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从哪一天起，叶海便发觉自己在注意秋枝，并且是那样顽强地在注意她。早晨，每当他路过斯朗翁堆家门下地的时候，总希望能看见秋枝弯着腰在墙根贴粪饼。间或有一次没有看见，他便会感到若有所失。傍晚，每当他从地里回来路过河湾的时候，总希望能看见秋枝牵着缰绳在饮马。间或有一次没有看见，他又会感到惆怅不已。一句话，秋枝对于叶海，已经像深刻在他生活中的一种印记似的不可磨灭了。虽然像她这样的姑娘在庄子里不止有一两个。
现在，难以应付的事体摆在叶海面前。
朱汉才和叶海在秋枝的心目中是等衡无异的。但叶海可不这样想，他用不着掂量就知道，自己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和朱汉才比。他明确地感到，秋枝要能有朱汉才那样的一个丈夫，比有他这样的一个丈夫要强得多。同时，他也不相信他自己有能力做一个女人的丈夫，真正的丈夫。他能给予她些什么呢？他能够对她负起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呢？不能！他什么也不能！然而，这对于朱汉才来说，却是轻而易举的。凡是丈夫应当给予妻子的一切一切，他都能够给予她。凡是丈夫对妻子应当承担的一切一切，他都可以承担起来。叶海客观地明智地忠告自己：在这件事上，你根本用不着盘算，既然你喜欢她，你就应当尽力使她生活得更称心，生活得更满意……
接下去，叶海不能不以他全部想像力推度起以后的情形来：他想到秋枝已经不是一个只属于她自己和她父母的姑娘了。她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他，叶海，却是和这个家庭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人。秋枝将永远以平平常常的态度对待他，他如果到她家里去，她会像接待客人一样地接待他……想到这些遥远的但却清晰的情景，叶海立地便产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空虚的感觉。于是，他一下子推翻了原先的想法，他又转念想到，或许朱汉才从来还没有注意到秋枝吧？不！这是在欺哄自己……
究竟怎么好呢？这桩事将要怎样终结呢？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他觉得他目前的处境很像在对付一团无法解开的死死的绳结。此时，他只希望他自己在秋枝的眼中忽然变得淡然起来，变得讨厌起来。这样倒会好些，会帮助他解开这死死挽成一团的绳结。
夜很深很深了，月光已经从窗格上消失，但叶海还没有入睡。而且他知道躺在身旁的朱汉才也没有入睡，如果他睡着了便会响起轻轻的均匀的鼾声来。
一起床，朱汉才就对叶海说：
“烧喷灯，发动机子！”
叶海这才猛然记起来，站长通知过，今天上午有一场“表演”——昨天傍晚赶到一群来自东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种地人。他们翻山涉水，走了一百多里路，到农业站来，是为了亲自证实在山里传扬得尽人皆知的关于“狮子”的“神话”，并且集凑了一些硬币，准备买一架七寸步犁回山里去。因为对价格无从估计，所以还带了几头羊子，准备补其不足，实际上，他们筹措的钱买3架步犁还有剩余呢！这样的事，农业站早有预料，所以靠山根留下来一条未耕地，专门备以“表演”之用，以满足远道而来的参观者。
喷灯在燃烧，吐射出透明的蓝色火舌。机器在慢慢发热，冒出了淡淡的蒸汽。但由于天冷，最少还需要燃烧20分钟，机轮才有转动的可能。趁这工夫，朱汉才和叶海提了洋铁桶到河里去弄水，“雄狮”的水量很大。
清晨，由村庄到河边的小道上，背水姑娘照常是络绎不绝的。她们深深弯着腰，辫子从脖根垂下去，胸脯上揽一条皮带，借以控制水桶。水桶又细又高，几乎成直角地竖立在背部，看来，随时都可能从背上倒向一边去呢！可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她们跟同伴们说笑，或是仰起脸来跟迎面走来的拖拉机手招呼打趣。
