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朝向百济的文化传播
南朝向东亚的文化传播，百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百济和南朝有着长期友好关系，积极向南朝引进文化。南朝也把百济作为在东亚的重要友邦，给予特殊的礼遇，尽可能满足百济的要求，将大量先进的文化技术输往百济。
两汉时代，朝鲜半岛南部隶属于乐浪郡管辖。公孙康据辽东，分乐浪郡南面之地设置带方郡，马韩、辰韩都受其管辖。汉魏动乱之际，大批郡县管辖之民流入朝鲜半岛南部。《三国志·魏书·韩传》记载：桓、灵之末，韩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南史·百济传》记载：言语服章略与高丽同，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大批郡县民自北往南流入，把许多外来的文化传入半岛南部，这可以在墓制、壁画、漆器等出土遗物上得到充分的证明参阅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所以，百济和新罗的文化，早期深受乐浪和带方郡的影响。
一、 南朝、百济和倭国的文化传播路线
南北朝时代，百济在文化上出现重要的转型，亦即从乐浪、带方文化传统向南朝文化的转变。因此，输入南朝文化至关重要。
南朝文化在百济的传播，如前引《周书·百济传》的记述，涵盖面很广，从天文、历法、地理、医药到历史、卜筮、宗教、游戏等方面。文献的记载，可以在出土文物上得到印证。兹举二例为证。
上世纪中叶，韩国在谷城郡观音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尊破损的佛教头像。韩国有些学者曾进行研究鉴定，认为此头像为佛陀，属元代雕塑。2001年，我应邀到当地对此头像作鉴定，与中国所发现的历代佛教塑像加以比较鉴定，确认了以下几点：
第一，此为石质雕像，而非韩国学者所认为的陶质雕像。
第二，头像丰满圆润，面带微笑。即韩国所称的“百济式微笑”。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称之为“童子面佛像”的造型，出现甚早，广泛流行于南朝，而与元代佛像造型风格迥异。因此，完全可以判定，此头像的年代，属于南朝。
第三，从头部破损处残留的雕刻形状判断，此头像并非佛陀，而是菩萨。由于头顶部分破损严重，故无法进一步判断是否为观音菩萨头像。
第四，此头像的南朝风格十分突出，应是南朝雕塑。也就是说，很可能不是百济制作，而是从南朝输入的。
以上几点，对于东亚古代交往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谷城郡在古代济倭交流上，地位特殊。古倭国向大陆获取资源，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铁资源。《三国志·魏书·弁韩传》记载：国出铁，韩、、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也就是说谷城郡为古代著名的铁产地，供给朝鲜南部和乐浪、带方二郡，乃至输出倭国。此记载可以获得文献和实物的证明。
谷城郡在韩国南部光州东北，古时名为谷那。《日本书纪》“应神八年（277）三月”条引《百济记》记载：阿花王立无礼于贵国，故夺我枕弥多礼，及岘南、支侵、谷那、东韩之地。是以遣王子直支于天朝，以修先王之好也。“谷那”即今日的谷城郡。《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三十九“谷城县”记载：“本百济欲乃郡，新罗改今名。”该地有大荒川、鸭绿津、鹑子津。《日本书纪》“神功五十二年（252）九月”条记载：久氐等从千熊长彦诣之，则献七支刀一口、七子镜一面，及种种重宝，仍启曰：“臣国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铁山，其邈七日行之不及，当饮是水，便取是山铁，以永奉圣朝。”鲇贝房之进《日本书纪朝鲜地名考》“谷那铁山”条根据上引文中“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铁山”，判断此水为临津江或者礼成江，故推测“谷那铁山”为黄海道谷山郡。《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十二“谷山郡”记载：“本高勾丽十谷城。”但其山川记载中未有江，不符合“西有水”。所以，推断“谷那铁山”为高句丽所有的谷山郡，颇为可疑。百济在高句丽领地制作七支刀和七子镜赠送给倭王，难以想象。所以，“谷那铁山”乃应在今日谷城郡，此地明确有大荒川等水的记载。我在谷那考察时，就见山谷间河水流淌，河上还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廊桥，甚为美丽。
