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炎黄联盟崛起。本来中国巨型孤岛会演变成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但黄河上游的关中平原条件优越，在人口压力下和秦岭物种多样性刺激下，努力创新，成就了“牡丹部落”，即炎帝部落。在黄河中下游恰好有华北平原，由于黄河的泛滥成灾，必须艰苦奋斗，成就了“梅花部落”，即黄帝部落。两大部落在外界威胁下结成部落联盟，利用经济实力强大和后勤保障充足的优势，打败了蚩尤部落，炎黄部落联盟在万邦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梅花与牡丹的解释之二是梅花部落与牡丹部落的文化结合。国学大师范曾所作《炎黄赋》中称，“涉彼洪荒，文明肇创；万代千秋蒙庥，厥功在我炎黄”。
第三阶段：黄河水灾和多难兴邦。生态破坏带来黄河严重泛滥，在治水中磨炼了炎黄部落的品质。梁启超说“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府”。随着人口增加，黄河中下游生态大量破坏，黄河泥沙堵塞越来越严重，开始更加频繁地泛滥成灾；炎黄联盟的继承者华夏部落在大禹领导下吃苦耐劳又勇于创新，发明疏导法治水，获得成功。经过治水，大禹部落纪律严明，文化先进，坚忍不拔，进一步加强了在万邦时代的优势，达到中国史前时代的统一，即夏酋邦时代。梅花与牡丹的解释之三是反复无常的黄河泛滥和相应的治水加强了梅花与牡丹精神。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长期延续？与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国的生态环境不那么脆弱，可以容纳人口增长带来的严重破坏，但还不至于崩溃，而且还有长江流域的腹地可以退却。所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8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倾覆于历史长河中，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几乎是古埃及文明光荣存在的唯一证据。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早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口增长破坏生态环境，造就“中国的忧伤”，华夏族长期与洪水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进一步强化了梅花精神；同时华夏族必须勇敢智慧地与洪水作斗争，发明文字，储备粮食，进一步强化了牡丹精神。本是同源的万邦，在华夏族为首的酋邦时代，实现了中国巨型孤岛的第一次统一，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华民族雏形。人们往往惊讶于商朝的早熟，实际上商朝的文化来自于没有文字的夏。人们往往低估了无文字时代的人类社会复杂性。尽管还没有能发明文字，夏文化也是复杂精致的。
我与戴蒙德的观点基本一致，甚至极端地认为，如果一万年前，澳洲土着的祖先与中国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澳洲土着可能不但占领了中国巨型孤岛，而且不会是若干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现在的中国人则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零星分布的人口。如果一万年前，欧洲的祖先与中国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欧洲可能仍不会是一个国家，可能是若干个国家，而现在的中国人不会因为地理环境阻碍，失去先到达美洲大陆的机会。一句话，中华大地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
人类与大地母亲共同创造了人类自身。第一个大事件，即农业革命发生的时候，中国与欧洲是一样幸福的。但中国比欧洲更幸福，因为中国发生了第二件大事。欧洲大陆没有连接在一起的两块“新月沃地”，造就不出一个经济规模和人口都远远超过其他部落的巨型部落联盟，所以很难文化统一。直到1万年后的今天，文化统一仍旧是“欧洲梦”。但中国比欧洲不幸的是这个巨型部落联盟又陷入“中国的忧伤”中，洪水周期性泛滥成灾，中华民族在婴幼儿时如此苦难深重，在与饥荒反复搏斗中失去了快乐基因。在与洪水斗争中，反而磨炼出中华民族如梅花般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如牡丹般创新包容的胸怀，并以经济实力逐步统一了中国巨型孤岛。
李约瑟就此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是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就像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令历史学界痴迷一样，“李约瑟难题”似乎也让各方面的学者着迷。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假说：“塔斯马尼亚岛效应”。这是人类文化倒退最突出的例子。在塔斯马尼亚岛上，9个部落4000多名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土着人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一万年，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他们的文化不仅陷入停滞，而且缓缓地退回到了更简单的工具和生活方式当中，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口数量和开放来维持现有技术。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可惜没有洋流带来充足鱼群，发展不出海洋经济。在西北方向有青藏高原不可逾越的屏障，难以与外界及时沟通交流，基本上与世隔绝，是一个巨型孤岛，因此发生“塔斯马尼亚岛效应”，文化停滞不前。无鱼群的孤岛加上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失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西班牙地理大发现和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这三件革命性大事件一无所知，缺乏及时和有效应对，导致中华文明近代的悲怆沉沦。
作为一个从事货币政策操作的经济学工作者，我把时时刻刻防范金融风险积累的工作习惯带到文化研究中来，感到有必要警示民族精神未来“断层线”风险。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中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兴起和衰败就是如是：家族企业第一代艰苦创业，第二代继续努力，但到第三代传人基本丧失了奋斗精神，最后企业垮台。我借助“布登勃洛克效应”（Buddenbrooks effect），提出“盛世悖论”，来解释大国兴衰的秘密。“盛世悖论”是指为了创造盛世需要梅花精神；但一旦进入盛世，由于代际间的“布登勃洛克效应”，便使产生盛世的梅花精神消失，盛世就可能在新的挑战和困难中消亡。从初唐到开元历时一百多年，多元文化的盛唐牡丹艳丽无比，但此时，从唐明皇到普通百姓，都已丧失了初唐的坚毅精神，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大唐盛世戛然而止。由于盛世本身的成功，反而盛世变得难以持久，这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或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真正原因之一。
正如一开始指出的，我并非人类学者，也非考古工作者，我只是热爱中华文化并对其深感兴趣的经济学工作者和一个业余的文化爱好者而已。我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等一系列新假说，很大程度上是发挥了我在经济学上的一点儿优势。在艰辛探索中，突然悟出一个道理，经济学的最高境界是人类行为学。虽然我的假说可能没有充分考古实物的支持，但作为一个学说，首先进行合乎逻辑的假设推理并得到结论，也是研究的重要一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希望读者拿到的是一本探讨在中华大地上的原始人类何以成为中国人的书，也是一本使外国朋友能不用费太多心血来破解中华文化密码，并能准确预期中国人集体行为的书。我希望有幸带领读者对人类自然史进行一次风驰电掣的穿越，直到一万年前——这是人类共同的孩提时期。我们一起能够重新回到中华民族孩提时没有忧伤的幸福时光，也品尝本不该属于她童年的艰难困苦，更分享她终于破茧成蝶的光辉灿烂。我期待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我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我愿意虚心接受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的严厉批评。书中不免存在不足之处，也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由于拙着主要是理论论证，“不接地气”。有好友建议我仿照林语堂，再写一本《吾国与吾民》，表达中华文化的生活细节。可我本业余爱好者，有自知之明，而且“黔驴技穷”，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不留遗憾，我邀请几位好友以为我做跋的形式，从衣住行及文化感受等角度写出《吾国与吾民》一章。通过这特殊的“跋”，我看到了他们的才华横溢，更相信文化复兴不再是痴人说梦了。她向我们姗姗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