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汝珍的论述来看，其所谓“母中所收各音”是指韵母而言，也即反切下字而言的，其粗细就是反切下字的粗细。从李氏的实例来看，在“一春”中“昌瞋超钗痴车搀抽差称”，之所以被称为“细音”，显然不是指反切上字，因为根据李氏的粗细理论，这些反切上字显然是粗音而不是细音。由此可见“昌瞋超钗痴车搀抽差称”称为细音代表的是这些反切的反切下字是细音。由此反观“二满”中的“音皆一律，粗细不分”，这显然也是指反切下字而言的。由此可以看出所谓“音皆一律，粗细不分”的真实内涵是当反切上字是唇音声母时，其反切下字就不再区分粗细。由此来看陈雪竹（2008）的观点，她显然是将“音皆一律，粗细不分”理解成了唇音反切上字“粗细不分”，于是得出“这些反切上字虽然与被切字的呼法一样，但是它们的介音也与被切字的介音一样有待判别，不能用来说明被切字的呼法”的观点，并进而根据她提出的“反切下字与被切字介音相同或粗细一致”的观点，采用由反切下字的介音鉴别唇音反切中被切字的介音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显然是没能理解李汝珍所谓“音皆一律，粗细不分”的含义，当我们理解李汝珍的此举的含义是“当反切上字是唇音时，其反切下字就不再区分粗细”时，就可以看出陈雪竹采用由反切下字的介音鉴别唇音反切中被切字的介音的方法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李汝珍已经不再区分反切下字的粗细了。当然由于反切下字的粗细不区分了，反切上字和被切字的粗细也就不再区分了，“切异粗细”理论在这里也就失去了效力。
另外，由陈雪竹（2008）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博盘粉满四母的反切下字虽然大多数是合口呼字，但也出现了不少开口呼和齐齿呼字。对此，陈雪竹认为出现在博盘粉三母的开口字大都是中古曾梗效流果咸摄字，其中除果摄字由于既可以作为开口呼的反切下字，也可以作为合口呼的反切下字，不能用来确定唇音字的开合外，其他摄都没有或很少有合口字。“在《音鉴》中，中古的咸摄和山摄没有合并为一个韵部，曾梗摄和通摄也没有合并，因此与效流咸曾梗摄对应的韵部同样没有或很少合口和撮口呼字。开口呼的反切下字只出现在这些韵部中，说明李氏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都选择了‘粗音’即合口呼或撮口呼字作为‘博盘粉’母字的反切下字，而只有在没有合口、撮口呼字可以用的情况下才用了‘细音’即开口或齐齿呼的反切下字。根据反切下字呼法与被切字‘粗细’一致的原则，‘博盘粉’母字应该读‘粗音’，即合口呼。”我们认为陈雪竹的观察有失偏颇。根据《李氏音鉴》卷一“凡例”和卷六“字母五声图”的列字，李汝珍将中古的山摄和咸摄分成了4韵，即九、十、十一、十八，其中第九与第十八是粗细之别，第十与第十一也是粗细之别。第九韵包括平水韵的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十三覃和十五咸，第十八韵包括平水韵的十五删和十五咸；第十韵包括一先和十四盐，第十一韵包括十三元、十四寒和一先。按照韵母的粗细理论，李汝珍只需要将山咸摄分成粗细相配的两韵就可以了，他之所以这样安排是照顾他心目中的“南音”。如李汝珍在卷三第二十四问中所说“以北音辨之，第九似与十同，十一似与十八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山咸两摄在《李氏音鉴》中是合并的，这些韵之间的区别是粗细之别。如盘母第九韵与第十八韵重出，其韵字分别是攀：铺弯切，蒲凡切、眅：普版切、盼：怕宦切、趴：普猾切，其中为咸摄二等衔韵合口字，它与“攀、眅、盼”同列一韵，足以表明山摄和咸摄是合并的。中古通摄和曾梗摄字，在《李氏音鉴》中分别是第三韵和第十七韵，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粗细之别。