日本明治时代在奈良天理市石上神宫发现一柄七支刀，刀上铭文对于日本古代史及对外关系史研究十分重要。前面已经引录全部铭文，其中有：泰□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百济王世□奇生圣音故为倭王旨造东晋太和四年，亦即公元369年。日本5世纪以前的纪年要加上一百二十才符合历史，故神功五十二年应为372年。石上神宫发现的这把为倭王造的七支刀，时间上同《日本书纪》记载的百济赠送倭国的七支刀十分接近。所以，日本学界一般推测就是百济赠送的七支刀。
由此越发显示出谷城郡的重要性。在当地，还发现了记录百济与东晋交往的口述史《玉果县圣德山观音寺事迹》参阅韩昇《海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叙述古代百济盲人之女洪庄被东晋使者迎入皇宫，成为皇后，发宏愿将东晋佛像传往百济的故事。此故事虽然不是信史，但是，同百济自东晋传入佛教的历史相吻合，可以看到历史在民间流传的生动形态。
将以上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联系起来，清晰地显现出从南朝经百济到倭国的一条文化传播路线。南朝的文化技术通过百济大量输往东亚，谷那恰是通向东面的新罗、南面的任那加罗和越海到日本列岛的要地，对于联系东亚各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百济武宁王陵
韩国公州西北锦江南岸，有一处叫做“宋山里”的山地，历史上为宋氏的墓地，今日的行政地名为“锦城洞”。宋山里南斜面分布着多座古坟，1927年考古调查时，上方有五座古坟，后来有一座天井塌陷而消失，现在存四座，编号为1—4号坟，皆为┐形石室墓，内部全部被盗。下方三座，为武宁王陵、五号坟（石室墓）和六号坟（砖室墓），五号坟在东侧，六号坟在西侧，相隔约十米，其后方紧挨着武宁王陵，故三座古坟构成正三角形。武宁王陵的封土已经大部流失，故未被发现。六号墓已经被盗，随葬物品荡然无存，仅保留砖室墓四壁的彩色四神图。1933年日本考古学者轻部慈恩做实地调查后，墓室开放，供人参观，远近闻名。1971年6月29日起，为了解决五、六号墓天井渗水问题，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在两墓背后开挖一道壕沟，阻断山坡渗水。工程进行约一周，7月5日，挖出石灰硬土层。公州博物馆馆长金永培意识到可能挖掘出新坟，果然，工人随后挖出砖块，被鉴定为百济时代的砖。于是，引起轰动的武宁王陵被发现了。
随后正式进行发掘，幸运的是，武宁王陵保存完好，完全没有被盗过，这在韩国实不多见。
武宁王陵羡道宽1米，长2.9米，高1.4米。入口摆放六朝青瓷六耳壶、铜盌、铜匙各二件。羡道中间有一镇墓兽，前面有两块方形厚石板，乃墓志，上面放着一缗铁制五铢钱。东边为武宁王，西边为王妃墓志。两方石板正中都凿了一个贯通的洞，武宁王墓志石背是十二支方位板，王妃墓志后背则是买地券。墓志、镇墓兽和买地券相配套出土，颇异于韩国发现的其他墓葬。
从羡道到墓室之间，有一道长1米、深21厘米的凹地，上面摆放着黑棋玄琴，琴前有青铜杯两只，铜箸一组，琴东侧有青瓷四耳瓶一只，南侧有铁一柄。
进入墓室，东西2.72米，南北4.2米，高2.93米。墓室北壁中间有棂窗，上方用两块造型砖砌一宝珠形的龛，中间放一白磁灯盏。棺木置于台上，棺台与羡道齐高，墓室地面同羡道一样铺无文砖。武宁王头朝羡门，故王妃在其左侧，与新罗发现的夫妇合葬墓妻在右侧迥异。百济以右为尊，同乐浪墓葬一致。
武宁王棺厚8厘米，栗木板黑漆，使用包银花纹头镔钉。内长2.24米，宽62厘米，铺绢。王妃棺内长2.26米，宽60厘米，高62厘米，中心盖板长2.5米。由于地面潮湿，两口棺木均腐烂散落。
武宁王随葬物品有金制冠饰，金制飞燕形笄，金制耳饰，炭化姆制金缘平玉颈饰，金制丸玉及蜜柑玉饰，银制銙带，金制六花形饰，银、金铜制履，金铜制单龙镮头大刀，七乳兽带镜，浮雕人兽纹镜。王妃随葬物品有彩绘头枕，木制凤凰头，木制王妃足枕，金制耳饰，粒金玉颈饰，琉璃玉颈饰，有铭引腕环，金腕环，金银装刀子，琉璃童子像，兽带镜，铜托银杯，铜制熨斗。墓室随葬品还有银制金具、铜杯、青瓷四耳瓶、白瓷灯盏等。
武宁王陵在百济古墓中十分独特。其砖室墓的结构和启发，尤其引人注目。
