽求得向导一同前往“吴国”，说明当时高句丽到南朝，走的也是沿岸航路。《魏书·高句丽列传》记载：“至高祖时……时光州于海中得(高句丽王)琏所遣诣萧道成使余奴等送阙。”直到北魏明帝正光（520—525）初年，仍于光州海面截获萧梁赴高句丽使节 《魏书·高句丽传》记载：“正光初，光州又于海中执得萧衍所授(高句丽王)安宁东将军衣冠剑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于京师。”，可知当时南北交通都取沿岸航路。百济和中国交往，应该也是沿岸航行。
然而，自百济与高句丽成仇后，沿岸航行的道路被阻断，故百济王于北魏延兴二年（472）遣使冒险横穿黄海抵北魏，上表控诉高句丽道：“臣建国东极，豺狼隔路……谨遣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等投舫波阻，搜径玄津，托命自然之运，遣进万一之诚。”由“搜径玄津，托命自然之运”一语可知，横穿黄海乃是新开航路，且颇被视作畏途。北魏遣邵安回聘，为高句丽所阻，陆路不通。延兴五年（475），魏使邵安不得已转取海路，由山东东莱越海赴百济，结果“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 《魏书》卷一百《百济传》。。
三国曹魏和隋朝派遣到倭国的使者，都曾留下弥足珍贵的旅行记，他们从朝鲜出发，取沿岸航线，虽然前后相隔数百年，但旅途都花费了不少时日。《三国志·倭人传》记载：“从（带方）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庐国，……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东南至奴国百里，……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壹〔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最后，总计“自（带方）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此记载固然不太精确，但足以说明沿岸航行颇费时间，单程至少也得数月。
隋时航道情况大有改善，《隋书·倭国传》记载：“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聃罗国，经都斯麻国，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从朝鲜南部珍岛属岛（竹岛），穿过济州海峡到济州岛（聃罗国），再沿朝鲜海峡到对马岛（都斯麻国），穿过对马海峡到壹岐岛（一支国），进入九州岛（竹斯国），这段路程的记载清晰可考，说“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也正确，因为都是近海沿岸绕行，故称行程有“水陆三千里”之说，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和曹魏时的“万二千余里”相比，隋时的“水陆三千里”已经大为缩短，但同样需要数月方能抵达。以隋使裴世清为例，他出发的具体时间，史无明文，《日本书纪》“推古十五年（607）”条记载：“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至于筑紫。……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难波津。”亦即从日本九州岛进至大阪，花费近两个月。当然，这期间由于日本专门为隋使修筑新客馆而延宕，但也足以说明旅途费时。
因此，从日本出发，需要两年左右才能完成一次往返的地方，首先不会在隔海相望的朝鲜南部国家加罗，也不应是一年之中可以往返多次的高句丽。从日本出发，先到朝鲜半岛，再沿岸航行到江南，才需要花费许多时日 倭国赴中国的使船，一般由难波港（今大阪）起航，到九州岛筑紫大津浦港（今博德）休整并补充给养，然后再出航。如以《日本书纪》所载齐明天皇五年（659年）的遣唐使为例，其于七月三日自难波三津浦启程，先到筑紫大津浦休整，八月十一日重新出发，九月十三日到达百济南畔一岛，费时两个多月。再早的例子，如《三国志·倭人传》记载由乐浪郡船行至日本，虽然总的行期没有记载，但日本境内的一段路程，即从不弥国至投马国，就需要“水行二十日”，则整个行期可想而知。，加上变幻不定的气象海况、外交折冲和等候回国的信风，两年一往返的目的地显然是中国江南无疑。
第二，倭国和高句丽的关系。前引史料A记载倭国向高句丽索求向导，但是，当时倭国和高句丽处于交战状态，故不可信。然而，高句丽所派遣的久礼波、久礼志两位向导，其名字“久礼”的读音为“Kure”，恰与“吴”的读音相同，所以，有些学者将此作为“吴国”就是高句丽的论据。显然，倭国与高句丽的关系，成为揭开“吴国”之谜的又一关键。
根据1877年在今中国吉林省集安县发现的高句丽《广开土王陵碑》记载：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
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太王恩慈，称其忠诚。特遣使还，告以密计。
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即归服。安罗人戍兵，拔新罗城。盐城倭满。倭溃，城内十九，尽拒随倭。
