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考试时，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中师、中学的生活。这是丁玲寻求真理和文学启蒙的第一站。它在丁玲的一生中可以说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二师的生活学习既新鲜又有趣。她功课全面，数学、图画成绩最为优秀。她的每幅画都被学校放在玻璃框里展览，同学们很羡慕，于是请她代画，她高兴地画了一张又一张，她略施小技，将每张画画得不同一点，竟骗过了老师。有时，玻璃柜中展出的七、八张画。其实都出自丁玲一人之手。她看了，偷偷地笑了，非常得意。丁玲对体育、音乐也很爱好。班上的早操都是这个小个子大眼睛的女孩喊口令，学校开运动会，她又作司仪又兼教练，忙得
不亦乐乎！每天晚上回到寝室，她总是把九姨（向警予）教给她的进步歌曲又教给同学们，唱得管宿舍的胖妈敲她们的房门为止。
说到丁玲的作文，她不喜欢抄范本，全是写自己心里想的东西，联想又丰富，因此总有些拉杂重复，但不知为什么，老师总爱在她的文章后面加上很长的批语，这使那些抄范本的同学羡慕不已。校长彭施涤对丁玲倍加赏识，说她是“学校的一颗明珠”，对她倍加培养，在丁玲的作文上加批加点，悉心指导。既表扬她思维活跃，又指出她写得拉杂、潦草。在二师，她受到了文学的启蒙，孕育了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最初的胚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5岁的丁玲，热忱的投身于这场运动中。二师沸腾了。一天之内，七、八十名同学同时剪掉长发，丁玲也剪成短发。在大班同学王一知（后为张太雷夫人）王剑虹（后为瞿秋白夫人）等人的组织下，学生会成立了。她们率领几百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等口号。同时，她们又组织“救国十人团”上街演讲、查禁日货，宣传爱国的道理。丁玲成了宣传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她们还利用一些机会讨论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校长彭施涤不赞成学生们的活动，王剑虹等人便与他辩论。这些女学生口若悬河，随机应变，常常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丁玲是她们忠实的小伙伴，经常为他们扬威助阵。
女师的学生会还办起了平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爱国道理，教她们识字、学文化。丁玲自告奋勇去教珠算。由于她年龄小，个子小，大嫂大娘们都称她为“崽崽先生”。
（湖南人称“儿子”为“崽”，“崽崽先生”意即小先生。）
二师的校长彭施涤是国会议员，反对学生运动，便用提前放假的方式来破坏学生运动，丁玲就在这一年暑假结束了学习，又回到常德。
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对于丁玲来说，记忆是深刻的。她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伟大的时代给予了她丰富的营养。丁玲说：
“这次运动给了我最大的启发，把我从狭小的天地。以为读书只是为了个人的成就，可以独立生活，可以避免寄人篱下，可以重振家声出人头地的浅陋的思想境界，提高到应以天下为己任，要出人民于水火，济国家于贫困，要为中华祖国挣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和摆脱百年来殖民地的地位”而学习。（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第40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版。）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丁玲的思想境界比过去开阔多了，有了“追求真理的萌芽”。与此同时，一颗叛逆的种子在她的心中生了根。她认识到：“旧的应该打毁，要砍断一切锁链！要冲破牢笼，为了光明，为了祖国，要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叛逆。”（丁玲：《中国的春天——为苏联（文学报）而写》，《丁玲散文集》第89页。）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丁玲来到长沙求学，进入了周南女中。校长朱剑凡，是湖南有名的进步教育家，他提倡妇女解放，思想民主，学术自由，启发学生奋发图强，独立生活。一批批的女青年来到周南求学。在这里，丁玲结识了当时的进步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家的蔡畅、杨开慧等。