武宁王墓室四壁直至券顶，很有规则地用砖横排平砌四列，再竖砌一列，横竖交错，井然有序。我在墓室里逐行观察，确认整个墓室四壁没有一行有增减变化。显而易见，这需要对整个墓室的尺寸和用砖规格有综合精准计算，否则难以做到。因此，此墓必然是专门造墓的熟练工匠所为。
在中国，将墓室的砖横砌称作“平”或者“顺”，将砖竖砌称作“竖”，横竖组合，恰如一“丁”字，故将几道横砖与一道竖砖的组合称作“×顺一丁”或者“×平一竖”。就南朝而言，砖室墓中大量出现三排横砖一排竖砖的砌法，即“三顺一丁”或“三平一竖”。当然也有“二顺一丁”乃至“十顺一丁”的情况，还有混合砌法，常见从地面起砌多排横砖，然后再出现横竖交错砌法。至于券顶，则常见横砌。
不同的砌法，有没有什么相对稳定的规律性呢？我试将已经发现并公布的南朝砖室墓作统计调查。下面试举若干座有代表性的南朝墓，简略作一分析。
A。 江苏句容陈家村发现西晋南朝墓 《考古》1966年第3期。，２号墓年代为西晋晚期，墓壁按三顺一丁砌成；１号墓壁也是三顺一丁，正中各砌出方窗形装饰，年代为南朝早期。
以南京为中心的江苏地区：
B。 南京富贵山东晋墓 《考古》1966年第4期。，墓室壁砌七组三顺一丁砖壁，年代为东晋晚期。
C。 南京象坊村东晋墓 《考古》1966年第5期。，墓室壁按三顺一丁砌成。
D。 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 《考古》1963年第6期。，墓室全按三顺一丁砌成。
E。 南京北郊涂家村六朝墓 《考古》1963年第6期。，甬道两壁均砌三顺一丁，墓室壁砌五组三顺一丁，室内三壁正中各有一个凸形的小壁龛。
F。 江苏仪征三茅晋墓 《考古》1965年第4期。，墓室及甬道均为三顺一丁。
G。 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 《文物》1974年第2期。，墓室为三顺一丁砖壁。
此外，如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的六朝墓等 《考古》1963年第6期。南京市郊张家库东晋墓室壁也是三顺一丁砌法，见《考古》1963年第6期。，墓壁都按三顺一丁砌成。
接着再来看看江苏以外地区的情况。湖北地区：
H。 随县唐镇汉魏墓 《考古》1966年第2期。，１号为双室墓，室壁先砌三排或四排横砖，再砌一排竖砖，上砌三组后，再上则重叠起顶。
I。 武汉地区发现的四座南朝墓 《考古》1965年第4期。，墓室壁皆按三顺一丁砌成，并有小龛。
湖南地区：
J。 长沙地区的五座晋墓，以及南朝墓、隋墓 《考古》1965年第5期。，墓壁均为三顺一丁。
江西地区：
K。 新干金鸡岭九座晋墓，仅２号墓壁为二顺一丁砌法，封门为横砌；南朝墓７号为一顺一丁，33号为“人字型”砌法 《考古》1966年第2期。。
L。 南昌市南郊六朝早期墓 《考古》1966年第1期。，墓壁为横平迭砌。
M。 清江洋湖1、2、3、4、9、12号晋墓，墓壁均单砖直铺迭砌，横砖平迭封门；南朝墓均平砖纵横砌成单墙 《考古》1965年第4期。。
福建地区的砖室墓起源于晋代，墓室一般都是平铺叠砌，仅封门见到一横一竖砌法，也有横砌的 曾凡《关于福建六朝墓的一些问题》，《考古》1994年第5期；卢茂村《福建建瓯水西山南朝墓》，《考古》1965年第4期。。
广东地区，韶关发现的六朝墓 《考古》1965年第5期。，墓壁有用长方形砖顺行平砌的，也有先用砖平顺放起，砌至34厘米高后，改用横砖两层砌法。
从以上诸例不难看出，江苏，特别是南京地区，也就是南朝中央的中心地带，其墓室都是按三顺一丁砌法。这种建筑方法向其他地区传播时，在交通线上重要城镇，如武汉、长沙等地，大体保持不变。但到了再边远一点的地方，如湖北随县、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则大为走样，呈现出各地的风格。
由此是否可以将规整的横竖交错砌法看作是南朝中心地区砖室墓的风格？不能完全按照统一的横竖砌法造墓室，大概有几个原因可资考虑，一是计算复杂；二是造砖规格不统一，亦即造砖技术有差距；三是工匠水平及其墓室知识。
武宁王墓室整体为“四顺一丁”砌法，完全是南朝风格。当然，北方也有这种砌法，洛阳邙山古墓博物馆，搬迁复原西汉至宋代古墓二十二座，其中汉墓十座，魏晋墓五座，唐墓二座，宋墓五座，在魏晋墓中不乏横竖交错的砖室墓。然而如前面所述，武宁王及其前后时代，百济同北魏几乎没有交往，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受北朝砖室墓的影响。