十四年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石城，□连船□□□□□率□□□平穰□□□锋相遇，王幢要截荡刺，倭寇溃败，斩煞无数。据此，日本和高句丽分别于六年丙申（396）、十年庚子（400）和十四年甲辰（404）发生激战。404年，日本败后，双方未有战事。根据那珂通世氏考证，日本应神王死于戊午年，即公元418年那珂通世《上世年紀考》，《史学杂志》第8编第12号。。那么，应神三十七年应为414年。而广开土王死于412年，翌年，长寿王继立。从404年到414年的十年间，日本与高句丽的关系当有改善，特别是以高句丽新旧王更替为转机，两国恢复了和平关系。
东晋义熙九年（413），《晋书·安帝本纪》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记载：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高句丽和倭国同时遣使入东晋，引起池田温先生的注意，他从《太平御览》所引《义熙起居注》中，查到“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笙麝香”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一《香部一·麝》。，撰文考证日本古代物产，指出倭王所献貂皮人参，乃高句丽名产，故倭使是随高句丽使者一同到东晋的池田温《義熙九年倭国献方物をめぐって》，《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 歴史编》，日本东京，山川出版社，1977年。。也就是说，到413年时，日本与高句丽的关系已经大为改善，甚至相携到中国朝贡。此论证有力地支持了笔者的上述推断。
高句丽乃南北交通要地，在沟通东北亚民族国家与南朝的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携外国使节同赴南朝，非仅倭国一例。《宋书·符瑞志下》记载：“肃慎氏献楛矢石砮，高丽国译而至”，就是明证。携后进国家一同入朝，可以提高自身地位，故其他国家如百济，亦颇有此种举动。《梁书·新罗传》记载：“新罗，……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亦是一证。
前引日本史料A的纪年（414）与东晋义熙九年（413），有一年之差。这是由于日本古代的纪年不准确，具体纪年是推算出来的缘故。就基本史实而言，两国史籍的记载是一致的。这种吻合显然不是出于偶然。由此可知应神三十七年的记载既非虚构，也不是《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的错简，故日本史籍所称的“吴国”不是高句丽，而是中国南朝。
第三，倭国接待“吴国”使节的规格。根据前引史料H，“吴国”使节于雄略十四年正月抵达倭国住吉津，倭朝廷为欢迎吴使而专门开通矶齿津路。开路颇费时日，而且，倭朝廷也要为会见预作准备，所以到三月才派大臣专程前去迎接吴使，并将“吴国”工匠献于大三轮神前，告祭天神。四月，倭王命大臣宴飨吴使。这种接待规格，未见用于三韩使臣。类似的接待可见于《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608）”的记载：夏四月，小野妹子至自大唐。唐国号妹子臣曰“苏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从妹子臣至于筑紫，遣难波吉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为唐客更造新馆于难波津高丽馆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难波津。是日，以饰船卅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馆。于是，以中臣宫地连摩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为掌客。……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饰骑七十五匹而迎唐客于海石榴市衢。额田部连比罗夫以告礼辞焉。壬子，召唐客于朝廷，令奏使旨。……是时，皇子、诸王、诸臣悉以金髻华着头，亦衣服皆用锦紫绣织及五色绫罗。丙辰，飨唐客等于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飨客等于难波大郡。辛巳，唐客裴世清罢归。对隋使和吴使的接待何其相似。十分明显，倭国对“吴国”用的是接待上国的礼仪，远远高于对三韩使臣的接待规格。如前所述，这时期倭国与南朝交往的目的是谋求册封和控制朝鲜南部。而且，倭国一直以中国为上国，所以，接待的规格自然隆重。由此亦表明，“吴国”应是中国南朝。
以上三点，均表明“吴国”必为中国南朝无疑。
为慎重起见，还应当对日本古籍中“Kure”所用的汉字，收集起来，归纳分析。
《日本书纪》中，有读作“Kure”的朝鲜人名及地名。这里先将人名当中国籍明了者列示于下。
久礼志高句丽向导，与日本使节共赴东晋。应神三十七年二月久迟布礼（久礼尔师知于奈师磨里）新罗人，遣任那使。继体二十三年四月久礼斯己母任那人，遣新罗使。继体二十四年九月久礼叱及伐干新罗人，遣日本使。钦明二十二年
以上三韩人名字，虽然都读作“Kure”，却无一例写作“吴”。
地名读“Kure”者，如“久礼牟罗城”，《日本书纪》“继体廿四年九月”条记载，百济和新罗围攻任那，要捉拿倭国使臣毛野臣。“毛野臣婴城自固，势不可擒。于是二国图度便地，淹留弦晦，筑城而还，号曰久礼牟罗城。”此久礼牟罗城是百济和新罗临时修筑的边城，自与“吴国”无关。
再如“久礼山”，同书“钦明五年三月”条记载，新罗攻任那，据有久礼山，“近安罗处，安罗耕种；近久礼山处，新罗耕种”。久礼山明为新罗与安罗边界。若此等山野村夫到倭国，受到隆重接待，且能册封倭王，传播先进文化技术，则倭国古代史必须推倒重写。实际上，《日本书纪》也没有将此地名记作“吴”。
