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内省
中国大金融联盟总负责人兼秘书长 李姜元鸿
早已习惯从一本书的跋着手，去先行感知作者在写作时的殷殷准备与积累，以及时间付出后的切肤感受。本书作者将孙皓晖着《大秦帝国》之艰辛历程的体悟写入跋中，瞬间将我也带入曾经无数日夜手捧大秦含泪不能终终的回忆中。于是乎，一览《梅花与牡丹：中国文化模式》而尽，一种久违的动容，百感咀嚼，良久思绪。
究竟是什么如此触动精神？在这个文章泛滥，各种概念挥舞的舆论场，尤其是那些紧抱西方思潮的文字，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在太多的文字修饰和不健康的多元争鸣里，我们这个东方族群究竟丢失了什么？当我们面对世界民族之林，是否有感知到我们这个民族所呈现出的文明话语权的缺失？
透视我们社会的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及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小我，国家和民族亦然，这就是规律。在佛家叫“共业”、在道家为“天道”。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灵魂的归宿感，是人性以及民族生存沿袭的本能需要。如果没有一个民族共同认可的文明价值标尺，任何民族都无法厘清自己的文明历史及未来。
孙皓晖在《大秦帝国》中所坚持始终的，正是在厘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基础上，找到了这个全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及精神纲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我们是否能用一句话对世界说清楚自己国家文明的基本方面，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实质呢？
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前3000年所奠定的传统是以“统一”为轴心，以“兼爱”为天下融合准则，以“法治”为现实社会治理楷模的一种社会状态。正如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说：“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惶惑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我们的民族走过了五千年，经历了很多危亡时刻，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文明丧失过信心。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自我迷失，这是最大的社会危机，是来自于自我的危机。”这或许正是《大秦帝国》唤起如此多共鸣的原因所在。国人不禁要思考，我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慎重思考！
在“梅花与牡丹”的形象感知中，她对内彰显的是一种民族精神，可以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标尺，以此来厘清历史并借鉴未来，这是根基；对外更是人类的一种时代精神，那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脊梁。大道至简，大道相通，我们需要这种民族精神及对文明的深刻内省，以一种大势流、全视野的角度来定位中国文化的象征。
我们正处在转折时代，中国面临一系列的基本课题：如何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如何走出人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在信仰缺失的社会风气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东方族群精神？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最为合宜的外交战略？如何真正实现强国富民的伟大国策？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们这个民族实现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跨越，迈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来重新构筑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就如同我们国家的“中国梦”，她也该是具体而微的表述，她的实际内涵究竟是什么？需要我们这个东方族群去掷地有声的回答。在一种健康全面、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就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唯其如此，才会不断召唤我们似乎已经缺失的某种民族精神，这样的精神我们也许可以在姚余栋先生的《梅花与牡丹》一书中可以找到答案。
“梅花与牡丹”，在上下五千年年的历史长河里演绎着国命纵横的铿锵与华贵，“梅花香自苦寒来”与“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的勾勒了国人的精神概貌。历史抑或我们的未来，是由一个个前仆后继的个体形象构成的，毕竟，历史与人生的现实是荆棘的，有困苦折磨，有危难相逼，甚至于生命的考验。跨越困难与障碍的内心坚持与知行合一，是检验我们人生高度的卡尺，构成了一个个小我的“梅花与牡丹”精神。她对于我们个人是一种发现心灵的内省智慧，帮助我们在这个浮躁与复杂的环境里，正心修身、进取拼搏、坚毅勇敢。“梅花与牡丹”带给我们个体的心灵奇迹，其实是源于一种纯粹的状态。这样的纯粹是开放与包容的。
