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军凤
内容提要：清代的经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及的巅峰，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本文选取了清代有关春秋左传学的92篇论著，对其作者、版本、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概括，是清代有关春秋左传学的一篇集大成之作。
1.魏禧《左传经世钞》二十三卷，彭家屏参订，乾隆间本衙藏板
半页9行，行21字，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前有彭家屏乾隆十三年（1748）叙、魏禧自叙。是书康熙七年戊申年（1668）成书。魏禧（1624-1680），字凝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学者称勺庭先生。魏禧生逢明末清初易代之际，亲历甲申之变，觉“制科负朝廷如此”（温聚民《魏叔子年谱》清世祖顺治三年条记），痛恨八股无益于世务，顺治四年弃举业，始为古文辞，与兄魏际瑞、弟魏礼俱以古文名世，并称“宁都三魏”。魏禧《左传经世钞》自序云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读书全为经世；《左传》是史之大宗，“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阅读《左传》，就是在255年的历史中，寻求经世致用之志、才、勇，及为人处世的经验。魏氏评点《左传》，擅从历史的回味中，搬出人臣为国为家、为人处世的道理，如评价君王之事：“（郑）庄公此等作用，若施于正事，为君父报仇，为民除害，则其去石碏者几何？所谓兵贼同一刀者，此类是也。”评石碏杀州吁：“作如此惊天动地事，而后谓之纯臣。盖人臣为国，有一毫身家子孙之见，一毫功名利害之见，一毫固执偏私之见，便是夹杂。夹杂一分，便损却一分忠矣。”评晋曲沃之事：“无生民心”四字有“绝大道理”，评共叔段与郑庄公交恶：“古今以父母偏爱而启兄弟之釁者多矣。”无关经传的微言大义，旨在对读书人的思想发生作用。
2.魏禧《兵谋》一卷、《兵法》一卷昭代丛书本，道光间沈氏世楷堂刻本，民国八年重修
版心题“世楷堂藏板”，二篇卷首均有自序，卷尾均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吴江沈楙惪跋。魏禧大抵认为兵谋和兵法一形诸于心，一形诸于纸，一为不可见，一为可见，不能不细为区别，“法而弗谋，犹搏虎以挺刃，而不设阱也；谋而无法，犹察脉观色而亡方剂也。”（《兵谋》卷首自序）《兵谋》和《兵法》分别整理出《左传》的兵谋三十有二，兵法二十有二。大致每一战争都有一个或数个名目，徒有名目之胜，并无兵家谋略之实，可见为文人纸上谈兵。作者将《左传》中众多经典战役作语辞上的修饰，用整齐的对偶语句出之，“兵法”、“兵谋”淹没在刻意雕琢的语句之中，反映出史传评点与八股文之间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沈跋说魏禧“以文法言兵，以兵法作文”（《兵法》跋），是为笃论。
3.金圣叹《左传释》一卷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本，传万堂版本，乾隆九年（1744）刻本
《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十种之一。书名页题“乾隆甲子重订傅万堂梓行”，有墨笔眉批圈点。半页10行，行22字，小字双行，行21字，白口，单鱼尾。后有矍斋法顺治己亥（1659）春日《才子书小引》。金圣叹（1608-1661），原名金人瑞，以字行。此为金圣叹于亲友家酒食游戏间所成，有“郑伯克段于鄢”、“周郑交恶”、“卫州吁弑其君完”、“阴饴甥对秦伯”等篇。评点注重连贯而下的语气，立足于把握整体，如以“初”、“遂”二字评“郑伯克段于鄢”章的贯穿、呼应。讲《左传》文脉贯通，树立一条叙事主线，而将叙事中的解经语视为极忙之中的“闲笔”，一并欣赏，又将追叙等文字当作“闲笔曲折”。注重在文字的披寻中发现人物性格，主于人物简括言辞之背后识其本心，于叙事的片言只字中揣摩人物内心、篇章主旨，如“曰自毙，实毙之，便见纸上祭仲眉毛都动”，“爱共叔段，欲立之七字，反而便是废庄公而杀之六个字”，“曰西鄙北鄙不是写太叔作孽，全是庄公心地，写彼人物而令此人分外出色”等，可谓识透纸背，情透只字，用心不可不谓深，读书不可不谓细。