值得注意的，是《倭名抄》“伊势国壹志郡”条注“吴部”为“久礼倍”（Kurebe）；“阿波国麻殖郡”条注“吴岛”为“久礼之末”（Kuresima）。显而易见，“久礼”（Kure）之类，完全是一种表音文字，没有字义，犹如拉丁字母一般。而“吴”则是表意文字，所以要另外用“久礼”来标注发音。
日本古代虽有语言，却未创造出自己的文字。所以汉字传入之后，同时被用作表意文字和表音符号。朝鲜的情况也一样。因此，汉字一身而二任的现象，完全是以外国文字为本国语言载体的结果。而且，日语音素很少，同音词很多，若不加限制地和邻国语言进行对音，则可罗列出一大堆谐音词汇。因此，作日语语言考古研究时，必须牢牢把握历史文化背景的大前提，切忌孤证，以偏概全。
三韩人名是音译，使用的全是表音文字。而“吴衣缝”、“吴原忌寸”等使用的是表意文字，两者并未混淆。朝鲜人名和地名中的“久礼”从不写作“吴”，说明日本古史作者对此有清楚的区分。而且，在日本人中，也有以“久礼”为名者。《大日本古文书》第16册第569页就记载了一位名叫“久礼息万吕”的日本人，可见“久礼”一音并非专指朝鲜人名或地名，不能作为考证“吴国”的根据。
最后，再看看其他有关吴国的记载。《日本书纪》“推古十七年（609）四月”条记载：筑紫大宰奏上言：“百济僧道欣、惠弥为首一十人，俗人七十五人，泊于肥后国苇北津。”是时，遣难波吉士德摩吕、船史龙以问之曰：“何来也？”对曰：“百济王命以遣吴国，其国有乱不得入，更返于本乡。忽遇暴风飘荡海中，然有大幸而泊于圣帝之边境，以欢喜。”如果“吴国”是百济、新罗和加罗的边邑，甚至是高句丽，则百济使节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取海路前往，更没有遇暴风飘荡到日本的道理。实际上，“吴”不只读作“Kure”，也有按汉字音读作“Go”的例子。譬如核桃，日本平城宫出土木简作“胡桃”，也写作“吴桃”，不仅证明“吴”和“胡”谐音，还表明“吴桃”一词来源于“吴实”，是经由江南传入日本的。
《日本书纪》明确以“吴”指中国者，非止一例，“白雉五年（654）七月”条记载：褒美西海使等奉对唐国天子，多得文书宝物，授小山上大使吉士长丹以小华下，赐封二百户，赐姓为吴氏。日本将遣唐使称作“西海使”，益证前述“吴”的读音源于西方之意无误。而吉士长丹因出使唐朝得赐“吴氏”姓，则“吴”必指中国，绝无指称朝鲜之理。
更明显的例证是日本直接将前往唐朝的航路称作“吴唐之路” 《日本书纪》“齐明五年（659）七月”条记载：“遣小锦下坂合部连石布、大山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其注记载：“《伊吉连博得书》曰：同天皇之世，小锦下坂合部石部连，大山下津守吉祥连等二船，奉使吴唐之路。”。这些虽然是遣唐使时代的例子，但以“吴”称中国，无疑是前代遗俗。其时，中国已经重新统一，故“吴国”也由江南引申为总称中国。
综上所述，“吴国”就是指中国江南，毋庸置疑。
第四节 “吴国”文物
一、 染织品
倭国遣使到南朝的目的，首先在于谋求册封。那么，《日本书纪》所载倭国向南朝求取纺织工匠一事，是否尽为虚饰之辞呢？并非如此。
1990年7月10日，日本《读卖新闻》附载照片报道，在佐贺县神埼町朝日北遗迹，发掘了七十八座弥生文化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中期的瓮棺。在其中一座较大的瓮棺内，发现一具成年男子尸体，胸部至胫部残存数十片绢片。经京都艺术短期大学客座教授小谷次男鉴定，这些绢片使用的是粗细不同的丝，有五种织法，染成紫、红、黄、白和茶色，属于中国江南的染织技术。也就是说，这些绢来自中国南方地区。这一重要发现使我们进一步确认，早在公元1世纪，日本就已经和中国江南有着文化技术上的交流，并存在向中国江南求取染织技术的传统。显然，《日本书纪》所说的倭国向“吴国”求取纺织工匠一事，应从此传统去认识。
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集团，如秦氏和东汉氏，均与纺织技术有关。今井启一《帰化人と蠶桑機織》一文今井启一《帰化人と蠶桑機織》，收于氏著《秦河胜》，日本京都，综艺舍，1968年。，力证日本的纺织技术非始自秦氏传入。今井博士的见解，基本上是成立的。秦氏是4、5世纪的大陆移民，而在此之前，中国史籍《三国志·倭人传》已经记载倭国产锦，如倭女王“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张)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即可为证。但从“异文杂锦”的记载看，其织锦技术显然不高，至于“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的服饰，则更为低下。因此，不断从海外吸收先进技术，实属必要。
反映日本和江南染织技术联系的历史痕迹，大量保存在日语当中。例如，日本将蚕叫做“呉の蚯蚓”，将纺织业移民及其织品叫做“呉织”，将按照中国南方织法织成的绫叫做“呉服”等等。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里，也有这方面的诗篇：呉藍の八塩の衣朝な旦な穢れはすれどもいやめづらしも。(第2623首)
