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冬陈矩序，封页“春秋左传杜注校勘记”题名之下，用毛笔书“唐卷子本，长洲顾复初署检”，似《春秋左传杜注校勘记》所依底本唐卷子本，为长洲顾栋高旧藏。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遵义人。讲求经世学，曾入曾国藩幕。光绪二年，调充参赞。历比、瑞、葡、奥诸都，两使日本，尝影钞日藏唐宋古籍，成《古逸丛书》，皆中土不传之本。自著《拙尊园丛稿》《奉使英伦记》《曾文正年谱》，编《续古文辞类纂》。《春秋左传杜注》的初唐写本时藏日本，黎庶昌出使东瀛时，多方求借，将《左传》异文载之简端，以备考校。回国后，黎将其中有关勘正者录为一卷。初唐写本将“辟”写作“避”，将“章”写作“彰”，似将古字改为今字，“何如”写作“如何”，“生弑其君夷权”中，“弑”作“杀”，或是传写错讹。今本较唐写本，“虚词”省略不少，正文中“对”（“对曰”的“对”）、“其”、“是”、“也”，杜注中“即”“则”“故”等词多所省略，使今本更语凝简洁。唐写本有些信息明显要大于今本，仍能见今本脱落痕迹，如冬十月，“十”下有“二”字；母成风，“母”上多“其”字，“风”下多“也惠王十八年即位”八字，所谓“母成风”，实为“其母成风也，惠王十八年即位”。类似脱落所在多有，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时所见最早的本子是相台岳氏本，未见此本，实为憾事。
79.皮锡瑞《左传浅说》二卷湖南思贤书局光绪己亥（1899）刊本
一函两册，半页11行，行24字，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清末著名经今文学家，著《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左传浅说》订文字，疏义理。于“寤”、“美艳”等词，颇能订正杜注孔疏之失，又于礼制多所议论，但过于强调注疏之失，至于己之正面观点，反不能一目了然。似限于经今文学家的立场，未能征引经古文家的文字训诂考证成果，于某些词语的考订无定说，如“公矢于棠”之“矢”。皮氏于章句之学无专长，但于义理的解释，本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拘执于义例，不妄为褒贬，多通达之语，且言之成理。如对孔子之祖先“孔父”的称名，《公羊》曰称字而褒，《左传》曰称名以贬，皮氏俱不从，而云据事直书，称名称字没有义例，仇牧、荀息与孔父同殉君难，书法应同，孔父称字，仇、荀称名，可知名字无褒贬。皮氏虽是今文学者，但立论平实，颇能超越于门户之外，不妄为穿凿附会，以实事说经，而不专主一家。
80.于鬯《香草校书》七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于鬯（1854-1910），字醴尊，号香草，江苏南汇（今上海）人。一生未仕，精研学问，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与俞樾有过交往。著书二十余种，刊印行世的有《香草校书》、《香草续校书》、《得草文钞》、《说文职墨》、《花烛间谭》、《读周礼日记》、《读仪礼日记》、《卦气直日考》等。于鬯自视甚高，著《香草校书》，以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自况，多订正杜预之失。如襄公十八年“献于”杜预无解，于鬯以“虚”释之，认为“献于二字合音为‘虚’字”，并考证“虚”的地址；又襄公十九年“夫铭，天子之令德”句，于鬯用“命”、“名”训“铭”，都是利用音声通假以资训诂考证，已达很深的造诣。昭公二十五年“鸡斗”，杜注以为两家畜鸡自相斗，于鬯认为“斗”指“鸡戏”，首引《史记·鲁世家》为证，辅以《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除考证“斗”的语词意义之外，还考证“斗鸡”的风俗盛于战国，而自春秋已有其风，可谓详细。《香草校书》以繁为特点，昭公十三年“使各居一馆”，详细考证馆于何处，将先儒旧说的细微差异翻来覆去，过于琐碎。于鬯自许追步俞樾，实不能相提并论。俞樾负才使气，多所臆断，但可见灵活通转，而于鬯钻研故纸，考不厌细，依靠汉注，排击杜注，大体上沿袭了乾嘉汉学的旧有治经途径。