秋枝也在背水姑娘的行列里。可是，她把头低下去，好像没看见似地从朱汉才和叶海的身边错了过去。
就在这时候，朱汉才忽然小声说：
“喂！叶海，你觉着她怎么样？我是说秋枝。”
叶海惊愕了。这话对他完全是出其不意的。
“啊？你说吧！照你心眼里想的说吧！”朱汉才继续说，坦然地微笑着，“你觉得她怎么样？嗯？”
“谁知道呢！”叶海十分为难地回答，“反正我没有觉着她怎么样。”
“没有觉着怎么样吗？哎哟！你呀，真是一个傻小子。在这几个庄子上，你挨门挨户地想吧！谁家的姑娘能比得上斯朗翁堆的姑娘？要是我跟你一样，完完全全还是一个单身汉的话，那……”朱汉才以类似做媒者的口气说，并嬉笑着用铁桶碰了碰叶海。
叶海诧异地打量一下朱汉才。他从来没有讲到过关于结婚的事呀！
朱汉才见他的助手有些疑惑，随后补充说：
“讲实在话，我年轻的时候可不像你这样。你呀！太没胆量了。”
“你爱人在哪儿呢？”叶海突然反问。
“在家。当然在她自己家里嘛！”
“常有信来吧？”
“有，常有信。不过我看过就撕了。”
“有相片没有？”
“有呵！”
“我看看行不？”
“有什么不行呢！当然行。”
朱汉才把灌满的水桶放在石头上。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有拉链的小本子，从本子里取出一张二寸照片给叶海看。照片上是个剪发的年轻的北方女人，面孔端庄而秀气。
叶海把照片还回去的时候，脸上现出孩子般的天真的愉悦。
朱汉才迅速把照片收藏起来。实际上，他这样做是为了完成一种欺骗。如果他不是急于要叶海相信他确实有一个未婚妻的话，他是绝不肯把这张从未给人看过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的。
如同熟悉汽车的机件一般，朱汉才熟悉叶海全部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思念。他知道，秋枝已经在这青年骑兵的心中占据了显著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正像在他自己心中所占据的地位一样显著和不可动摇——关于这，朱汉才想了又想，他终于带着激动，怀着痛楚下此决策。这是充满了爱的决策。他决定替叶海解除矗立在面前的、无力逾越的障碍。朱汉才明白，除他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倘若他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或仅仅是冷淡的态度，叶海便会死死地被阻住，他便不能够心安理得地、无可自责地去获得他渴望获得的一切。但是，那样做在朱汉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像的。他多少次重复地对自己说：“无论怎样，我不能，不能欺侮自己的助手。”
那么，那张照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朱汉才的家乡在抗日战争时处在边沿地区，建立了伪政权。我们政府派去的干部只能秘密从事开辟工作。在朱汉才家中，掩藏了一个实际上只比他大两岁的“姑母”（因为别人知道他家没有别的亲戚）。她在他家里待了很久很久。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由于工作上某个小小的胜利而欢欣的时刻，也一起度过了许多由于敌人清查拷问而危急的时刻。朱汉才所以能在刚刚够年龄时便做了候补共产党员，也全是由于这位“姑母”的苦心教育。后来，为了需要，朱汉才带动了一群青年人到八路军里去。临走时，她把他送了1里多路，真像叮咛小孩子似地再三叮咛着他，到军队里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可是，他几乎没听见，干脆说，完全没听见。他有满腔激情的、欲阻不能的话要对她说，并且他也觉得她正在等待着他的这些话。然而，他终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他们相别了。