外のみに見つつ恋せむ紅の末摘花の色に出でずとも。(第1993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杨烈译《万叶集》，将上引二诗译作：“几重染衣色，晨起已污秽，虽则已云污，此衣仍可爱”；“徒观外表荣，此恋难为则，红色末采花，纵然未出色。”聊可达意。但译者似未解“吴蓝”即为“红”，乃由红花提炼的染料。故经其翻译之后，此专有名词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诗歌为语言的艺术结晶，翻译不易，故此略加指出，无意苛责之。(2)诗中的“吴蓝”和“红”，是红色染料，从红花中提取而来，相传原产于埃塞俄比亚或阿富汗一带，经印度传入中国，再由江南传往日本，故日本称之为“吴蓝”。与之相对的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辛蓝”也写作“韩蓝”。在日语中，“辛蓝”之“辛”，与“韩”同读作“Kara”，故日本常将“韩”写作“辛”。《万叶集》第2278首诗：“恋ふる日の气长くあればわが园の辛蓝の花の色に出でにけり。”上引《万叶集》杨烈译本作：“相思相恋时，岁月长无极，上苑有红花，花颜已出色。”亦为意译。，由原产于亚洲热带的鸡头草提炼而成。漂染和纺织技术相辅相成，中国江南的染织技术显然和朝鲜有别。日语中保存许多和江南有关的染织词汇，足见当日影响之深远。
二、 陶瓷金具等
南朝文化对倭国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清晰可见。《日本书纪》“推古廿年”条记载：是岁，自百济国有化来者，其面身皆斑白，若有白癞者乎。……仍令构须弥山形及吴桥于南庭，时人号其曰路子工，亦名芝耆摩吕。据说江南海滨土著民中颇有白身者，此问题留待医学专家赐教。引文中的吴桥，显然就是江南水乡的建筑样式。江南水网纵横，为便利船只往来，河桥筑成拱形，两侧有栏杆，有的还加筑屋盖以避雨。日本将阶梯式拱桥称作“吴桥”。有趣的是，在日本，“吴”常与“韩（辛）”成对出现。“吴蓝”与“韩蓝”成对，已见上述。“吴桥”同样也和“韩桥”成对。《三代实录》“元庆三年（879）九月廿五日”条记载：“是夜，鸭河辛桥火，烧断大半”；《类聚三代格》收载“延喜二年（902）七月太政官符”《应置守韩桥丁二人事》。韩桥为水平架设，与吴桥明显不同。
日本古坟时代（3、4世纪之交至7世纪）使用一种称作“须惠器”的陶器，据专家考证，其制作技术系由百济、新罗和伽耶传入。但烧制须惠器的窑和陶制品，却与中国江南陶器十分相似。杨泓教授指出前引杨泓《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烧制须惠器的“登窑”，和中国江南地区的“龙窑”相似。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叫做“五联壶”的陶器，壶的肩部附有四个形状相同的小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和浙江省发现不少这类陶器奉化县文管会《奉化白杜汉熹平四年墓清理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吴玉贤《浙江上虞蒿坝东汉永初三年墓》，《文物》1983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五塘村发现六朝早期墓》，《文物资料丛刊》第8期；屠思华等《南京梅家山六朝墓清理记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武义县文管会《从浙江省武义县墓葬出土文物谈婺州窑早期青瓷》，《文物》1981年第2期。，可见在江南地区相当流行。在日本大阪府河南町东山一须贺出土的须惠器中，也发现一种“子持壶”（母子壶），同样是在壶的肩部附有四个形状相同的小壶，与中国江南的“五联壶”极其相似。相同风格的壶，在百济遗址也曾发现。从江南经百济到倭国，是连接东亚的传播路线。
1931年，广州西郊大刀山东晋太宁二年（324）墓出土十九件鎏金铜带饰胡肇椿《广州市西郊大刀山晋冢发掘报告》，广州黄花考古学会编《考古学杂志》创刊号，1932年。。20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又从江苏省宜兴县的西晋周处墓中发现形制相同的银带饰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饶有意味的是日本奈良县新山古坟也发现了铜带饰《日本の古代》第三卷所载彩色图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其形制和花纹，与中国上述两地出土的带饰毫无二致。所以，杨泓教授认为，新山古坟的铜带饰是从当时中国江南输入日本的前引杨泓《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
日本的金属制品，从形制到工艺都深受南朝的影响。1985年，日本奈良县藤ノ木古坟出土雕有象、鸟和龟等动物的金铜制马鞍 前引《日本の古代》第三卷所载彩色图版。。以往的研究多认为日本的制鞍技术来自朝鲜，但此次出土马鞍上的象雕，却不能不引起反思。过去认为象雕出现于汉代以后，然而湖北省天门石家河出土大约四千年以前的写实捏雕大象刘安国《天门石家河出土的红陶小动物》，《江汉考古》1980年第3期。，把我国象雕的出现提前到龙山时代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到汉代，出现了不少“象舞”图像或明器，表明“象舞”已颇流行。有的象身上配有鞍具，同时还常伴有伎乐俑和其他动物陶俑出土贾峨《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文物》1982年第9期。。日本藤ノ木古坟出土的鞍具，雕有象、鸟和龟等动物，象身上还有骑象者，明显取材于“象舞”艺术。而且，鞍具很可能出自汉工匠之手，不论他们直接来自中国或转自朝鲜半岛。