对于这种只有粗细之别的韵来说，其唇音字大都是重出的，所用反切下字也是重出的，粗音声母的反切下字基本上是合口呼字，细音声母的反切下字基本上是齐齿呼字。如就博盘满三母来说，第一与第二十二重出，第二与第十六重出，第六与第二十一重出，第九与第十八重出，第十三与第十九重出，第十四与第二十重出；就粉母来说，第一与第二十二重出，第二与第十六重出；就飘眠便三母来说，第二与第十六重出。既然其他粗细之别韵的唇音字的反切下字可以以粗代细，那么山摄和咸摄，曾梗摄与通摄为什么不能呢？可见对山咸摄与曾梗通摄来说，李汝珍并不是在没有合口或撮口字可以用的情况下才用了开口呼或齐齿呼的字，这与流摄和效摄是不同的。李汝珍这样作的基础是，对唇音字而言，反切下字的粗细是不分的。
再就陈雪竹所考察的以满母字为反切下字的崖、痕、衡、降、娥来说，崖的反切下字是埋，而埋的反切下字是淮；痕的反切下字是门，而门的反切下字是魂；降的反切下字是尨，尨虽然不作为韵字出现，但它属于第一韵或第二十二韵，因为满母这两韵唇音字重出，其阳平的反切下字是合口字“王”；只有“衡”和“娥”与满母唇音字互为反切下字，但正如陈雪竹所说，“娥”字既可以作为开口的反切下字，也可以作为合口的反切下字，不能据此断定唇音字的开合。可见，满母唇音字出现的情况是开合不定，很难说是部分满母字已经由合口转为开口。
其实李汝珍在整个《李氏音鉴》音系中，对唇音字的开合的看法都是开合不定的，如果他认为唇音字是合口呼的话，那么唇音字就只会出现在粗音韵中，而不会出现在细音韵中，而事实上，除了没有粗细之别的独韵外，多数唇音字是粗细韵重出的，这说明李汝珍对此拿不定主义。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尽管唇音字是粗细韵重出，其所用反切下字基本上是合口呼字，这说明在李汝珍看来，唇音字是接近合口呼的。这与许桂林在《许氏说音》中将唇音称为“独音”，但又说“虽无正散之分，而音近散”是相应的。其实这种情况在1775年成书的贾存仁《等韵精要》中也是如此，该书洪音唇音字开合重出，细音唇音字大部分齐撮重出。对此贾存仁的解释是“唇音，开口与合口，齐齿与撮口，本不全同，而不能显为分别，故不得已，直以同音目之。善学者从第一韵细心揣摩，当知其故”。但贾存仁在“反切变法”中又说“凡经书中旧反切，以今法切之，间有不准者，今列左……下一字系唇音者，多不准。如古猛切，可以得羹音，亦可以得矿音，所以然者，以唇音开口与合口本同故也。”可见贾存仁也分不清唇音字的开合口。
实际上唇音字的这种状况不是清代才开始的特殊现象，唇音字的开合自《切韵》以来就一直是反切中的难题，唇音字既可以切开口也可以切合口，既可以用开口字作反切下字，也可以用合口字作反切下字。李荣在《切韵音系》中说：“开合韵唇音字的反切下字不定，有时是唇音，有时是开口字，有时是合口字。固然有些韵专用某一类字，就整个说，唇音字不能凭反切下字分开合。唇音字无所谓开合，同时又可开可合。”
由此可以看出，唇音字自《切韵》到清代，甚至到现代一直是开合不分的，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唇音字开合口不对立。在音系处理上，处理为开口或合口都可以，不过不管是处理为开口还是合口，都不影响唇音字具有合口的性质。如以山西方言来说，根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娄烦和临县两地宕江摄唇音字与合口字一起演变，与开口字不同，但两地唇音字在音系处理上娄烦是开口，临县是合口，。由此我们认为，尽管在《李氏音鉴》之后，富善《官话萃轸》将唇音字都处理为开口，也不能说明唇音字由原来的合口转变成了开口。实际上唇音字并不存在由合口转开口的音变。