4.《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康熙四十九年（1710）内府刻，二十四册，四色套印本
康熙选编并评点，徐乾学等人奉敕辑注。选《春秋》以迄于宋之古文计六百九十三篇，加以评点，其中《左传》占四卷，共八十一篇，另有《国语》二卷、《公羊》、《穀梁》共一卷、《战国策》二卷。《古文渊鉴》收录汉唐以来帝王诏令、臣子奏议尤多，其中唐宋帝王诏令各一卷，唐臣子奏疏十卷，宋臣子奏疏、策论二十二卷。前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二月题并书序，序后钤“稽古右文之章”。选文随文夹注，朱笔圈点，页端有眉批。康熙的评点置于前，前人《传》说及臣子的评点缀于后，以朱、橙、黄、绿四色相间。康熙序曰：“文者，载道之器，所以弥纶宇宙，统括古今，化载民物者也。……圣贤之文……靡不根柢之群圣，权舆于六籍。”故“择其辞义清纯，可以鼓吟六经者，汇为正集，即间有瑰丽之篇，要皆归于古雅。”可见评选文章的标准在经义。康熙的评点，就是在《左传》的文章中寻求天下之治道，取《左传》为我所用。如评隐公三年“卫石碏谏宠州吁”：“石碏之谏，卓然千古正论。有国有家者，不可不三复斯言。”评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战胜而骄者必败，读此可以知兵。”评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论威仪”：“经纬家国之谓礼，容止进退之谓仪，分别本末处入微。”评昭公三年“晏婴叔向论齐晋”：“晏婴、叔向论齐、晋之失，切中情事，可谓智矣。但二子皆国之大臣，明知其失而不能救，体国之忠之谓何？词语古藻劲峭，《左氏》之谀也。”甚至批评晏婴、叔向刻薄，所论皆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论为君为臣之道，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的意图非常明显。选文最后一篇——“哀十一年仲尼论用田赋”篇尾注云《左传》“亲受于夫子，释《经》之例尤详”，是其长，但认为《左传》有浮夸好奇之病，是其短，故其所选，取“长”去“短”，只取那些合乎正统观念、宜于帝王之业的文章。康熙评点后所附前人评点及臣子评点，亦从君臣之道着眼。如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附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的评点：“按僖伯所陈，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一游一豫，其可轻也哉！”又附宋胡安国《春秋传》曰：“诸侯非王事不出，非民事不出。今隐公慢弃国政，远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见纳，又从而为之辞，是纵欲而不能自克以礼也。”评点引文与今《四库全书》本胡安国《春秋传》有文字出入。隐公十一年“郑伯命大夫百里居许”，附高士奇评，曰：“虑远忧深，周详婉至。守国之权谋，修辞之上品。”康熙评选《古文渊鉴》影响深远，科举士子纷纷依帝王之义作经义文章。康熙三十四年，蔡世远等精减《古文渊鉴》六十四卷成《古文观止》三十卷。康熙时八股名家何焯《义门读书记·读〈左传〉》中的评点正是模仿帝王口气指斥君臣之道，生发议论。
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古文渊鉴》六十四卷，仍留玄晔康熙二十四年序，选文仅存随文训释，文中圈点、简端评语悉删，《古文渊鉴》的评点性质荡然无存。康熙评点《古文渊鉴》的文字收录在《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中，仅存评点，而无选文。《中华传世文选》（任继愈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收录《古文渊鉴》六十四卷，仍留康熙君臣评点及前人，只不过将简端文字移置于篇尾，且没有了墨色区分。《中华传世文选》较大地保留了古书的原有面貌，是现今较易获得的一种版本。
5.马骕《绎史》四库全书本
