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仨是在那个名叫洲头铺的小火车站下的车，这时已是次日晨了。十几个小时的旅途劳顿，妈妈愈加憔悴了。火车刚进站，亚明便从推开了的窗口里探出身子，瞧月台上是否有得得的身影。因为动身前的几天，他按妈妈的吩咐，以妈妈的口吻写了一封信寄给秋宝大伯，告诉秋宝大伯一家子人，他们母子仨要迁回老家当农民过日子了，妈妈还说她身体不好，希望秋宝大伯叫得得到洲头铺来接他们。
秋宝大伯是亚明的爷爷养大成人的，连婆娘也是亚明的爷爷帮他娶的。亚明的爷爷是个大财主，方圆百十里都有名。不仅有很多田地和山林，而且还在四五十里开外的东乡一带的煤窿上投资占着股份，还听说在粤汉铁路线上南段许多车站都有着他的货栈。照解放初期的政策，他不仅该划为大地主，还该划为资本家的。反霸和土改的时候，必定脱逃不了那场严酷的斗争折磨的。可是，照当地人们的说法是：亚明的爷爷是天生的贵人命。因为在临近解放的1949年初春里，他便病亡了。亚明的爸爸周焕章，汉江大学毕业，读大学的时候便参加了地下共产党，且成为了“学运”领导人。一度被捕入狱，被营救出来后,正赶上湖南酝酿和平解放那阵子,便被组织上派回湖南从事“学运”工作。再后来湖南解放了,他又被派在湘北的巴邻市从事教育行政领导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也未能幸免地被划入“右派分子”的行列，还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在六十年代初，虽然“右派分子”问题得到了澄清和改正，但仍被认定为有“右派倾向的言论”，而将当初的“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党内记过”处分，作党内控制使用，从教育行政领导职位上撤下来派到市里的那所重点中学担任主持教学工作的副校长。
亚明的爷爷过世的那当儿，周焕章正潜身在如火如荼的“学运”中，得知了其父过世的消息，也没赶回去，只是托人转口信给秋宝，委托秋宝代他料理父亲的后事，并嘱咐秋宝，丧事一切从简，家里的所有财产亦代他妥善管理，一候解放，便立即全部移交人民政权处理。
秋宝从小一直到长大娶亲成家，再到解放，整个儿都在亚明的爷爷家里过日子，算是亚明爷爷家里的一个长工。但亚明的爷爷养得他很好，所以他对亚明的爷爷忠心耿耿。秋宝比焕章大四岁，年少时泡在一块儿，感情忒好，如同亲兄弟一般，简直不分主仆。焕章唤秋宝叫哥，秋宝亦唤焕章叫老弟。直到后来焕章去了汉江念大学，两人才很少见面,但是解放后彼此又有了通信联络。
亚明小时侯两次跟爸妈回乡省亲，都是吃住在秋宝大伯家里。不过，“文革”开始后，焕章又再次与秋宝中断了联络。这场运动之初，焕章还只是被作为“右派分子”和“走资派”批斗的（焕章的“右派分子”帽子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摘除了，但在这场“文革”运动中还是幸免不了被作为批斗的靶子），又后来，随着运动的迅速升级发展，对焕章的斗争打击也迅速升级，罗织的罪名又多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等等。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还被“有根有据”地指证他在解放前大学学运中就成了出卖党和革命的叛徒。就这样他被从教育系统“学习班”转到“五?七干校”再转到看守所，再到后来的这个1972年里，竟连个人踪也找不着了。
亚明母子仨这一还乡，昨天上车前，妈妈对亚明兄妹说，秋宝大伯接到他们的信，一定会叫得得前来洲头铺接他们的。所以，亚明在车上就一直在想，现在的得得会是个什么样儿呢？十来年没见过面了，照算来得得现今该是二十老几的大男子汉了，这因为他不就有二十一岁了么！及至见面时，还能彼此相认么？