韩国金元龙和尹武炳教授认为，中国南朝的砌法是不规则的，横排五列、七列或八列不等，再竖砌一列，即每组横砌列数各不相同，与武宁王陵的规则砌法呈现细微的不同日本朝日新闻社编《国际シンポジウム 古代日本の国际化》（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1990年）所载金元龙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尹武炳《对武宁王陵与宋山里六号坟砖砌结构的考察》，载韩国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百济研究》第6辑，1974年。。然而，如上面所列举的南朝主要砖室墓所示，金元龙和尹武炳教授对于南朝墓砖砌法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尹武炳教授还认为，始终如一的四平一竖砌法，体现了百济的个性。如上面所列示，南朝中心地区的砖室墓基本上都是始终如一的横竖砖交错砌法，这是典型的南朝风格。百济始终如一的横竖砖砌法，仅见武宁王墓一例，何以证明是百济的个性呢？
可以拿出来作比较的是宋山里六号坟，如前面介绍，位于武宁王陵前面。此坟当年亦由轻部慈恩教授作过调查，留下照片和白描图轻部慈恩《百済遺跡の研究》，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71年。，我也实地考察过。六号坟墓室四壁为横竖砖交错砌法，由下而上，横砖行数渐次减少，从“八平一竖”依次减为“六平一竖”、“四平一竖”，接着直至整个券顶均为横砖。此砌法在南朝也不罕见，故也属于南朝风格。从六号坟到武宁王陵，可以看出砌法的演变，武宁王陵更加成熟。据此，我认为六号坟应早于武宁王陵韩国文化财管理局《武宁王陵》（1973年）第10—11页认为武宁王陵先于宋山里六号坟。。日本斋藤忠教授比较两墓砖纹饰，认为六号坟年代在先，并推测为武宁王父亲东城王之坟斋藤忠《百済武寧王陵を中心とする古墳群編年的序列とその被葬者に関する一考察》，《朝鲜学报》第81辑，1976年。，当可成立。
东城王曾于公元484年二月“闻南齐祖道成，册高句丽巨琏为骠骑大将军，遣使上表，请内属，许之”。同年七月，再度向南齐派出使者，遭高句丽阻拦。486年，再度遣使到南齐。《南齐书·东南夷传》有记录，可以相互参证。而且，在东城王十年（488年），还同北魏发生武装冲突，此事真相没有明确记载，我推测很可能是百济到南朝的朝贡使船遭到北魏拦截而爆发小规模冲突，被百济大事渲染，向南齐报告。其实，此事件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武装冲突，而在于从此百济对联合北魏抗衡高句丽一事彻底失望，完全倒向南朝。百济同南朝的关系进入新的紧密阶段。因此，此时的寝陵出现南朝样式的砖室墓，完全合乎情理。
实际上，宋山里六号坟不但全面采用南朝的砖室墓，而且还留下重要的遗物，首先是砖室墓东西南北四壁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毋庸置疑，这是受南朝的影响。其次，是其砖铭出现“梁官瓦为师矣”六字，草书前引轻部慈恩《百済遺跡の研究》图版30、31.。这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首先，砖铭上的“梁”字，确定了宋山里六号坟建造于武宁王时代。东城王公元479—501年在位，501年十一月遭刺，十二月死去。翌年，其子武宁王即位。恰好是年南朝梁武帝登基。基于双方的亲密关系，武宁王采用南朝墓制为其父造墓。退一步说，即使此坟不是东城王陵，也是建于武宁王时代的陵墓，其形制等问题皆可获得合理的解释。
其次，砖铭还证明采用了梁朝砖室墓形制，并与之配套烧制梁朝规格的墓砖，也就是完整地移植梁朝的墓制。
如前所述，武宁王陵一行不乱的“四平一竖”砌法，需要精确的计算。百济在修建宋山里六号坟取得经验之后，才进行武宁王陵的修筑。此时，造墓经验与烧制墓砖均臻成熟，故武宁王陵的建造水平明显高出一筹。其羡道和墓室均用砖砌，地面铺设排水道，上面铺砖。墓室棺床用砖砌双层。共有二十五种规格的砖，大的为36×16×4厘米，用得最多的是32×15.4×4厘米，有无纹砖，也有斜格小莲纹等多种，其中使用的莲花纹砖，与南京油坊村南朝墓砖形制完全相同南京油坊村南朝墓砖，见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亦即墓砖完全按照南朝样式烧制。
武宁王墓室结构及其随葬品也非常引人注目。就墓室结构而言，在上面列举的南朝墓中，D和G两座大墓特别值得注意。前者有可能是陈朝帝陵，后者可能为南齐景帝萧道生夫妇合葬陵。这两座大墓，从墓制结构到随葬物品，均与武宁王陵相似。据此推断，武宁王陵采用南朝帝陵制度建造。