在周南，丁玲有幸认识语文教员陈启民先生。他和毛泽东曾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又同是新民学会会员。他经常鼓励丁玲多读书籍和报纸，关心国家大事。丁玲的视野更开阔了。后因陈启明老师被无理解聘，为了抗议学校当局，丁玲和几个同学愤而转学，来到了岳云中学。当时，这是一所男子中学，此次接纳了女生，这在湖南是个创举。在岳云中学，她对于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追求更为强烈，因而和三舅父余笠云发生了一连串矛盾、冲突。丁玲的三舅父是比较守旧的。还是在“五四”运动后的暑假，丁玲回到常德，舅父母看见她剪成短发，非常生气，舅舅说：“你真会玩，连个尾巴也玩掉了！”丁玲回敬说：“你的尾巴不是早已玩掉了吗？你既能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舅母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丁玲反驳说：“你的耳朵为何要穿一个眼？你的脚为什么要裹得像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
1921年寒假，丁玲从岳云中学回家，三舅父在她的几封来信中，发现了一封情书，这是岳云中学的一个年青的体育教员寄来的，于是他召集余家和蒋家的亲戚，将两族的头面人物请来议事，对丁玲进行讨伐。那么余笠云为什么这样兴师动众、气急败坏？事出有因。
早在丁玲外婆在世时，就由她作主让丁玲与大表哥（余笠云之子）订下了婚约。丁玲不愿成为封建家庭的殉葬品，对这个婚约早已不满。现在舅舅兴师动众，提出一年之内，丁玲必须嫁到余家。这首先遭到丁母的反对，说女儿还小，还要读书。丁玲也反对，并提出解除婚约。她说，这婚约未经她同意，她不承认，并立即把订婚戒指扔到桌上说：“我恨透了这个枷锁。”
这一件事之后，两家关系破裂。丁玲倒很高兴，去掉了一桩心病，从此可以不怕舅舅了。他从心底里恨他们，曾有一次舅舅家打丫头，把、r头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打完了只让她穿一身单衣裤丢在堂屋里过夜。寒冬腊月，丫头冻得发抖，冻得哭。幼小的丁玲把自己的小被子给她们送去，还给她们送去烤火的烘篮。后来丁玲将这一切写成文章，投到常德报社，结果发表了。只是报社把舅舅的名字代之以“×××”。
1922年，丁玲在王剑虹的鼓动下，准备到上海求学。她和母亲回临澧找蒋家要点补贴。蒋家有祠堂，每年收很多谷子，很多钱，凡是蒋家子弟到省城读书可以补十石谷，像丁玲往上海读书可补贴二十石谷，折合四十元钱。可是祠堂管事的伯父说：祠堂不补贴女的。丁玲气极了。她说从此再也不想回到临澧蒋家。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首先是环境创造人，时势造英雄，人的思想、性格主要是由后天的一系列环境所塑造的。当丁玲步人少年的时候，“五四”运动的风雨滋润着她。时代、社会、家庭的人文环境促使丁玲“有了追求真理的萌芽”。破落的家族，寄人篱下的生活，造就了丁玲在表面的温顺之下掩藏着一种倔强高傲的气质，并促使丁玲成为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叛逆者。
2—5桃花源情结——文学的基因和最初的胚芽
丁玲生于临澧，长于常德，叉曾在桃源读过师范，这几个地方相距仅几十公里，古时属武陵府、武陵郡管辖。《桃花源记》中所记叙的那个以“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武陵人”，大概就是这一带的人。丁玲是他们的后裔，、是地道的武陵人。桃花源距桃源县城10余里。丁玲曾多次与同学一道来此游玩。
桃花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它是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描述的人间“仙境”，风景秀丽，山水幽美，它地处湖南省北部，沅江中下游。雪峰山、武陵山的余脉分布在县境沅水南北两岸，纳湘西之灵秀。从现在已开放的四个景点来看，真是各领风骚。桃仙岭牌楼巍峨，红桃灿烂，是典型的田园风光；桃源山高阁流霞，渔舟唱晚，流传着美丽的神话传说；桃花山青山流翠，斜阳古道，风光迷留过历代骚客文人；秦人村竹廊蜿蜒，晨钟暮鼓，声声诉说着历史的苍凉。其山水之美，古迹之多，碑刻之富，寺观亭阁之盛，诗文书画之丰，自古有名。更何况桃花源又是我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素有三十五小洞天和第四十二福地之称。汉魏时期，这里既以山川毓秀著称，更以道教洞天闻名。早在陶渊明之前，晋人伍安贫已有《武陵记》（已佚）。桃花源始建于晋，初兴于唐，鼎盛于宋，可见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仅如此，它又座落在屈原流放过的沅水之畔，这更给文人学者们留下了多少梦幻和遐想。正是这种“桃花源情结”孕育了丁玲文学的种子，开启了她的文学之门。
桃花源有别于一般的优美的风景区，它不仅有“仙境”般的自然风光，更积淀了丰富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内容。它是人的历史活动和自然风光的交融与契合。因而具有了社会意义和文化、文学价值。桃花源的建筑和古迹，均与陶渊明的“记”与“诗”有关，很多景点的名称就直接以陶诗或陶文中的原名命名。历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羽士高僧、布衣士子览物抒怀，在此留下了2000多篇优美的诗词、散文，200多幅楹联、题榜和石刻。景以文传，文以景胜，文景相互辉映，留下了多么丰厚的文化遗产和文学遗产。