南朝文化的传播，有三条路线，即直接由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沿琉球群岛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百济文化深受南朝影响，笔者曾有专文论证韩昇《四至六世纪百济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七回百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百济社会的诸问题》，韩国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1994年。。《北史·百济传》说：(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又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无道士。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樗蒲、弄珠、握槊等杂戏，尤尚奕棋。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这些记载显示百济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且与中国文化极其相似，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确知是由南朝传入的。例如，《宋书·百济传》说，宋元嘉二十七年，百济“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二》称，枕流王元年“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皆为明证。
另一方面，百济也积极向日本转输南朝文化。《日本书纪》神功皇后五十二年九月记载，百济“则献七支刀一口、七子镜一面，及种种重宝”。七子镜系指镜纹内区雕有七个形同小镜的镜乳一类的镜。南朝梁简文帝所作《望月》诗中说：“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可见七子镜也是南朝流行的镜类。在百济武宁王陵里，发现了一面七子镜。
百济不但将南朝器物转输给日本，而且如前所述，还向日本轮番派遣南朝的儒学博士。这样，百济向日本输出“吴国”的人才和文化就不足为奇了。了解了南朝文化传播的背景和路线后，自然不会认为“吴国”位于朝鲜。
南北朝时代，东亚居主流地位的是南朝文化，其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方面，而且还深刻地表现在精神文明方面。日语中的“吴音”就是明显的例证。唐以前，日本使用的是吴音，僧文雄《三音正》说：“窃按乃昔之世，惟吴音之用。……本邦国名亦然，曰日本，曰萨摩、播摩、丰前、丰后、备前、备后、但马、对马、美浓、伊豆、武藏，其从音者无一不依吴。……如古先帝号亦多从吴。其有汉者，后人为之。何者？延历之前靡有汉音，而杂之者岂不后人所为邪。”时至今日，日语里还保留许多吴音。而通过语音考古，亦可略示江南文化传播之一斑。试举数例为证。
《汉书·地理志下》“吴地”条记载：“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颜师古注说：“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日语“吴”读作“Kure”，或应源于“钩”音。
《穀梁传》“襄公五年”条记载：“吴谓善伊，谓稻缓。”故吴地“善稻”（盱眙）读作“伊缓”。而日语“稻”读作“ine”，源于吴语。
《诗经·周南·汝坟》：“王室如。”《类篇》说：“，虎尾切，火也。……楚人曰。”日语“火”读作“Hi”，谐音。
日本古籍与佛经都用吴音诵读，到平安时代，日本大力推广唐朝文化，用唐音来纠正吴音。唐开元年间，袁晋卿随遣唐使到日本，在日本大学寮教授汉语。日本高僧空海赞扬他“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亦即他用唐代的语音改正日本原来的江南“吴音”。然而，吴音根深蒂固，难以完全纠正，特别是佛徒强烈抵制，故至今古籍和佛经仍保留大量吴音。据说日本和尚习惯用吴音诵经，所以汉文尤善。
日本的吴音，不少是由百济传入的。《朝野群载》引《对马贡银记》记载《朝野群载》三十卷，日本算博士三善为康编。根据自序记载，成书于永久四年（1116），以后又有所增补。是著分类汇编平安时代的诗文、宣旨、官符和书札，是研究该时代的重要文献。，钦明天皇时代，对马岛上有一位比丘尼用吴音传播佛教，故吴音也称为对马音。钦明天皇时代的官方佛教是由百济政府传给日本的，这位比丘尼大概也是来自百济。不过，佛教传入日本的问题相当复杂，下一章专门探讨。
第五节 “吴国”移民及其事迹
从上一节可以看出，南朝文化对日本乃至百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毋庸赘论，如此多方面、深层次的文化传播，自然也是通过频繁的人员交流，特别是移民来实现的。《新撰姓氏录》著录了不少来自“吴国”的移民氏族，兹整理为下表。
氏族名谱牒内容出处和药使主出自吴国主照渊孙智聪也。天国排开广庭天皇〔谥钦明〕御世，随使大伴佐弖比古，持内外典、药书、明堂图等百六十四卷，佛像一躯，伎乐调度一具等入朝。男善那使主，天万丰日天皇〔谥孝德〕御世，依献牛乳，赐姓和药使主，奉度本方书一百卅卷、明堂图一、药臼一，及伎乐一具，今在大寺也。左京诸蕃下牟佐村主出自吴孙权男高也。左京诸蕃下松野连出自吴王夫差也。右京诸蕃上工造出自吴国人太利须须也。
出自吴国人田利须须也。同上
山城国诸蕃祝部工造同祖，吴国人田利须须之后也。
同上。右京诸蕃下
山城国诸蕃额田村主出自吴国人天国古也。
《坂上系图》所载东汉氏集团内含额田村主。大和国诸蕃