再看武宁王陵的随葬品，青瓷器有青瓷广口莲瓣纹六耳壶两件，盘口长颈四耳壶一件，青瓷灯碗五件和青瓷碗一件。这九件青瓷器，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作了深入的研究比对，确认全部为中国南朝制品，很可能出自越州瓷窑，而且属于“南朝越窑中类型少见的上等制品” 三上次男《百济武宁王陵出土の中国陶磁とその歴史的意义》，末松保和博士古希记念会编《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卷，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三上次男先生据此指出，随葬物显示了当时百济具有从梁朝获得高级制品的政治、经济力量。
随葬物品中，六朝镜多达四面，其中浮雕人兽纹镜，为汉式方格规矩镜，其铭文为：尚方佳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如金石考。基本相同的铭文镜，在“王氏”镜里见得最多，试举几例：王氏佳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之国保（四神规矩镜，河南）。三木太郎《古镜铭文集成——日本古代史研究要览》，新人物往来社，1998年，第59页。
王氏佳竟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盘龙镜，朝鲜）。引三木太郎《古镜铭文集成——日本古代史研究要览》，第58—59页。
王氏佳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为国保（方格规矩四神镜，东京国立博物馆）。引三木太郎《古镜铭文集成——日本古代史研究要览》，第59页。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类镜在中国、朝鲜、日本有广泛的分布，正好构成一条文化传播的路线。根据王仲殊教授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铜镜制作都集中于南方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第11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武宁王陵出土的方格规矩镜，应该也来自南朝。
武宁王陵还出现了镇墓兽、墓志和买地券，且墓志安放于羡道之中。这是典型的南朝墓葬特点，在国内已有众多研究，成为通说，故此不赘。
买地券上摆放的铁五铢钱一缗，相当于买地券所说的“钱一万文”。此五铢钱直径2.4厘米，方孔边长0.8厘米，是梁武帝于普通四年（523）铸造的。武宁王死于这一年，故梁武帝铸造的铁五铢钱旋输出到百济，造武宁王陵时随葬作为买地冥钱。
综上所述，武宁王陵的各个方面，无不显示出南朝风格，颇异于朝鲜此前的墓葬。在百济，采用砖坟修造王陵，此为先河。因此，可以排除该墓由百济境内原带方郡汉人所建的可能性。
历代帝陵建造均严格保密，外人无从知晓。武宁王陵墓室同南朝墓相比较，从墓砖到其砌法，直至墓室结构，无不与南朝大墓雷同。因此，除了认为烧制墓砖和造墓的工匠都来自南朝外，没有更好的解释。从宋山里六号墓砖铭文可以看到，其墓砖采用的是“官瓦”，不是一般的南朝砖。据此，造墓的工匠也只能是南朝的官手工匠。
皇帝的寝陵，绝无让民间工匠建造的道理。而且，众所周知，南北朝均对工匠实行严格的匠籍制度，牢牢控制工匠的人身自由。匠籍制度下的工匠，特别是建造帝陵的工匠，除非中央政府许可，是不可能自由地来到百济的。十分明显，百济的这些工匠是通过政府间的交往获得的。《梁书·百济传》明确记载：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梁武帝亲自下敕，给予百济工匠。百济一直向南朝求取文化技术，此前宋文帝时曾经给予百济《易林》、《式占》、腰弩 《宋书》卷九十七《百济传》说，宋元嘉二十七年，百济“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梁朝与百济特别友好，输给百济的文化技术只会更多。考虑到中国正史漏载了许多对外交往的情况，可以肯定南朝给予百济技术与工匠，不会仅限于上述两次。在此之前，肯定已有工匠到过百济了。