生活在这人间仙景的桃花源，谁能不受其熏陶、感染？尤其像丁玲这样敏感多情的女子，更容易接受这种文化和文学的浸染。据丁玲回忆，当她在二师读书时，她常常在楼上寝室的窗口一站半天。从疏疏密密的树影中看沅江上过往的帆船，听船工唱着号子。拉纤的、撑篙的船夫都爱唱歌，那歌声伴着滔滔的江水和软软的江风飘到窗口，她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背诵着《桃花源记》，神思飞扬，浮想联翩……眼前的沅江连着洞庭湖，洞庭湖连着长江，长江流人大海，大海那边又是什么呢？陶渊明的想象力，似乎给了她一双想象的翅膀。
丁玲对于文学的爱好，并不始于中学，她儿时就喜欢读诗，在她母亲的口授下背得几十首古诗。7_岁开始读书，母亲教她读《古文观止》。从10岁到14岁，丁玲往往只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团聚。
她回忆道：“一放了学，便只剩一个人，不管在家里的慢慢黑下来的园子里也好，或是学校的大操场也好，总之在这些时候，我除了望一阵一阵飞过的归鸦和数着那最先发亮的星星以外，便总是找一本书，度过那寂静的下午和夜晚。这一个时期中我几乎把我舅舅家里的那些革本旧小说看完。而且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就是那些林译的外国小说也看了不少。《小说月报》（美人封面的）和包天笑编的《小说大观》也常常读到。”（丁玲：《我的创作生活》，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她读中学时她就阅读了《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今古奇观》《儒林外史》等文学作品，对文学产生广泛的爱好。
在周南女中读书，语文老师陈启明又进一步对她进行了文学启蒙。陈老师从鼓吹文学革命的杂志《新青年》上精选一些文章作语文教材，向学生介绍了外国一些作家。都德的《最后—课》和莫泊桑的《二渔夫》都是丁玲当时最喜欢的小说。陈老师发现了丁玲的文学才分，鼓励她写作，给她介绍新小说、新诗。将她写的两首小诗刊登在他主编的一份地方报纸《湘江日报》上。丁玲说，看到这些诗登在报上，兴奋之情不可言状，竟夜不能寐。这两首小诗虽很幼稚，不过，这一发表，却培养了她的文学兴趣，有一次写作文，丁玲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改写成白话文。’这篇作文得到语文老师陈启民的表扬，而且评价还很高·，说她“有《红楼梦》的笔法”。
（丁玲：《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丁玲文集》第5卷第32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巧合？为什么丁玲对《桃花源记》情有独钟？我认为这是文化与文学的基因使然。儿时母亲对女儿所进行的文学启蒙，二师校长对丁玲作文的点评、激励，周南女中语文教员对丁玲作文的欣赏与赞美、指导，桃花源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熏染，都使丁玲的文学天分得到一片肥沃的土壤并萌发了爱好文学的胚芽。丁玲回忆说：
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枝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用这枝笔为中国人民服务，陈启民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丁玲：《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文集》第5卷第31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在老师的鼓励下，丁玲绽开了文学的胚芽。
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丁玲从小沉默寡言，压抑感伤。她说她从小就喜欢观察人。因为那时是封建社会，她是个女孩子，没有她的发言权，大事小事不让她参加，因此只能在旁边听，这样就养成了观察、分析的习惯。她暗暗地将自己的家庭和《红楼梦》中的贾府作一番比较，发现也有王熙凤，也有败家子，也有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的，也有各房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类的事。因此，她像巴金一样，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个封建家庭确实有深切的认识与体会。
她还说她有个本领，那就是她见过的人虽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但他的形貌、动作、姿态，语言声调等，却能在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达到过目不忘的地步。我想，这也就是她的文学天分吧！
儿时与文学结下的情缘，竟注定了丁玲以后与文学难以割舍、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缘分”。这真是“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 （见叶圣陶先生赠丁玲的《六幺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