逸文刑部造出自吴国人李牟意弥也。河内国诸蕃茨田胜出自吴国主孙皓之后意富加牟枳君也。大鹪鹩天皇〔谥仁德〕御世，赐居地于茨田邑，因为茨田胜。同上蜂田药师出自吴主孙权王也。
出自吴国人都久尔理久尔也（古记云：怒久利）。和泉国诸蕃
同上高向村主吴国人小君王之后也。
出自魏武帝太子文帝也。
《坂上系图》所载东汉氏集团内含高向村主。
未定杂姓
右京诸蕃下
逸文吴原忌寸《坂上系图》所载东汉氏集团内含吴原忌寸。同上吴服造出自百济国人阿漏史也。河内国诸蕃吴氏百济国人德率吴伎侧之后也。未定杂姓牟佐吴公吴国王子青清王之后也。同上小豆首吴国人现养臣之后也。同上吴公天相命十三世孙雷大臣命之后也。山城国神别和药使主自称“吴国主照渊孙智聪”后裔。《三代实录》“贞观六年（864）八月十七日”条记载：“左京人右近卫将曹正六位上和药使主弟雄、式部位子从八位下和药使主安主、兵部位子从八位下和药使主黑麻吕等，改使主赐宿祢。其先，吴国人智聪也。”由此可知，此氏族的始迁祖应该是智聪。而南朝皇帝无一人名“照渊”者，若以谐音字求之，则疑为“萧衍”。
和药使主一族随大伴佐弖比古到日本。大伴佐弖比古即大伴狭手彦连。根据《日本书纪》“钦明廿三年（562）八月”条记载：“天皇遣大将军大伴连狭手彦，领兵数万伐于高丽。狭手彦乃用百济计，打破高丽，其王窬墙而逃。狭手彦遂乘胜以入宫，尽得珍宝货赂、七织帐、铁屋还来（旧本云：铁屋在高丽西高楼上，织帐张于高丽王内寝）。”这是一则自吹自擂的记载。查《三国史记》，是年高句丽与百济无战事，更没有倭军攻入高句丽王宫之类惊天动地的事件。倒是在朝鲜南部，发生了“新罗打灭任那官家”《日本书纪》“钦明廿三年（562）正月”条。《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二十三年（562）九月”条也记载了新罗征服加耶，以及与百济交战的事件。的事件。同时，百济和新罗也爆发边境冲突。倭国在朝鲜南部的势力遭到打击，其将军回天乏术，便到朝鲜抢了几位美女、若干工艺品回国塞责。和药使主一族大概就是此时从百济被裹胁而来的南朝人士。
和药使主附会崇信佛教的梁武帝为始祖，显然是表明其为梁人。如果进一步将其始迁祖智聪的名字，以及携来大量佛典等事联系起来考虑，则可以推测其为佛徒。和药使主在向倭国传播南朝文化方面颇有贡献，由他带到倭国的物品有内外典和佛像、医药书籍及乐器等。内典就是佛教经典，外典则指儒家典籍。如下一章章所论，倭国佛教首先由中国江南传入，和药使主是早期的传播者之一。关于医药书籍，根据《隋书·经籍志》推测，大概是东晋葛洪撰《肘后方》、梁陶弘景撰《名医别录》和《神农本草经》等参阅佐伯有清《新撰姓氏录の研究》考证篇第五，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83年，第13页。，还有针灸穴位图谱《明堂图》 《隋书·经籍志》收录《明堂孔穴图》三卷，《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藏人图》一卷等书目。日本法令规定医针生的必修科目，如《令义解》所载《养老医疾令》“医针生初入学”条规定：“医针生，初入学者，先读《本草》、《脉决》、《明堂》，……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医针生受业》条规定：“医针生，各分经受业，……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佛徒传教，多兼行医，如唐朝迁居日本并对其医药学贡献卓著者，有鉴真和尚。而且，佛徒多善音乐声律。南朝译经事业发达，因模拟西域读经的方法而发明四声，遂推动永明（南齐武帝年号，483—493）文学兴盛参阅陈寅恪《四声三问》，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和药使主是来自佛教盛行的南朝佛教徒，自然喜好音律，故其携带品中有伎乐调度一具。到倭国以后，行医成为其家族世业，而音乐也家传不衰。这可从上引谱牒后半段记载得到证实。谱牒说智聪于钦明天皇时迁居倭国，其子善那使主于孝德天皇时进献药书和乐器。从钦明天皇到孝德天皇，相距百年，故善那使主不是智聪之子，而至少应为孙辈。所以，这段记载适足以说明其家世。
南朝音乐，对东亚诸国影响颇巨。《日本书纪》“推古廿年（612）”条记载：百济人味摩之归化，曰：“学于吴得伎乐舞。”则安置樱井而集少年令习伎乐舞。于是真野首弟子、新汉齐文二人，习之传其舞。此记载反映了南朝音乐经由百济传入倭国的情形。
在日本古代，南朝乐舞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令义解》职员令、雅乐寮规定：“伎乐师一人，掌教伎乐生，其生以乐户为之。”“伎乐”注说：“谓吴乐，其腰鼓亦为吴乐之器也。”由此可知，吴乐在日本也称作伎乐，属于中央法定的雅乐。各大寺院也演出吴乐，可见流行甚广。各地上演吴乐，故南朝乐舞器具大量传入日本，各地的寺院文书可以略示一斑。天平十九年（747）二月十一日《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记载，该寺藏有“伎乐壹拾壹具、……吴公壹面〈衣服具〉”；宝龟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大寺资财流记帐》记载，该寺吴乐器具有“吴乐器二具、……吴公二面、……吴女二面、……吴鼓六十具〈四十具官纳、廿具大宰帅家纳〉”；《上野国交替实录帐》法林寺资财条记载：“吴乐具玖种、……吴公陆面”。至于“吴公”、“吴女”的伎乐假面具实物，保存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等地参阅韩昇《正仓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牟佐村主“牟佐”也写作“身狭”，是大和国高市郡地名。