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同源变异”说，在采集时代，即旧石器时代，中国巨型孤岛所承载的人口约100万左右。在新石器早期，中国黄河流域某一个部落在不知不觉中爆发了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导致承载人口迅速增长，比采集经济所能承载的人口量多一个数量级，即1000万左右。由于发生了人口爆炸，为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这个部落人口不断向周边或者远距离迁徙。从当时的人口分布看，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民以食为天”。黄河区域人口已相当密集，形成人口压力，“饥饿”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导致频繁的人口迁移，以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紧张矛盾，如《逸周书·五权篇》所说：“人庶则匮，匮乃匿。”“匿”就是迁徙的意思。在两三千年中，黄河农民逐渐充满了中国这座“巨型孤岛”。由于中国巨型孤岛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有多个平原地区，文明的种子开始发育，并具有不同特色和演绎路径。
农业革命在某地爆发后，农民是怎么扩散到被狩猎采集者占据的中国巨型孤岛中的？这是一个与农业革命如何爆发一样令人痴迷的问题。
农业从最初的核心地带传播是因为它能比狩猎和采集养活更多人口。农民过的生活往往比猎人更苦，饮食也更糟糕，但那是另外的问题。农业的产生导致人口的爆炸性的增长，新增的人口就需要更多的土地，早期的农业多是刀耕火种，人们焚毁森林、排干沼泽、开垦草地。
考古学们并没有找到农业群体针对狩猎采集者的暴力行为证据，狩猎采集者的群体规模远小于农业生产者，一旦农业生产者破坏了他们的狩猎场，就算他们打败了农业群体，也无法继续利用这个地区了，他们只能往愈加边缘的地区迁移，这会与其他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冲突。当然，也有部分狩猎采集者不知不觉地被排挤到边缘的环境地带，如沙漠边缘、高原、山地和森林。农民数量众多、繁衍更迅速（集中生活，靠近家养动物）、组织程度更高更有效率、武器先进稳固地驱逐了狩猎采集者，要么自己也从事农业生产要么远走他乡。实际上，狩猎采集者逃无可逃，只能承认现实，放弃辛苦的走婚制，以通婚方式的文化融合是最佳策略。影片《阿凡达》中地球人入侵外星球的场景实际上在黄河农民和狩猎采集者碰撞交流中就上演过。影片《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环境严酷，但人类只要带上空气过滤面罩，甚至可以裸露皮肤在潘多拉星球上作业。由于人类即使学会纳威语也无法和纳威人直接交流，于是科学家们转向了克隆技术：将人类DNA和纳威人的DNA结合在一起，制造了一个克隆纳威人，成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的“化身”。影片中“克隆纳威人”和当年黄河农民和当地部落通婚制造的“中国人”的原型有着相似之处。
中国尽管不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却是一个民族的小熔炉。在一万年前，黄河农民就与20000个氏族融合，并较完整保存下来中国的氏族。经过科学家刚刚完成的中华民族DNA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不复存在。作为文明的裂变与变异，也得到了现代基因技术的支持。《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2009年刊载了两份关于汉人基因、染色体变化的研究，新加坡基因组研究所发表的汉人基因图谱，可供科学家依据所发现的基因差别，探究汉人人口结构和演化史。8200个基因样本分别取自中国广东、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四川十省，以及北京市、上海市和新加坡华人。研究发现，中国南北汉人的基因大致相同，彼此仅存在0.3%的基因差别。研究发现，同一省份人士，基因上通常属同一群体，不过广东省内不同方言人口，则存在基因差别。专家相信，这是同语系者多通婚的关系。此外，中国从北到南的汉人基因排序，显然存在阶梯式差别，但东西间却没有类似情况。这说明黄河农民是逐步南下的，并与当地狩猎采集者融合。
现代人DNA中Y染色体的谱系演化与群族的形成是同步发生的。从欧洲的狩猎采集者与农民文化同化结果看，现代欧洲人DNA的30%是狩猎采集者的。可惜，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争论只限于考古学领域的。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有跨学科的视角。中国最早的农民与现代中国人的DNA对比，特别是Y染色体的谱系，以此来分辨两方面DNA融合的比率。我猜测当代中国人DNA中，狩猎采集者比例也接近30%，因为南下的黄河农民约300万左右，与100万左右的狩猎采集者DNA融合。可以想象，中华大地上演了无数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无数董永与七仙女夫妻双双把家还。虽然没有诗词赞扬黄河农民和狩猎采集者的豪迈与柔情，在不久的将来，现代中国人的DNA研究成果将重现中华祖先的绝代风华。
猪作为伴随人类文明出现的主要家畜之一，家猪的起源和驯化问题一直备受考古界、历史界的关注。近年来分子遗传学和考古学相结合，利用古代DNA的分析手段在人类的起源研究和多种家畜的驯化迁移历史研究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来自杜伦大学和牛津大学的Keith博士和Greger博士，于2005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依据欧亚大陆七个地区的家猪及古代DNA样本的研究，提出了家猪多中心起源的观点。这个观点和以往中东是家猪唯一起源地的认识截然不同。
中国人工驯化养猪的历史悠久，野猪的驯化发生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是世界上猪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中国的地方猪种为我国乃至世界猪育种业和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基础。据《中国畜禽遗传资源状况》（2004）统计，我国现有72个地方猪种。2010年，Greger Larson，Ranran Liu，Xingbo Zhao，Jing Yuan，Dorian Fuller，Loukas Barton在《美国科学院年刊》发表了《从现代及古代DNA中发现的东亚猪类驯养、迁移以及交易模式》（Patterns of East Asian pig domestication，migration，and turnover revealed by modern andancient DNA）文章，表明中国的家猪是独立起源的，同时中国无论南北东西的家猪的DNA连续性表明都是来自于黄河流域驯化的原始家猪。这个间接证据推翻了中华文明多元说，表明农业革命是从黄河流域逐渐扩散到中国巨型孤岛的，是同一个源头，可以用梅花的一致性来表达。“黄河农民”与当地狩猎采集者逐步融合发展的过程，存在适应性变异，可以用牡丹的多样性来表达。