既然依据“切异粗细”理论不能判断唇音反切的介音，那么唇音字的介音如何判定呢？我们认为唇音字只有洪细之分，而无开合之别。从这个角度说，杨亦鸣（1992）将韵母唇音字处理为开口，从而在整体上说唇音字只有准和两种介音在理论上是完全合理的。不过从审音习惯上看，明清时期的韵书和韵图多将韵母唇音字处理为合口呼，但这也不影响唇音字只有洪细之分，而无开合之别的观点，因为即便将韵母唇音字处理为合口呼，它也没有对应的开口呼，仍然是开合不对立。由于唇音字无所谓开合，唇音声母本身特殊的发音方法已经显示出整个音节带有合口的性质，将洪音唇音字处理为开口而不设置合口介音，更符合音系简约的原则。何况陈雪竹（2008）也说：“《音鉴》音系中唇音字合口的性质不是韵母具有明显的[u]韵头，而是由于唇音声母发音时具有撮唇的趋势，影响到整个音节在听觉上接近合口呼。”但我们认为这种状况不仅仅是《李氏音鉴》音系中唇音字的特点，自《切韵》到现代汉语普通话唇音字一直具有这种特点。不存在所谓唇音声母由撮唇到展唇转变。
三、结论
通过对《李氏音鉴》“切异粗细”理论的深入考察和分析，我们认为所谓“切异粗细”是指被切字的介音与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粗细一致。由于李汝珍所定的声母粗细和韵母粗细的标准不同，因此要具体确定被切字的介音时，要同时考虑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的介音，其规律符合本文提出的16种推导式。杨亦鸣（1992）从反切上字着眼提出被切字的介音由反切上字决定，陈雪竹（2008）从反切下字着眼提出被切字的介音与反切下字介音相同或粗细一致，都不符合李汝珍“切异粗细”理论的真实内涵，因为还存在由反切上下字共同决定被切字介音的情况，如雨：秧五切。由此可以说杨亦鸣（1992）和陈雪竹（2008）的观点都是不全面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切异粗细”理论，只适合非唇音反切，不适合唇音反切。
陈雪竹（2008）提出由反切下字的开合来判断唇音字开合的方法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一是李汝珍已经提出唇音“音皆一律，粗细不分”，其含义主要是指当反切上字是唇音声母时，反切下字不再区分开合，当然由此也导致唇音字本身不区分开合，由于反切下字已经不区分开合，再由此来推断被切字的开合就缺乏理论基础了，二是正如李荣在《切韵音系》中所说“开合韵唇音字的反切下字不定，有时是唇音，有时是开口字，有时是合口字。固然有些韵专用某一类字，就整个说，唇音字不能凭反切下字分开合。唇音字无所谓开合，同时又可开可合”，唇音字的这种状况自《切韵》以来一直如此，没有变化。不能由于在个别情况下选用开口字作为满母的反切下字或用满母字作开口字的反切下字，就判断部分满母字由合口转变成了开口。唇音字的合口性质是由唇音声母本身特殊的发音方法决定的，不涉及介音[u]是否存在的问题，音系处理上无论是把唇音字处理为开口还是合口，都不影响唇音字近似合口的性质。从音系简约的角度出发，将唇音字处理为开口更为妥善，因为它的合口性质不是由[u]介音造成的。唇音声母的发音方法不存在所谓由撮唇到展唇的转变，唇音字也不存在由合口到开口的转变。
附注：
《续修四库全书》不收许桂林《许氏说音》，陈雪竹（2008）说《许氏说音》出自《续修四库全书》第260册，显然不确。许桂林所谓“正散”亦并非如陈雪竹所说是指“开合”，他的“正”包括“正粗”和“正细”，即“开口”和“齐齿”，他的“散”包括“散粗”和“散细”，即“合口”和“撮口”。其中“粗细”的概念来自李汝珍。
参考文献
陈雪竹2008《李氏音鉴》音系中“博盘满粉”四母字的介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贾存仁1775《等韵精要》，乾隆乙未春镌，河东贾氏家塾定本。
李汝珍1810《李氏音鉴》，嘉庆十五年镌，宝善堂刻本。
许桂林1807《许氏说音》，民国间北平松筠阁排印声韵要刊本。
杨亦鸣1992《李氏音鉴音系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