马骕（1620-1686），字宛斯，又字陪御，山东邹平人，官河南灵璧县知县。自幼有《左传》癖，精通上古三代的历史，人称“马三代”，其学识为顾炎武所推崇。本书采《左传》叙事，又远推远古、三代，延及战国、秦代，标立一百六十件事例，成百六十卷，其中太古十卷，三代二十卷，春秋七十卷，战国五十卷，别录十卷，篇首有世系图、年表，不入卷数。此书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以事件为中心，每一事各立标题详其始末，事件取诸经传子史，甚至不可全以信据的伪书，故各种异说并陈，以广见闻，篇末由作者论断。事迹的征引博采古籍，排比先后，并注明出处，其相类之事，则随文附注，或有异同讹舛，以及依托附会，则于条下疏通辨证，与朱彝尊《日下旧闻》义例相同。该书已涉及清代考据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粗备辑佚、辨伪、考证等形式及规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特别赞赏此书在编纂体例上的独创，云其为史家六例所无。据王士祯《分甘余话》记载，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至苏州时，康熙帝垂问马骕所著《绎史》，命大学士张玉书务色原版，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令人送白金二百两至邹平县，购版进入内府，自此后人们罕见其书。是书采辑之博，连及纬谶，有别择不精之嫌，鉴于是书作于古籍辑佚的初期，这种过失还是可以理解的。所录自远古天地开辟直至秦末之事，欲以观朝代兴废理乱之迹，名法儒墨等各家学术的纵横分合之势，为研究远古传说、先秦历史、诸子学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6.马骕《左传事纬》齐鲁书社，1992年版
马骕（1620-1686），字宛斯，山东邹平人。取《左传》事类，分为一百零八篇，每篇后加论断。原书点评放在页端，此本一篇之内所有评点附赘于篇尾。卷首附自作左丘明《小传》，谓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后，为鲁太史，受经于孔子，著《左传》以传《春秋》，又标榜刘歆首创大义，左传学赖以光大。认为《左氏》条例文辞，胜于《公》《穀》之穿凿，但在具体评论事件时，又往往用“君臣大义”批评《左传》未得《春秋》之义。如郑庄飞扬跋扈，宗国蒙欺，入许时“阴收其利，而又以为名”，《左传》却称之不绝；羽父弑君，而《左传》不讨，势必“乱臣贼子，莫此为甚”。大体上议论平和温厚，不以标新立异为主，作者秉持中立的立场，对事件做客观的史实分析，见解异于经学家。如讨论周郑葛之战，不像经学家专指郑无礼，马氏认为两国交战，周亦有责，咎由自取，其深层理由是“君而不君，臣而不臣”，乱世之中无正常的君臣关系，基本上揭示了历史的真实。
7.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注》三卷清经解本
顾炎武（1612-1682），原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浙江昆山人。明末诸生，性耿介，入清后游大江南北，广交南北学人，晚年定居于西岳华山。于清初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对抗宋明空虚学风。晚年笃经史之学，精于考证，为清代朴学之祖。著《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左传杜解补注》采明邵宝《左觿》共一百五十余条，又采明陆粲《左传附注》、傅逊《左传辨误》，补正杜注的缺失，多小学训诂的补正，对杜注的义理阐发间有辩正。作者本于完整的史事，讲《春秋》的笔削微旨，对《左传》微言大义的探讨也从具体史实中生出，有时联系后代史实讲春秋时的史事，用史事的情理代替经学的褒贬，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杜注义理上的穿凿。因为坚信《春秋》是史书，相信自己对史事情理的理解，所以对《左传》的解经语、“君子曰”等表示反对，超越杜注“注不破经”的范式。于经无可考之处，疑《左传》之误，表现出信经疑传的倾向。清代学者往往凭藉自己对历史、人情的理解来解释古书的微言大义，这种义理的理解只是当代的，不能达到恢复古人情志的目的。
