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不是俞樾所有的名字解释都能胜过王引之。楚郤宛字子恶，王氏曰：“宛当如怨。”俞氏又云：“如王说则非令名也。”多所举证，证其为恶名。王氏《解诂》中，多有美恶不避同名之例，而俞氏必以“非令名”而改释。俞认识不到春秋时名字姓氏的特殊机制，所改即为有理，亦只是以备一说，虽有文献证据，而在识见上不及王氏精卓。王引之于先秦名、字的解释中，着重音声上的联系，而后来释义之人逐渐着重于名字之中意义上的联系。
72.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之《春秋左传正义》校勘齐鲁书社1983年版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居士，浙江瑞安人。与俞樾、章太炎并称清末三学者。有晚清经学殿后、朴学大师之誉称。孙诒让年少时，随父官江东，时太平天国内乱刚定，故家秘籍多散出，收购积数万卷，时有善本，孙诒让遂用以校订群籍。校子书七十七种，成《札迻》十二卷，另有群经及三史校勘，另著成书，群经校勘即此《十三经校勘记》。孙诒让三十岁前即已校定群籍，刊录成书的是《札迻》，未录成书的，包括此《十三经校勘记》，故将《十三经校勘记》系年于孙诒让三十岁，即1877年。孙诒让校书，得益于王引之及卢文弨，每下一义，必多方援证，不以孤证敷衍了事。俞樾评价孙诒让“精孰训诂，通达假藉，援据古籍，以补正讹夺，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俞樾《札迻序》）不为无据。孙诒让的校勘摆脱了某一固定版本的依赖，利用经传子史群籍校勘《左传》，更易得古本的真实。如《经》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賵”，孔《疏》云“于诸侯臣禭之，诸侯相于如天子于‘王后’”，孙诒让认为“‘禭之’上据《杂记》疏引《释废疾》说当有‘賵之’二字。”采用比较冷僻的《杂记》一书，证明古本《春秋左传正义》多“賵之”二字，证据简截明了，颇有说服力。孙诒让有时从文例、字例的角度作定夺。如襄公二十九年“诗云维清奏象舞，则此象箾之舞”，浦镗认为“‘诗’下脱‘序’字，‘则’疑‘即’字误”。孙诒让认为：“则”“即”通用，《疏》内习见，不必改。如此以通例校勘古籍，则不死于字下。除用它籍校勘《左传》之外，时或据《左传正义》古本正现今书籍之失。如文公十四年《经》“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孔《疏》引郭璞《尔雅注》曰：“妖星。亦谓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扫彗也。”据此，孙诒让校正今本《尔雅注》夺“妖星也”三字。
73.胡元玉《〈春秋名字解诂〉驳》清经解续编本
前有胡元玉光绪甲申年（1884）自序。胡元玉，字子瑞，湘潭人。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以声求义，合于声音通假的不少，但不免轻易改字。胡氏认为假借分本无其字的假借和本有其字的假借，求本有其字的假借不得，方能用本无其字的假借。此见甚是。胡氏《〈春秋名字解诂〉驳》纠正王氏声近通假之失，又将王氏附列未能释者二十五人，悉为补足。楚郤宛字子恶，王氏以“怨”释“宛”名，以与“恶”相对，胡氏举说文恶“貌丑”之意，佐以襄公二十六年“生佐恶而婉”、昭公二十八年“宗蔑恶”，证明恶为“貌丑”之意，与怨恨无关而与名“宛”具相反相成之意，简单明了，能补王氏之失。晋寺人勃鞮字伯楚，一名披，王氏无解，胡氏言“春秋时言革必推楚产，革履亦必以楚革所为，故字伯楚”，以勃鞮合音为披，故又名披，此处可谓切中肯綮。王氏尚能于疑处存阙，而胡氏多所强解，不免扞格难通。邾子颜字夷父，以“颜”字引申为“常”，以与“夷”的引申义“平”相应，在两字的引申义之间随意比附；东郭贾字子方，将商贾之义引申为“常”，以与孔方兄之“方”相应，则在引申义的比附中又加入非名非字的一层引申义，名和字的联系如同射覆；晋解扬字子虎，以“扬”之飞越腾挪引申为虎，则属充分发挥想象力所致。刘师培论“王氏（笔者按：念孙）俞氏（笔者按：樾）以改字误，而胡氏则以不改字误。改字，则联合易，不改字，则牵合，倍难。故皆入穿凿之谈也。”（刘师培《读左札记》）是为确论。
74.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四卷十五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前有光绪十四年（1888）春二月自序，云诂精经舍课生二十余年，评阅课卷及往复讲论之余，有感而作，未及收录进《清经解续编》，而单独成书。《茶香室经说》共十六卷，卷十四至卷十五为《左传》经说，分别著录四十条和三十九条。《经说》常从杜注、孔疏等常解中翻出新意，如解“食言”为“食人之恶言”，而非食己之言，颇出意表。但有时显得力不从心。俞樾往往从文义及微言大义解说字词，如解“胜之”为“灭之”，不厌其详，有累赘之感。又从声音通假上训“栗”为“洌”，不及惠栋《左传补注》的精审。大抵俞樾受惠于高邮王氏，竟然对惠栋的《左传补注》知之不多，是其失。不满意于“皋比”历来训为“虎皮”，而以“面具”训之，缺乏坚实有力的根据。而从“占卜”的各种形状释“专之渝”之“专”，则颇富新意。
75.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七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