81.刘师培《读左札记》一卷刘申叔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作于1905年。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刘氏四世传经，精春秋左传学。刘师培未上过私熟，跟随从兄刘师苍、刘师慎学习，自幼颇识古文经学的治经方法。《读左札记》主张《左传》的研究分为“礼”、“事”、“例”的研究，缺一不可。全面考证春秋时代的礼制、典章，这是“礼”的研究；考证《左传》在先秦先汉之间的流传，以明《左传》之不伪，这是“事”的研究；全面阐释《左传》的义例，替代杜预义例，这是“例”的研究。刘师培因证明《左传》之不伪而对周秦两汉学术史所作的研究，另著《汉代古文学辨诬》等文，精彩超卓，为钱穆《汉代今古文平议》所师法。
晚清，刘逢禄《左传》不传《春秋》的观点；康有为、崔适等人《史记》引《左传》语为刘歆附益的观点大行其道，《读左札记》即为此而作，其中新议题是《左传》传《春秋》，未经刘歆伪纂或附益。刘师培基于民本主义思想，驳斥汉代以来人们以封建君臣之道否定《左传》义理的过失，明《左传》义理之真，解释“贰”“叛”等语词训诂之时，运用通例，清除自南宋洪迈以至清顾炎武对《左传》的误解；举《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古籍对《左传》事实的征引，从义理及师承、征引两方面全面证明《左传》之真。举宋本《韩非子》引《左传》“君子曰”等事实，证明《左传》在史汉之前即已成书；征引《韩非子》引《左传》事，明韩非子亦左氏学经师，驳斥宋儒以来“君子曰”为刘歆附益之辞为荒谬。为证成《左传》传《春秋》，刘师培认为左丘明是孔子弟子，亲受业于夫子，则多陈辞臆说。
《读左札记》中，刘师培仿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解《春秋》名字八例，除了能像王引之那样“音声求义”之外，还能综考经史子集，从词义的贯通以及典籍出处讲春秋时人名与字的相通之处，颇为中允。如卫公孙牟字子之，牟，大麦也，“之”为秀茁之义（注：见《说文》）。又如祁奚字黄羊，《庄子》有“羊奚”，即为此类。
《读左札记》论春秋历法，指出“春王正月一语，词严义正，其用周正可定也。至列国赴告之文，各得纪年，于境内岂无杂用夏商正者。《左氏》辑录作传，亦有遗漏，未经改定者，后人往往难晓，不必强合。”颇为中允，解决了因历法不同而产生的无数口舌争端。
82.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一卷《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于1905年。今文学兴起之后学术界严分今古，古文经学与今文学经学的抗争，亦披当时谨守家法的不良风气，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即为此而作。通过揭发先秦群经大义相通的事实，以证明凡通儒皆能兼采古今，不以家法自限。仅通一经，自守家法之人为小人之儒。《群经大义相通论》中《〈左传〉〈荀子〉相通考》、《〈穀梁〉〈荀子〉相通考》、《〈公羊〉〈荀子〉相通考》三篇著作证明《荀子》与三传相通，换句话说，荀子的春秋学包括《左传》、《公羊》、《穀梁》之学。刘师培因荀卿博通《公羊》、《穀梁》而尊崇荀子，这与汪中因荀卿授受先秦学术而表彰荀子相同，这树立起荀卿在秦汉之际的文化传承上不可低估的地位。荀子引《左传》，除《左传》的叙事之外，《左传》的书法、凡例、典章制度，都在征引之列，可见荀卿所见原本《左氏春秋》本带有书法凡例，此不为刘歆所附益，有力地破除了今文经学的偏见。《周官左氏相通考》、《周易周礼相通考》等篇目从《周易》《左传》等古籍中搜罗典章制度，以与《周礼》相印证，可从侧面证明周官经不伪。经学既不能以家法自立藩篱，则经学之异可从地域上寻求解释。《公羊孟子相通考》从思想上讲《公羊传》和《孟子》同是齐学，故相通，这种比附被认为“要不得”（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第六册），而《公羊齐诗相通考》从地域讲学术，《毛诗荀子相通考》从师承关系讲相通。《群经大义相通论》在今古文严重对峙的年代，为传统经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即通过地域研究学术流派，得出“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序》）的结论，其中不免瑕疵，但无损于完璧。