此处为东汉氏集团的聚居地。“孙权男高”，似有脱字，指孙权所立太子孙登。《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记载：“孙登字子高，权长子也。魏黄初二年，以权为吴王，……是岁，立登为太子。……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是岁，赤乌四年也。”牟佐村主谱系上的始祖记载，颇与中国史籍相符。而且，以字尊称孙登等细节，也符合中国习惯。因此，其谱牒很难说是朝鲜移民伪造的。《坂上系图》记载，牟佐村主一支隶属于东汉氏集团。《宋书·倭国传》所收录的倭王武上表，系用工整的骈文撰就，文辞远胜于日本人所撰《日本书纪》或朝鲜人所撰《三国遗事》等。即使《宋书》作者沈约在收录表文时有所润色修饰，这样的文章也绝不可能出自外国人之手。故此篇表文很可能是倭国派往南朝的使臣牟佐村主青和桧隈民使博德所作。由此看来，牟佐村主应是中国江南移民。
牟佐村主一族大概属于较有影响的移民，故迁徙到日本后，其头领颇受重视。《日本书纪》“雄略二年十月”条记载：“置史部、河上舍人部。天皇以心为师，误杀人众，天下诽谤言：‘大恶天皇也。’唯所爱宠，史部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等。”如前所述，雄略王重视同南朝的关系，故重用东汉氏移民集团。身狭村主青在雄略朝负责对南朝的外交，两度出使南朝，如雄略八年二月，“遣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使于吴国”；雄略十二年四月己卯，“身狭村主青与桧隈民使博德，出使于吴”，并为日本招聘来南朝工匠《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其族人见诸文献记载者，有左大臣舍人正八位下牟佐村主相摸，纪伊国名草郡拟少领从八位上牟佐村主（阙名），纪伊国名草郡能应村能应寺知识武藏村主多利丸等以上诸人，分别见《续日本纪》“和铜三年（710）七月丙辰”条；《平安遗文》第一册，第112页；《日本灵异记》下，岩波书店，1996年。，似乎都从事一般性文书工作。
牟佐吴公根据今井启一博士推测，牟佐吴公与牟佐村主原系同族，都属于东汉氏集团。后来，牟佐村主家族中的一支迁徙到摄津国武库郡见佐村，改称牟佐吴公今井启一《帰化人》，日本京都，综艺社，1974年，第70—71页。。此氏族自称为“吴国王子青清王之后”。查东吴到南朝的皇族，并无所谓的“青清王”。既然牟佐吴公原出自牟佐村主，则“青清王”应该就是上述身狭村主青。
松野连自称出自吴王夫差。上表基本是中国三国时代以后的移民氏族，松野连谱系已经散佚不全，其后应有“若干世孙某某之后也”之类记载。此氏族缺乏其他史料可资考证。
工造和祝部表中所列四条史料均记载田（太）利须须为吴国人。可是《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下》记载：“上胜，出自百济国人多利须须也”；同书《山城国诸蕃》记载：“胜，上胜同祖，百济国人多利须々之后也”。田（太、多）利须须是音译，原名已不可考。从译名看，似为百济人。但是，《和州五郡神社神名帐大略注解卷四补阙》“子岛神社”条记载：“帐云：高市郡吴津孙神社，在桧隈乡子岛村寺边。……或曰：……彼吴国使人田利须々，奉祀身狭村主远祖祖吴孙权男高灵于吴野，为其祝部，是故负氏而已。”由此可知，田利须须原为吴国使人，是上述几支氏族的始迁祖，其所附会的始祖是东吴孙权的太子孙登。工造是手工业部民，与祭神氏族祝部一同居住于东汉氏集团聚居地的高市郡。根据这几点推测，工造和祝部也应是中国江南的移民。上胜和胜这两支氏族，应是从东汉氏集团中独立出去的百济移民，他们隶属东汉氏集团时，与工造等组成同一氏族团体。
额田村主额田乃地名，故此氏族应是居住于大和国平群郡额田乡的吴人。据《坂上系图》记载，额田村主隶属于东汉氏集团。额田乡一带是大陆移民聚居的地方，此地还有另外一支高句丽移民氏族。《日本书纪》“仁贤六年（约6世纪初）九月己酉朔壬子”条记载：“遣日鹰吉士使高丽，召巧手者。……是岁，日鹰吉士还自高丽，献工匠须流枳、奴流枳等，今倭国山边郡额田邑熟皮高丽，是其后也。”《大和志》“山边郡古迹”条记载：“额田邑，嘉幡村西十町许，有皮工邑，邻平群郡额田部。” 大概自高句丽迁来的制皮工匠，最初由东汉氏管理，以后独立，故应属于另外一支移民氏族。
刑部造没有其他史料可资参考，其族人有刑部造韩国《日本书纪》“持统天皇八年（694）六月”条。，故有可能是韩国移民。
茨田胜 因居住于河内国茨田郡茨田乡而得名。据佐伯有清氏考证前引佐伯有清《新撰姓氏录の研究》考证篇第五，第402、458页。，谱牒中的意富加牟枳君或为意宝荷罗支王。意宝荷罗即朝鲜南部的金官加罗。另据《古事记》“仁德天皇”条记载：“役秦人作茨田堤及茨田三宅。”可知茨田郡有不少秦氏移民。茨田胜一族或因与中国移民杂处，或曾经有过隶属关系，因而自称东吴末帝孙皓之后裔。
蜂田药师因居住于和泉国大岛郡蜂田乡而得名。《续日本后纪》“承和元年（834）六月辛丑”条记载：“和泉国人正六位上蜂田药师文王、从八位下同姓安游等赐姓深根宿祢。其先百济国人也。”今井启一博士指出，蜂田药师为百济人的记载，是因为其家族经由百济迁徙到倭国的缘故，其实是来自中国江南的移民 前引今井启一《帰化人》，第184页。。如其氏名所示，蜂田药师一族精通医术，世代行医，还将中国医书介绍给日本。京都市右京区仁和文库珍藏的国宝《黄帝内经太素》二十三卷，其卷十七《证候之一》跋记载：“保元元年润九月廿六日以家本移点校合了，蜂田药师船人本云々，宪基”，就是明证。其族医官辈出，如深根宿祢宗继先后担任针博士、内药正、医博士和侍医；蜂田岑范任典药大属；深根辅仁为医博士。