此书尚未定本，便以条目的形式在友朋间流传，深受器重，是清人《左传》补注之类著作（如沈彤《春秋左传小疏》、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的重要基础。此书的最大影响在考证。顾氏以渊博的学识，广引书籍，证杜注地理、小学之误，亦以证杜注义理之迂，皆言之有据。如引《汉书·上官桀传》说明投盖的典故，以解决汉儒对“投盖”一词的争端。又引司马迁、成济的史事说明《左传》“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的“死者”，只是个不足记名的身份卑微之人，杜注于有名无名中申发微言大义，其穿凿不攻自破。《左传杜解补注》的训诂，大多简明扼要，通达而无穿凿，予人以智识的极大愉悦。所引之书，大抵汉魏之前的经史子集，以史籍的征引为特色，不避子部、集部著作，亦用唐宋人旧说。凡所引证，都证明出处，不同于杜注所显现的晋代学风，也不同于明代学术，在形式上为清代考据学确立了范式。著者先引传文，次引杜注，空一格言“补曰”，提出自己的观点，形式颇为整齐。但后二卷间有省略杜注原文，或将其穿插于补正之中，存在为例不纯的现象，但不影响整部著作的体例。
10.顾炎武《日知录》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卷四《鲁之春秋》《鲁史阙疑之书》顾炎武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于字句之间寻求书与不书之例以及日月有无之例等；视《春秋》为“鲁史阙疑之书”，史书没有记载，又无从考证的，则视为史之阙文，而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又认为《春秋》经义不可凿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人们削尖脑袋动用所有智慧寻求圣人微言大义的年代，此论最为平允，也最有胆识。顾氏据《左传》中用历的不同，断《左传》成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看到了《左传》材料来源的丰富性，而避免了在周历、夏历问题上引发出的无数争端，可谓慧眼卓识。
卷四《左氏不必尽信》顾氏看到了《左传》的预言不尽应验的问题，但没有考虑到由于创作年代的因素导致的预言在一定范围内的应验。顾氏认为《左传》未曾经孔子手定，故《左传》的微言大义不能代表孔子的微言大义，抨击人们信传迷经的倾向。元明以来的科举考试，读书人取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获解微言大义，顾炎武痛恨《春秋》经义沦为胡安国的传义，欲重新树立《春秋》作为“经”的神圣地位。若论微言大义，胡传不足信，《左传》亦不足信。
卷四《春秋言天之学》《春秋》之事大多应验，但它没有阴阳五行的繁密的预言与应验，却经常在“君卿士大夫言语动作威仪”，及“人事治乱敬怠”处见天道伦常。虽然顾炎武承认《春秋》是经书，但在理解经义之时，仍将《春秋》看作关于治乱兴衰的史书，《春秋言天之学》即以史来理解经学的“以人占天”。《春秋》因其史的身分而具有经的启示，以读史之心读经，能得圣人“以人占天”的乐趣。
卷四《所见异辞》顾氏看来，《左传》的义理不足据，《公羊》、《穀梁》的义理颇为可喜，但穿凿，亦不足据。对“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一说的解释，不以何休《公羊传》“讳恶”、“言逊”之说为然，认为它“甚难而实非”，过于深文周纳。顾氏从史之阙文的角度理解所见、所闻、所传闻的“异辞”，认为这种解释“甚易而实是”。
卷四《陨石于宋五》认为《公》《穀》得大义者凡数十条，然终陷于“空凿”，其原因在于齐鲁之经生持异好辩。“陨石于宋五”、“六鶃退飞”等只不过寻常文法，无特别深义。
卷二十七《左传注》多《左传》人名字号的解读，以消除人们的经说歧义。又多地名的解释。因杜注对地名的交待太过简单，顾氏的地名解释加详，时驳史记之非；亦厘正了杜注对同一地名解释中的矛盾之处。用具体史实讲解《春秋》，杜绝杜注所谓褒贬，以史事的讲解代替经学的褒贬，其中评判由读者自由决定。总而言之，从上下文的记载中钩沉史事的来龙去脉，注重对史事的全局把握，而不于一字一句中刻求褒贬大义，完全将《春秋》当作史书看待。作为史书，《春秋》有一般的作史原则，如“为尊者讳”，而没有书与不书的书法，如杜注所谓“不赴告，故不书”。至于天文星象，也是史官具实记录。顾炎武以其渊博的知识杜绝了人们不懂天文星象所带出的经义穿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