由于部队转战不定，她又被派往新的地区。分开后不久，彼此便断绝了联系。直到日本投降的第二年，通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他们才又相互得知了对方的去处。随即，他接到了她一封信。拆开信封，从里边掉出一张照片来，他慌忙捡起。这是她！是她呀！他看了又看。简直想要喊叫着去告诉别人了。但，当读完了信，不！没读完，只是读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有如火一般的兴奋与希望便一下子被扑灭了，冰冷了。他冲动地把信纸和照片团成一团，塞到工具箱里去——她信上写到，她在前个月结了婚，并且说一切都很好，很愉快。
过后，朱汉才冷静地、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想了想，立即为自己的发作羞愧起来，懊悔起来。虽然他的发作没有任何人晓得，但他总认为是做了一件难以挽回的、不光彩的事。他觉得十分对不起她。是啊！难道这是她的错？不！她没有错，应该的，应该是这样的，谁也没有错……于是，他从纸团里找出那张被揉皱了的照片，小心压展。就这样，他把她的这张照片连同那说不出的情意一起保藏起来了，秘密地、永远地保藏起来了。
4
近两天，庄子里传酿着一种怨语，说农业站的人不守信义。可不是吗？既然已经与人家换过了鞋带儿，为什么又不作数了呢？
（交换鞋带，意味着最郑重的、无可翻悔的相互许定。同时，鞋带儿被认为是最好莫过的爱情纪念物；一早一晚，在穿鞋脱鞋的时候都可以看见。）
这种怨语，可以说是在责难农业站的人瞧不起西藏姑娘，特别是竟然瞧不起秋枝这样的姑娘，更是山民们所不能容忍的。
看来事态有些严重。站长把这作为一项工作交代给青年团，要他们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解决。所以，支部委员倪慧聪准备亲自到秋枝家里去，跟她并跟做父母的开诚布公地谈谈。
倪慧聪还有另一项任务：劝说斯朗翁堆，要他拣自己最好的一块地来播种冬麦。陈子璜想，也许畜牧师能说活这个死硬的老头子，自从给母牛接产后，她已经成为斯朗翁堆的“大女儿”了。这老头有自己的主张，他坚持不肯接受农业站的建议。他不种倒还罢了，可是，有不少人家见老斯朗翁堆不种也就踌躇起来，仿佛在严防着什么坑害。因为斯朗翁堆是乡里著名的富有经验的老农，大家都想听听他的主意。可是他呢，不假思索便摇摇头，带着客观的而又不容置辩的口吻说：
“要是冬天当真能种麦子，只怕布谷鸟就要整年地乱叫了。是啊！它分不清季节了啊！想想吧！冬天，坝子上长着青青的麦苗，那还算什么冬天呢？那不是秋天跟春天就接连起来了？”
这可不大妙。特别是用步犁开了新荒的主户，土地那么肥，要是不种点冬麦，只等明年再种青稞，未免太可惜了！
不仅斯朗翁堆和山民们对冬麦大有疑虑。农业站某些同志也认为这样做太“玄”。这地方是高寒的，自古以来，也没有种过冬作物呀！
那么，雷文竹胆敢如此行事，岂不冒险吗？不！根据林媛对当地全年气温调查来判断，麦类越冬应该说是有把握的。特别是寒带的某些品种，更无需乎替它们害怕。如果冬天能厚厚地盖上一层雪，返青前后再灌上几次春水，并且施加追肥，促进生育，想完全可以抵御一冬的寒冻和干旱。同时，雷文竹力争多种冬麦，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由：当地多风，如果冬季地面上有麦叶覆盖，表土内又有麦根生扎，对于防止冬春期间土壤的风蚀作用，显然会有相当的益处。
倪慧聪刚要出门，却收回了步子。因为她看见苗康提着皮箱正从对门出来。
苗康要走，要离开农业站，倪慧聪事先并不是不晓得，并且她已经暗自确定了对这事的态度——淡然处之。但，现在当她看见苗康提着皮箱走出门来时，心中又不禁为之一震，仿佛这事是意外的。一种空虚的若失的感觉突然抓住了她。她不由得无力地靠到墙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倪慧聪从激动慌乱的感觉中清醒了，她重新意识到他要走了，不可挽回地走了。最少应当送一送他吧！但，她没有力量走出去。她很难想像自己能对他说些什么送别的话。她很难想像他会对自己说一些什么告别的话。可是，不知为什么，她几次都几乎鼓着勇气走出去。她难以忍受这样互无语言的离别。同时，她怜悯地想：当他临走的时候她竟躲起来不给他看见，这会使他想起来就难过的。