平安时代著名的行基和尚的母亲，也是蜂田药师族人 深根宿祢宗继，《三代实录》“贞观九年（867）二月十一日辛巳”条记载：“外从五位下行针博士深根宿祢宗继为医博士”；“元庆三年（879）十一月二十五日庚辰”条记载：“内药正兼医博士深根宿祢宗继，……从五位上”；“仁和三年（887）二月二日丙午”条记载：“从五位上行内药正兼侍医针博士深根宿祢宗继为（加贺）介”。蜂田岑范，《三代实录》“仁和元年（885）八月十九日辛未”条记载：“典药大属蜂田岑范”。深根辐仁，延长三年（925）二月一日《医博士等连署申文》记载：“方今典药头菅原朝臣行贞门徒权医博士深根辐仁”。行基和尚的母亲，《行基大僧正墓志》记载：“厥妣蜂田氏，讳古尔比卖，河内国大岛郡蜂田首虎身之长女也”。。蜂田药师一族对日本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巨大，以致成为日本法定的医家。《令义解·医疾令》注文说：“谓药部者，姓称药师者，即蜂田药师、奈良药师类也。”
高向村主如上表所示，其谱系虽有三种不同的记载，但均附会中国皇室为始祖，故应为中国移民，大概属于支族独立而产生的谱牒矛盾。
吴原忌寸《日本书纪》“雄略十四年三月”条记载：“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吴原忌寸即得名于此地名，是身狭村主等从南朝招聘来的工匠。在日本古文书里，可以见到许多吴原忌寸族人的名字，大都与写经有关。《日本灵异记》下卷《用网渔夫值海中难凭愿妙见菩萨得全命缘第卅二》记载了吴原忌寸妹丸于海中遇难，为妙见菩萨所救的故事。如后所述，佛教最早由中国江南传入倭国，先是在大陆移民中流传。吴原忌寸一族事迹中的佛教色彩，或许多少与此有关。
吴服造《古事记》“应神天皇”条记载：“百济国，……又贡上手人韩锻，名卓素，亦吴服西素二人也。”据此推测，吴服造大概是从百济迁到倭国的。
吴氏《日本书纪》“白雉五年（654）七月”条记载：“褒美西海使等奉对唐国天子，多得文书宝物，授小山上大使吉士长丹以小华下，赐封二百户，赐姓为吴氏。”吴氏旧姓吉士，吴是后来改赐的姓，不属于本章考察的对象，故不赘论。
吴公和小豆首从吴公的谱牒来看，显然是冒充日本神别氏族者。此二氏未见其他史料，无从论考。
在各种史籍和古代文书中，可以找到近百名出自“吴国”的移民。其中有可能略作论考者，兹再举数例于下。
吴胜 《风土记》“播磨国揖保郡大田里”记载：“所以称大田者，昔吴胜从韩国度来，……其又迁来于揖保郡大田村。”今井启一博士认为，吴胜乃是吴人的后裔今井启一《帰化人》，第45页。。“胜”姓常见于朝鲜移民之中，所以，即使是吴人后裔，也应与朝鲜移民关系颇深，或者也有可能是百济人。
吴服（吴织）、汉服（穴织） 《日本书纪·应神天皇纪》记载，阿知使主自吴国携来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回到倭国时，应神王已经去世，所以，阿知使主将吴国织妇献给仁德王。今池田市室町仍保存一座吴服神社，社内供奉织姬和仁德王。附近有座猪名津比古神社，祭祀阿知使主，还有安葬吴织的梅室。池田市小坂前町五月山腰，另有一座穴织社，供奉穴织姬和应神、仁德两位大王。该神社境内同样有座祭祀阿知使主和都加使主的猪名津彦神社，还有安葬穴织姬的姬室 今井启一《帰化人》，第57页。。这些神社显然是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而设立的，反映出吴国织女到达倭国之后，可能就居住在这一带。有趣的是，根据上述两神社缘起记载，阿知使主在猪名海滨的川边郡小坂田村停泊时，惊悉应神王去世，急速赴京，留下都加使主保护吴国织妇。当时风大浪高，都加使主将船系于岸边待命。由于这个缘故，此地被称为“唐船渊”；而横跨于猪名川上的桥，被称作“吴服桥”。唐朝的出现，迟于吴国织妇到倭国的年代。不过，无论是“唐”，还是“吴”，显然指的都是中国。民俗资料和史籍参证，都说明“吴国”织妇乃是中国江南的移民。
贵信《日本书纪》“雄略十一年七月”条记载：“有从百济国逃化来者，自称名贵信。又称：贵信，吴国人也。盘余吴琴弹壃手屋形麻吕等是其后也。”李永植氏引《三国史记》所载“罗古记云：加耶国嘉实王见唐之乐器而造之”，认为吴琴乃是加耶国模仿唐琴而制作的加耶琴，却被日本人误认为中国乐器 前引李永植《古代人名からみた“吴”》。。然而，唐是后代国号，在雄略王所处的5世纪，唐朝远未建立，何来加耶国仿造唐琴输出日本之说？本章第三节引述《义熙起居注》时，已经得知，义熙九年倭使入朝时，南朝曾“诏赐细笙麝香”。若再参照和药使主将南朝乐器传入倭国及南朝乐舞在东亚诸国流传的情形，则贵信所传之“吴琴”乃中国江南乐器，完全可以确认。贵信本人也是经由百济迁徙到倭国的南朝人。
综上所述，中国江南文化主要是依靠中国移民传播的。和南朝文化传播途径一样，日本古代的江南移民也来自两个方面，即直接来自中国，以及经由朝鲜，特别是百济，再转徙到倭国。由于有经由百济的传播路线存在，所以，南朝的文化及其移民便附带上更加复杂的因素。如上述对江南移民的分析所见，江南移民中确实混入了小部分朝鲜移民。但是，根据这些朝鲜移民的存在，或仅根据日本和朝鲜语言对音研究来论证“吴国”或“吴人”是朝鲜或朝鲜人，随意性太大，难以成立。这种现象不能用伪冒谱牒说做解释，而应该从移民的迁徙过程，到日本后的组织归属、居住情况和职业关系方面去认识。“吴国”的所在，更应从地理的、历史的和文化等方面综合考察，才能作出判断。
在中国南北朝时代，倭国、百济等东亚国家都视南朝为正统，和南朝保持国家关系，接受南朝的册封。因此，南朝文化对东亚的影响极为深远。就倭国而言，南朝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于儒学和佛教、语言习俗、医学、音乐、金属锻造和染织技术等方面。这些文化技术传播到日本之后，能够发扬光大，则南朝移民的作用和贡献尤其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