83.刘师培《春秋古经笺》卷七卷八卷九三卷残本，刘申叔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不明著作年代。仅存宣公、成公各一卷，卷九襄公仅至十年。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仅疏《左传》的“礼”和“事”，而“例”欲单出，而未及作。刘师培有意续其家学，《春秋古经笺》即为“例”而作。《笺》采《左传》义例，引而申之，或取汉儒刘、贾、许之说而笺之，或依经文前后而释例。释例不采《公羊》杂说，但刘师培在月日释例上仍有《公羊》月日例的影响。释例取《左传》叙事证成，如果有无传之经，不知其事而不明其例，则以“未详”置之不论。释例务求通达、周全，增设许多义例，如朝例、盟例、会例、城例、杀例、不与谋例，超出杜预五十凡例，但过于琐碎。盖刘师培作《春秋古经笺》逐年逐条点明《春秋》一经的义例之后，将义例适当区分为正例与附例，成《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于是《古经笺》的使命即已完成，所以不复珍重，后人仅得残缺、未全之本入《刘申叔遗书》。刘师培阐发《春秋》义例，以《左传》为基准，不与《左传》事实与书法相违戾，贯彻的是乃祖刘文淇“以《左氏》释《左氏》”的主张，但义例的研究在经学难以维系的晚清，是否有价值，还当别论。刘氏的义例研究，承旧学而无新知，不被当时重视，亦不被后人称赞。
84.刘师培《春秋古经旧注疏证》一卷刘申叔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卷尾附钱玄同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整理后记，云：“申叔纂此稿之时，当在民元前三年己酉至前一年辛亥之间（即1909-1911），以原稿‘仪’字缺笔作知之。”《春秋古经旧注疏证》是未完之作，原稿纸三页，仅疏《春秋》标题及“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而皆未完成，中间有空白待填入。《春秋古经旧注疏证》仿先祖《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注疏体式，从头开始疏证，可知不是《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续作。《古经旧注疏证》所取汉儒经说与《左氏传旧注疏证》明显不同，喜言褒贬而全力证其“书法”、义例，短短三页篇幅已见其端倪。疏证较《春秋古经笺》繁而密，当是1906年岁末章太炎劝勉其承家学作详细的疏证（章太炎与刘师培第6书）之后所作。
85.章太炎《刘子政左氏说》一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民国浙江图书馆刻章氏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刊于1908年的《国粹学报》。据桓谭《新论》记载，刘向与其子刘歆一样，精通左传学，章氏从刘向所辑《说苑》、《新序》、《列女传》等三书中择取三十余条，与《左传》对勘，用以订正今本《左传》文字、训诂之失乃至揭发《左传》的微言大义。认为“字与今异者，则可见河间古文（按：指河间献王张苍所献古文《左传》）；训与今异者，则本之贾生《训故》……若其微言大义，则亦往往而有。”章太炎认为《左传》的微言大义多与《穀梁》相同，因为二者同属鲁学：“二传既同为鲁学，故自孙卿至胡常、翟方进辈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非《公羊》齐学绝不相通者。”这与刘师培从地域文化讲学术的特点一致。《刘子政左氏说》仍肯定了《公羊》学说，留存了孔子改制思想，为章氏晚年所不喜。晚年章氏虽持纯粹的古文经学立场，排斥《公羊》学说，但《刘子政左氏说》却毋庸置疑地为人们勾划了汉代春秋学三传相通的局面。如成公九年《春秋》：“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姬行父如宋致女，晋人来媵。”考《列女传》伯姬事，知《左传》之义与《公羊》、《穀梁》二传相同；成公八年《春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说苑》载此事与《公羊》说相同，而且在“以诸侯亲迎”一事上，《左传》与《公羊》相同。大抵《春秋》三传异说来源于同一个母体，只是后来由于口传的讹误、文字的误差以及经说取向的不同，分歧渐趋明显，其实在其产生之初，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如果硬性将与《左传》与《公羊》某些相似的地方剥离掉，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汉书·五行志》载刘向借《左传》事讲阴阳灾异，章氏概不取。《刘子政左氏说》常用《说苑》、《新序》、《列女传》诸说正《公羊》学说及东汉贾逵、服虔等人的经说，反映了晚清古文经学家复古于西汉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