“梅花与牡丹”，强烈而鲜明的形象印证，两者和而不同，两者开放包容、细腻而真实地展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没有呆板的类比，更无割裂的说教，笔者历时4年由灵魂所激发的民族精神与具体实践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形成宏大壮阔而又细腻真实的叙述，读来真实、感人，本书的内涵意蕴也早已超越了文字与符号本身。作者通过文字想要彰显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整个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的实质，和作为一名中华儿女的使命感。民族精神就是我们这个族群的核心价值观，她是一种传承精神，一种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一种文明进步的精神植入。这一切早已通过文字，复活了中华民族之所以有理由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大合思想”……
论梅花牡丹双重文化基因与知识分子精神的自觉平衡
软通动力高级副总裁 李波
梅花精神特征为：非红即白，爱憎分明，坚毅不拔，傲然独立，进取奋斗与不懈；过度的梅花精神自然也会带来不合群、孤芳自赏、听不进意见等问题。牡丹精神则正相反，它是热爱生活多姿多彩情趣的表现，是一种多元包容和鼓励创新的雍容大度姿态；同样，太过的牡丹色彩则表现出富丽奢靡，贪图安逸，和缺乏主见。
能够在不同境遇之下通过积极主动的实践创新、来平衡梅花牡丹这二种全然不同的精神基因，是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修身力行、实现为民报国抱负的文化基础。“盛世悖论”就是《梅花与牡丹》一书作者姚余栋博士发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精神运行规律：凡是中国有大作为的朝代，无不以梅花精神霸道立国与打下盛世基础，后兼以牡丹精神化天下以归之；而一旦盛世中牡丹精神发展到极端以至完全淹没梅花精神的话，该朝代距离走向衰亡也就不远了。
秦汉时期就是中国大有作为的时代。而塑造这个时代基础的墨家和法家实践者无不充满强大的梅花精神。墨家弟子主张节用、反对享受、甚至极端到反对礼乐，主张宗教社群式平等主义以救乱世。不奇怪，2000多年前在秦国强大和崛起的过程中，秦孝公以来几代君臣信奉和实践的多为墨家与法家学说。彼时的“法家”知识分子，如商鞅等本师传于孔门子夏一支，如李斯韩非等实为大儒荀子门生，也都同时通晓王道和中庸学说，但其一旦主政，却是全力以梅花精神之道来扶持君主的霸道事业，推行法制严峻以及赏罚平等的社会制度，以致出生商贾而深具包容富贵牡丹精神的吕不韦入秦主政二十多年欲以王道化秦而不得。40年代的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孙皓晖先生在最新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都以传神手法描写了吕不韦基于荀子的王道与秦王嬴政李斯们之霸道路线的斗争始末。虽吕老先生在这一重大路线争执以及权力斗争中被贬被赐死，但仅仅几十年后，汉初知识分子还是秉承吕氏精神打出王道以及无为而治旗号。最终梅花牡丹精神并蓄，集先秦诸子学说大全的《吕氏春秋》一书得以平反，并经过秦汉帝国大盛时代流传至今。
与西方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1000多年政教纷争历史比较，中国文化牡丹基因体现的多元包容精神使得秦汉之后中国士大夫在思想信仰与意识形态取舍上避免了走极端路线，提供了不同信仰观点互动互通的融合平台，因此使得中国免于欧洲在“黑暗中世纪”因宗教而引发的信仰迫害与内外战争之苦。以儒道墨关系为例：一般西方学者的看法是中国道教主阴而儒家属阳，道家批判儒家作为思想因此二者必然为对立、压迫关系。但是国学大师冯友兰、郭沫若等指出早期儒道同源、儒法同源，是相辅相成而又统一的思想体系。“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的正是一种牡丹精神特征。战国大盛的墨家“兼爱”说建立在自我牺牲精神之上也极具梅花基因，墨家的神明说也体现一种超越的宗教精神，但究竟因为其主张过于极端，而终究没有能够在汉以后流传下来。按照学者蒙文通的考证是包容性强的儒家最终选择性吸收了墨家的学说精华。的确，“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岂不是一种墨儒世界观交融的产物。
再以儒佛关系为例：唐朝牡丹包容多元精神最盛，因而是儒释道三教并行，尤其佛教大行其道的时代。一贯坚持儒家正统的大才子韩愈因为反对唐宪宗奉迎佛骨上书一事遭遇招致挫折被贬到潮州之后，他居然很快还能够调整心态，与大颠禅师结为挚友，传为佳话。而到了明朝，儒释二家学问在大儒王阳明手上更是达到深度融会贯通，真正实现了大吸收、大综合。其着名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类似禅语的“四句教”流传，不仅充分体现了学问上的牡丹多元精神，同时还批驳了不讲求实践、一味清修格物的程朱理学错误导向。王阳明的大综合学说和他以梅花精神创造的“知行合一”实践精神直接影响到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变革精神形成。
象征独立不阿的梅花精神因此成了士大夫借助儒学道统、抗争和制约****皇权、励志改革的重要心理支柱。唐朝有名的复兴名相宋璟参与开创“开元盛世”，在位52年中曾经四次被罢相，他在自我勉励的《梅花赋》中写道：“相彼百花，孰敢争先！莺语方蛰，蜂房未喧，独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托迹隐深，寓形幽绝，耻邻市廛，甘遯岩穴。江仆射之孤灯，向寂不怨栖迟；陶彭泽之三径，投闲曾无悁结。贵不移于本性，方有俪于君子之节。”实为千古咏梅绝赋。可惜宋璟辅佐的这位李隆基，虽然是一位君王中的能文能武奇才，还擅长艺术音乐创作，但在实现唐朝开元中兴之后走向颓废，起用庸才。一片富丽奢靡，贪图安逸的牡丹色彩赶走梅花引发了中唐之乱，也再次印证了“盛世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