南朝各代对百济的要求无不予以满足，这是十分特殊的待遇。我们不妨来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外臣部·请求》记载：南齐武帝永明六年，宕昌王使求军仪及杂伎书。诏报曰：“知须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秘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
河东王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
芮芮主求医工等物。武帝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此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恨。”以上三国，都是南朝的册封国，其所请求，基本上得不到满足。一般性图书尚可见到外赐的事例，至于可转用于军事的器物、军器、工匠等则属于禁断之列，不得外出。这样，百济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就非常清楚了。而且，把属于严格控制的寝陵工匠赐予百济，更显示梁与百济的关系非同一般。
南朝对百济，并没有什么政治或军事上的企图，所以两国间的友谊尤其真诚，难能可贵，不会因国内外局势的变动而变化。这种亲近感是基于文化上的认同，即南朝视百济为文化发达的国家。而百济享有特殊地位，在东亚世界起着重要的作用。试举几例说明之。
新罗使者自随高句丽到前秦朝贡后，长期未见与中国交往。一直到梁时，才见百济携其使者入朝，并为之充任翻译，足见百济对新罗外交方针的影响。
武宁王陵出土的七乳兽带镜，在日本古坟也发现了四面，且为相同大小的同型镜，是六朝仿制的东汉镜 樋口隆康《武寧王陵出土鏡と七子鏡》，载日本京都大学《史林》第55辑4号，1972年。。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许多中国文物是通过百济传往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此外，如日本的吴音与百济、南朝语言的渊源关系等等，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充分反映出百济在沟通东亚国家和南朝关系上的重要桥梁作用。
第二节 百济向倭国的文化传播
百济与南朝的文化关系日趋繁荣之际，却是东亚国家间关系出现重要变化的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在于高句丽向西北方向的扩张，为北魏所阻止。因此，高句丽转而向南发展，联合靺鞨，向百济施加强大的压力，双方战事频仍。公元501年，百济武宁王即位，旋出兵袭击高句丽水谷城，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从501年起到武宁王去世的523年，见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的对高句丽、靺鞨的作战有六次，可见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十分沉重。
为了对抗高句丽，百济采取积极的对外交往政策，一方面加强同南朝萧梁的关系，遣使朝贡，特别是在521年，武宁王派遣使者上表称：“累破高句丽，始与通好，而更为强国。”《三国史记·百济本及第四》“武宁王二十一年（521）十一月”条。向梁显示自己的实力和战绩，以获得更高的册封，强化自身在东亚的地位。梁武帝给予百济大力支持，册封武宁王为“宁东大将军”。另一方面，百济加强同倭国的关系，积极向近邻倭国寻求军事支援。
根据《日本书纪·继体天皇纪》记载，倭国继体王即位后，马上同百济交涉朝鲜半岛南部的问题。至继体六年（512），倭国送给百济马四十匹。翌年，夏六月，百济遣姐弥文贵将军，州利即尔将军，副穗积臣押山，贡五经博士段杨尔，别奏云：“伴跛国略夺臣国己汶之地，伏请，天恩判还本属。”这是《日本书纪》首次出现百济向倭国贡献“五经博士”的记载。百济用文化输出，向倭国换取军事支援。此项政策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日本书纪》“继体十年（516）”条记载：秋九月，百济遣州利即次将军，副物部连来谢赐己汶之地，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依请代之。根据此条记载可以了解到百济再次派往倭国的“五经博士”，是为了同三年前派遣的博士轮替。也就是说，百济和倭国之间形成了博士轮替的制度，保持长期稳定向倭国输出文化的态势。因为是一种制度性交流，故其交往的实际次数应该要比记载的多。而且，双方根据各自的需要，提出交流的内容要求。属于有新内容的交流，就被记录下来。《日本书纪》“钦明十四年（553）”条记载：六月，遣内臣使于百济。仍赐良马二匹，同船二只，弓五十张，箭五十具。敕云：“所请军者，随王所须！”别敕：“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当相代年月，宜付还使相代。又，卜书、历本种种药物可付送。”此条记载反映出文化交流的面在不断扩大，倭国在五经博士之外，要求增加医、易、历博士，同时还要求送相关的书籍。此交流仍然依照轮替制度进行，可知此制度已经维持了近半个世纪。
