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的考古学研究着作，多是以单个或某一区域的考古发现为中心，停留在较为单纯的考古资料的编写上，难以从大历史发展和国际比较的双重角度认识。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反思道，“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传说材料，史前时代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供依据，建立史前时代信史的任务自然就落在考古学家的肩上。40年来，我们忙于日益繁重的田野工作，侧重于进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相对来说，重建史前史的任务无暇顾及，甚至在一些考古学家头脑里，重建史前史的观念淡薄了。由于研究机构的分工，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归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承担，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没有专人从事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持续多年的结果，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被人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贯通，以至对中国史前史各自只能有片断的而非完整的认识。台湾方面的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由于他们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无法实现。20世纪还剩最后的10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祖国走向统一，学术繁荣的新时期，理应趁此大好时机把重建中国史前史的任务提上工作日程”。
从方法论角度上说，在回答人类文明起源问题上，无论是对考古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都不如方兴未艾的人类学更深刻。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全面的方式理解人这个个体。人类如何行动、如何认知自己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如何影响人的思考以及人与其他群体、象征的互动即是人类学最根本想解答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Clark Wissler）认为，“人类学是一群由探索人类起源而生的问题的总名”。中国台湾着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在《考古人类学随笔》中总结道，“这个新学科的特点，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各种文化形态当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做法所获得的有关人文社会的新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这种做法，这样的知识，是别的学科所不及的，因而造成人类学在若干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优越性”。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超级洞察力可以从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中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来没有去过日本，是以人类学研究方法理论推测出来的成果：她透过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纪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收集资料，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论谈论日本文化的特质，并从孩童教养的角度剖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细腻的描述摆脱了学术上的论战，也因此掀起了读者们的好奇心及之后美国的日本研究风潮。《菊与刀》是第一本整合性的日本人论，对日本人文化自觉和外国人了解日本文化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菊与刀相比，梅花与牡丹对比不那么泾渭分明，但依然表达了文化张力。
人类学认为，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要追溯到史前阶段，这个史前阶段就是文化诞生阶段。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商周开始进行断代史研究，没有提出文化起源问题，也没有去认真讨论最广泛的文化模式问题。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其根脉盖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中华文化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站在人类学方法论的角度上探讨中华文化问题还不多。人类学以“文化”研究为主题，但跟其他同样也是研究文化的诸多学科比起来，其鲜明的特点之一便是重在探讨人类文化的本源，也就是重在从文化的角度回答“人类从何而来”、“人类何以如此”等问题。
从2009年写完《重燃中国梦想》一书开始，我一直没有放弃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触及了中华民族时代气质的实质，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它实质是探询中华文明的起源。“当有一天，我长大了，我希望回头看我的成长的时候，回首又见它——我的那些闪耀的年华，然后可以对它们说，遇见你们，我很高兴”（1）。但是，这个问题困难重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我们能够向史前投射那种暗淡的光芒简直冲不破漫长的黑暗”。一部中华民族史前史初步假说，以时间说，上下数万年；从空间说，要概括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中华祖先创造的光辉业绩，任务相当繁重，远不是我这个业余爱好者时间和精力上能够承受的。应该承认，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考古点，也没有受过人类学和传统文化的正规训练，仅是一个文化领域的业余爱好者而已。之所以有勇气跨界中华民族远古史，就是要在这雅斯贝尔斯所称的“史前史黑暗”中发出一只萤火虫的微亮，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聚积一丝光芒。
从何着手呢？文明开始是把金钥匙。文化传统的根系要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本书中，我依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华民族生存一万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重大事件的考察，试图从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解读中华文化模式的起源。因此，我将试图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在国际人类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考古学发现和中国古老的传说，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及文化气质，进行经济学式的大胆推论。
中间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感伤
我借助人类学的方法，发挥一个经济学工作者善于观察细微变化的职业特点，从黄河流域“两个平原”的“初始环境”出发，提出中华文化模式起源新说。
从人类学视角用经济学的方法推测文化起源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围绕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的理论研究林林总总。我认为答案存在于公元前10000年冰河期结束的年代到有文字的公元前3000年，总共跨越了7000年历史。10000年前，气温开始急剧上升，到了8000年前已开始达到最高，大陆的气温大约比现在还要偏高2℃左右，一直持续到5000年前才开始缓慢下降，这3000年左右称为历史高温期。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中华文化与其他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微小的地理环境差别，在短期不算什么，但其长期对文化基因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认为，新石器时代发生了三件历史事件：农业革命导致的文明爆炸，炎黄联盟和大禹治水与统一，支持“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创始阶段。中华文明创世纪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同源变异的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大约在10000年前，中国大地冰川大量融化，气温回升，在黄河流域某一地方爆发了农业革命，中华先祖开始从狩猎、放牧向农耕过渡，导致黄河农民与中国巨型孤岛的狩猎采集者融合，表明中华文化的同源。同时，中国巨型孤岛地理环境复杂，进入多元文化发展时代后，文化在同源的基础上又各有不同，发展成数万个定居点，即万邦；梅花与牡丹的解释之一是同源变异的文明起源，不同于当前流行的“一元说”和“多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