林嫒见倪慧聪出神地站在门旁，问道：
“你不是要到秋枝家去吗？怎么还不去？”
“就去。我是想……”倪慧聪支吾说，“我一个人去，怕不怎么好说话，我们俩一块去好吗？”
“行！不过你得等一会，我把气象月报表填起来我们就去。”
因为工作的虚伪失职，兽医苗康在行政上和青年团组织内都受到了处分。
公布处分的当天夜里，苗康便呈了一份报告给站长，请求调动工作，并且一定要离开西藏，回到内地去。理由是相当充分的，诸如“学识浅薄，能力欠缺，担负不了独当一面的工作。”“心脏不健康，有失眠症。不适应海拔三四千公尺以上的高原环境。”站长还没有来得及看他那份冗长的报告，他便亲自找去了。陈子璜以时而柔和时而强硬的语调跟他谈了很久，劝他作罢，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要求，于是只得答应替他向工委书记请示一下。陈子璜还没有来得及去请示这件事，工委书记已经接到了同样一份报告。并且，同样地，这报告工委书记还没有来得及看，苗康便找来了。听完他的恳切的陈述后，苏易开始不慌不忙地分析着，雄辩地证明他的每一条理由全都站不住脚，并且毫不避讳地、严正地指出他这种请求的错误、荒唐。然而，在这些谈话之后，苗康似乎受到了鼓动一样，更接二连三地呈交着报告。简直开始抗议了，声言组织上没有权利强制一个人在不适当的岗位上工作，更没有权利强制一个人在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工作。
结果，工委书记在苗康的最后一份报告上批了一行大字：“同意回农林厅另行分配工作”。
苗康把行李收拾停当。但，当他的手握住皮箱提把的时候，却忽然犹豫起来：就这样走开吗？回到内地去，同学、老师、朋友以及所有认识的人看见自己会怎样想呢？他们会问长问短，他们会弄清一切，会知道一切的。于是他们便会带着轻蔑提起苗康这个名字，带着讥笑谈论他，说他从边地回来了，然而他在那里连值得告诉人的一点什么也没有做出来。就这样，他空着两只手，像一个逃兵似地回来了……苗康不由得重又坐下来，打量他的窑洞、桌凳、床铺以及样数不多的药品和医用器具。又隔窗望着马厩、气象台以及远山、河湾、森林和耕种过的宽阔的田野。他觉得这一切都在低低呼唤他，不肯让他离去。他甚至想跑去找陈子璜把自己的报告抽回。不过，这种激情没有持续多一会儿。他从动摇中坚定了：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过相当威信和声望的人，绝不甘心在失掉庄严、失掉敬仰的境况中，在周围人对之冷漠歧视的境况中生活下去的，就像一个病夫不愿意把有着暗疾的枯黄丑陋的身体在众人面前裸露一样……是的，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随便他们吧！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横竖我得走。我要到新的地方去，在那里，我重新开始，一切都重新开始。哼！看吧！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会选我做青年团支委，女孩子们还会跟着我打转转。人们照样还会敬佩我，羡慕我……于是，他提起了皮箱。
农业站的人都下了地，所以没有谁来送行。不过这并未使苗康难过，没什么，没有人送也可以走的！他倒是希望这样，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看见他走。
农业技术员看见了，他在库房外边做温汤浸种，一扭头见老饲养员正往马鞍上捆行李，苗康在一旁指划着。于是，雷文竹把工作交代给管理员李月湘，擦擦手，向苗康跑去。
行李捆绑好，苗康在马背上拍了一巴掌，正要走，雷文竹赶来了：
“苗康同志，真的要走了吗？”
“要走了，再见吧！”苗康告别，向雷文竹伸过右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