人类创造自己。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麦克尼尔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合着的着作《人类之网》表明了文化扩散途径：“随着技术、商品和态度不断从各个文明的核心地带逐渐地向外传播，一条文化带便显现了出来，而且沿着这条文化带分布的各个地区，社会和环境的各种张力也随之大为加强。人口数量的充足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到公元前后，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各自均拥有6000万人口。尽管目前尚没有关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准确估价统计，但大部分地区皆出现了较为充足的人口增长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因为只要在土壤适宜耕种的地区，那么粮食生产就会以损害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利益为代价持续地扩大发展。整个澳大利亚、非洲和东南亚的很大一部分以及几乎整个美洲大陆，在公元200年时，仍旧为狩猎者和采集者所占据，而太平洋的许多岛屿甚至还是人类未曾踏足的地区。但是，广大的地球表面朝着定居村落生活方向的转变业已成为一个完成了的现实”。可以说，农业扩散是全球的共同趋势。由于中国巨型孤岛腹地广阔，长江黄河水流充沛，支流丰富，盆地众多，必然演化成为一个上亿人口的巨型民族。
文明裂变的结果：万邦时代
中国大约在前10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早期，中国某一个部落率先爆发了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导致承载人口迅速增长，是采集经济所能承载的人口多一个数量级，即1000万左右。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千差万别，伴随着人口爆炸，部落数量开始迅速增长，每个部落由于定居而出现“城邦”，开启了中国城镇化的过程。黄河中上游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等，社会复杂度不断提高，出现了原始城堡和城垣。可以说，在100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华文明由一个部落与其他狩猎采集者融合，裂变为10000个左右“城邦”，进入“万邦时代”。较早的古籍《尚书·尧典》讲“协和万邦”是有道理的。
与欧洲和中亚地区相比，中国新石器遗存数量较多。远古经济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近年发现的一些公元前五六千年的遗址，基本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遗存，在数目上与万邦时代基本一致。着名的遗存包括：华北磁山文化、西北白家大地湾文化、中原裴李岗文化、东北兴隆洼文化，以及江汉澧县彭头山和石门皂市遗址下层遗存为代表的文化。
由于没有文字可考，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只能依靠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展示，其中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成为分析当时社会经济最重要的依据。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接近万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显示黄河文明裂变速度之快，扩散乃至充满整个中国巨型孤岛的迁徙速度远超出人们早先的估计。
中华文化首先沿着黄河从西向东裂变。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在一些地区形成了农民移民垦荒的大潮，从而引起了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炎帝氏族、黄帝氏族很可能都起源于中国西部或秦岭地区，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后来东进到渭河流域，再东进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沿着黄河进入山东，逐渐向农耕过渡。
在农业革命，人口爆炸和文明裂变后，其他文化区域多得就像天上的星星，区域中心的发展和扩张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华文明沿着黄河扩展后迅速南下，渡过长江。泰伯南迁表明了由北向南迁徙的移民方向。泰伯是周太王的儿子。他为了成全父亲想传位于季历的意愿，南迁到南方荆蛮。《史记》记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在采集时代，即旧石器时代，中国巨型孤岛所承载的人口约100万左右。在新石器早期，中国黄河流域某一个部落在突如其来和不知不觉中爆发了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导致承载人口迅速增长。由于发生了人口爆炸式增长，为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这个部落人口不断向周边或者远距离迁徙。在两三千年中，中国第一次人口大爆炸，使“黄河农民”逐渐占满中国巨型孤岛。
人类有一个“吃”的革命，就是“广谱革命”。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Flannery提出了“广谱革命”假说（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认为古人类在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主动地拓宽了取食资源范围，许多以前未被注意或重视的动植物资源，如野生谷物、水生软体动物等被人们用于日常生活食物，即人类食谱的广谱化，同时伴随的现象还有狩猎、食物加工、食物储藏等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所居住空间利用的日益复杂化等。中国古书似乎记载了农业起源的人口压力模式。《白虎通·号》记载：“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从这个记载来看，农业革命可能是“广谱革命”的意外事故。
从中国菜系上看，可以隐约辨别黄河文明向南扩散的多元化成果。中国菜是一个总称，工艺上以烹煮为主，味道上贯穿了一个“香”字。粗略分的“四大菜系”中北方只有山东鲁菜，其余三个都在南方。黄河流域地理环境较单一，黄河中上游只能种植不需要灌溉的粟（小米），面食发达。随着文化扩散，迁徙的农民得到“广谱革命”的真传，地理环境越多样，就越会吃，于是产生了源于黄河中下流域的鲁菜，源于长江上游的川菜，源于长江中下游古扬州的淮扬菜，源于广东珠江流域的粤菜。
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上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巨型孤岛”，造就“万邦”，也附带美食大发现。由于同源，中华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梅花精神。由于变异，中华文化又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即牡丹精神。所以，中华文化可以用梅花与牡丹代表。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百川归海，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