值得注意的是553年朝鲜半岛南部形势发生重要转折，新罗袭取百济东北重镇，置新州，百济和新罗对抗高句丽的联盟破裂。翌年，百济为了夺回失地，出兵攻打新罗，遭到惨败，百济圣王死于军中。在朝鲜南部形势骤变的前夕，倭国向百济提供了军事援助，同时提出更多的文化交流要求。百济同倭国的文化交流，具有政治与文化交换的特点。次年，百济再次向倭国派遣各种博士：二月，百济遣下部杆率将军三贵、上部奈率物部乌等乞救兵。仍贡德率东城子莫古，代前番奈率东城子言：“五经博士王柳贵代固德马丁安，僧昙惠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别奉勑贡易博士施德王道良、历博士固德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陀、采药师施德潘量丰、固德丁有陀、乐人施德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进奴、对德进陀。”皆依请代之。《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十五年（554）”条。此后，百济派遣博士的记载未再出现于《日本书纪》。然而，从上条记载来看，定期派遣博士的轮替制度依然执行，因此，不能就此断言钦明十五年的博士为最后一批。
从《日本书纪》记载的情况来看，百济成为向倭国输出文化技术最主要的国家。尤其是在倭王“武”（雄略王）中止向南朝派遣使者以来，百济输出的文化技术对于倭国越发显得重要。而且，这种文化交往在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儒经发展到医药历法等实用领域，人数也逐渐增多。
百济为什么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倭国提供文化技术呢？不妨看看百济同梁朝的交往。《梁书·百济传》记载：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中大通六年为534年，大同七年为541年。核查《三国史记》，这两个年份都见到百济向梁朝遣使朝贡的记载，尤其是大同七年请博士、工匠等的记载，两国的史料完全吻合。显然，百济的文化技术来自南朝。其中的博士，在《陈书·儒林·陆诩传》见到一条珍贵的记载：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还除给事中、定阳令。根据这条记载，可以了解到梁朝派往百济的博士是定期归还的。这些博士奉命到海外传播文化技术数年后回国，就可以取得官职或者晋升。通过这种办法，梁朝得以不断派出博士和工匠等，向海外传播文化技术。百济定期向倭国派遣博士和工匠的轮替制度，恐怕是模仿南朝。
值得注意的，是百济派往倭国的博士、工匠，其姓氏为段、杨、高、王、马、潘、丁等，显然是中国姓氏，说明这些人大概都是中国人。他们应该就是来自南朝的博士，被派往百济，又受百济的委托前往倭国传播儒学和技术。因为他们是南朝人，所以，百济也只能采取轮替制度，确保他们能够按期返回南朝。
将南朝派来的博士和工匠派往倭国，说明当时百济的形势相当严重，为了获得倭国的军事支持以对抗高句丽乃至新罗，百济只好优先用来自南朝的文化技术同倭国作交换。该时期，百济同倭国的文化交流，大多具有此种色彩。
通过向外传输出文化技术，百济成为东亚地区传播南朝文化的主要国家，受到周邻国家的重视。倭国通过同百济的文化交换，获得了亟需的文化技术，促进了国内社会的发展。倭国获得的文化技术包含甚广，例如对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官方佛教，就是在此背景下由百济传往倭国的，因为篇幅较长，故在后面另外设立一章进行讨论。
除了通过朝鲜半岛的渠道，倭国也直接从南朝输入文化技术，下一章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