前有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序》，后附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马叙伦《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姚维锐《古书疑义举例增补》四种续补著作。《古书疑义举例》为俞氏晚年所作，俞樾从九经及诸子中得先秦语言的为文语法及修辞等文辞通例，颇得古人为文之法及训释之法，集俞樾语词训诂之大成。《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崤之战中“不替孟明”句，俞樾加以《史记》等书两处文例，总结出“叙论并行例”，认为古书中议论中佐以叙述，叙述中加以议论，都属正常，皆由“古人之文无定法”所致，“不替孟明”是叙述句，而非秦穆公的话。又“高下相形例”，说明《左传》叙事有绝妙的修辞手法：“欲言子产之敏，乃极言子大叔之不敏”，读古人之书，若不得其高下抑扬之妙，“徒泥字句以求之，往往失其义”。又如“美恶同辞例”，《左传》“委迤”之义与《诗经》“委迤委迤，退食自公”之义相反，不是褒义而是贬义，“学者当各依本文体会，未可徒泥其辞”。《古书疑义举例》中通例的获得，以熟读古书为基础，通例贯在“通”，“通”的反面是“泥”，获得义例之后，方可破泥于章句、死于字下的阅读方式，可以尽快掌握文义，有利阅读。古书通例使某些字词的争端迎刃而解，因此寻求通例成为训诂考证的一种常用方法。
76.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仅至襄公五年。刘文淇（略，同上）。刘毓崧（1818-1867），刘文淇之子，字伯山，一字松崖，道光二十年举优贡生，传左传学，旁通经史诸子百家，精于校勘。刘寿曾（1838-1882），字恭甫，刘毓崧之子，同治、光绪两中副榜，校书金陵书局，治经有家法，续纂《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至襄公五年而卒。传统看法认为刘氏家族三代都参与了旧注疏证的工作，据《清史稿·艺文志》，刘毓崧实没有充任此职，刘文淇只撰一卷，其主体部分为刘寿曾所作，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师从成蓉境学三统历法，亦曾参予《旧注疏证》的编纂。《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全面分析东汉诸儒旧说，补苴杜注训诂语辞、典章制度之失，同时全面辑采清代左传学研究成果。谓读《春秋》当以“周礼”来解，与《公羊》经学言殷之“礼”异趣，“礼”是《疏证》实现微言大义的方式，也是评判传注优劣的试金石。《疏证》坚持《左传》是史，疏解语词训诂为止，不直言褒贬大义，凡发论必求言之有据。《疏证》为迎击今文经学，拟研究《左传》的“义例”体系，其宗旨是以《左传》之例释《左传》自身，以此代替杜预的义例体系，但只存构想，刘毓崧著《春秋左氏传大义》，刘寿曾著《春秋五十凡例表》，将义例之学付诸实践，但属稿不存，刘师培在1909年以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家学的义例之学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利用汉儒义例说建立起《左传》的义例体系，家学中的义例之学才最终浮出水面。《疏证》因无义例的研究，“礼”和“事”的研究都坚持了历史的研究方法，在训诂、典制的疏解上，都真实、客观，为恢复汉儒《左传》全说的原貌，立下了汗马功劳。
77.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七年康氏万木草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牌记题“光绪十有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卷一”小题下题：南海康祖诒广厦撰，注：一名有为。前有光绪十七年（1891）夏四月朔康有为自序。康有为（1858-1927），光绪进士，用工部主事，博通经史，受今文学家廖平的影响，研究今文经学。聚徒讲学，入都上万言书，议变法，遭保守派的阻挠而失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继承刘逢禄的思路而变本加厉，不但认为《左传》的义理为刘歆附益，整部《左传》都是刘歆为了取媚新莽政权而伪造。康氏考证古文未亡于秦火，说明刘歆争立之古文经学全都是刘氏托古而掩人耳目之辞；《汉书》所记《左传》传授体系亦是伪造，因为《汉书》根本就是刘歆伪造；据《史记》而发现《左传》之神话传说多与之异，则认为刘歆伪窜；而一旦《史记》中有证明《左传》早于刘歆存在的证据，则认为是被刘歆窜改，其它出土文献的不利证据，亦认为是早就预埋地下，专等发掘邀功。康有为以一种强硬之势，扫视一切史料，助成其《左传》伪书说，而为今文经学的托古改制说开路先导。康氏学术上的主观粗率随处可见，但《新学伪经考》初出之时，人们一般因政治而关注它，未从学术上加以抵制，而今文经学对学术的影响随着今文经学政治影响之壮大而不断壮大，《左传》伪书说在清末的经学中大为流行，人们群趋今文经学而不治《左传》，《左传》研究因之寂寥。
78.黎庶昌《春秋左传杜注校勘记》一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陈矩刻灵峰草堂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