洲头铺火车站真小，位于一个垌场的边坡，铁路线就贴着山坡向垌场的南北两端延伸而去。狭长的站坪上仅有两三栋低矮的红砖平房，一字儿排开列着，算是站房了。上下车的人零零星星的，大约总共有那么一二十个，站上的工作人员更没见几个。火车在月台边停稳后，亚君搀扶着妈妈，亚明挑起一担行李跟在亚君和妈妈后头，慢慢地随着零星的几个旅客步下月台。行李其实很简单，除了两床被褥棉絮，一些衣物细软，再就是两口旧皮箱和两札儿兄妹俩舍不得扔掉的书籍。在这场“文革”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查抄洗劫，家里早已没了太多的东西。此次行程前，母子仨将该带着的东西打点成两挑儿，亚明随身带一挑，还有一挑经由火车站托运到洲头铺火车站，等得得来再取出让得得挑。
时值初冬，又在清晨，车站地面上见着薄霜，显得格外的冷清和凋零。母子仨下得车来，颇感几分寒颤颤的。亚明忙对妹妹说：
“亚君，帮妈妈把大衣披好，别让妈妈凉着了。”
亚君应了一声，忙将妈妈披着的大衣后领子扯起翻卷上去，围兜起妈妈的颈脖和后脑。母子仨径直走向那个小候车室，想避避寒气，也好等等得得来。
得得果真早早来洲头铺接亚明母子仨了。随着这列火车的停稳，亚明母子仨跟着零星的几个旅客后面步下车门，迎上前来的得得足让亚明大吃一惊。眼前的得得，十年不见，已全然寻不着保存在亚明记忆中的小时候的影子了。不用说自然不见了他当年常捆在腰间的那条黑不溜秋的长罗帕，甚至连那当年带亚明去流玉溪里追钻脚子鱼和翻螃蟹时，当那一伙子野小子头儿的神气也不见了。现在的模样总的来说，是腰圆膀粗，高高大大，壮壮实实，而且嘴唇上方是一抹粗短的胡须拉茬。虽然已是寒凉的初冬了，但他脸上仍是那种饱受曝晒以及经风沐霜久铸而成的粗糙的酱紫色。头发是平推的短粗发型，根根耸立，刺猬般的一个大刺球。身上着的是一身已经泛白的半旧的军装。这么寒凉的早晨，却没穿袜子，一双赤脚套在解放鞋里。他迎向前来，给亚明的第一印象是干练、稳健和朴实——一个典型的山乡汉子。亚明甚至还注意到，可能是他赶了几十里山路的原因，且加之又是早晨，他两只脚上的鞋帮子便粘着许多的湿湿的枯茅草叶儿。
其实，这若不是得得主动地迎向前，叫了一声“淑芬婶子”，这真要不仅令亚明兄妹，就是亚明的母亲淑芬也无法认出眼前的得得了。亚明的母亲淑芬拉着得得的手，激动得眼泪直流，说不出话来，这还是得得望着泪流满面的淑芬安慰说：“婶子，别难过，只要今天能带着亚明亚君一起平平安安回到老家来了，就比什么都好了。”亚君也忙说：“妈妈，别哭吧，看你一路已是这么憔悴了。”
“是嘞，婶子，亚君说得对，您身子要紧，还是先扶您到候车室歇会儿吧。”得得说了这一句，便忙着与亚君一左一右地扶着淑芬往候车室走，又同时说道，“婶子，想不到亚明亚君都长这么大了呢！”
“是呀。”听了得得这句话，淑芬一改愁容，破涕为笑，回首说：“时光一晃，也过得好快呀，看着你们都成大人了，我们这做老辈的，也实在是该欢喜了。”但这一句刚说出，便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刹住脚步，对亚明亚君说，“这见着得得哥了，怎不见你们叫一声哥呢——哪这么这般没大没小呀？”
亚君见妈妈批评她和哥哥了，忙朝得得唤一声“得得哥”，得得也忙应答了一声，彼此也就算见过了礼数。亚明从下车伊始，直到这会儿，挑着行李随在母亲和妹妹身后，没有超前一步。他生性内向而乖张，不喜张扬，甚至不喜在人前多说话，尤其这一两年来，在人前笑一笑也不轻易了。是故这一下妈妈批评他和妹妹了，他也没跟妹妹一样叫一声，只朝得得点了一下头，友好地笑一下，就算表示他也跟得得相认了。
这个车站的小候车室里搁着的就那么七八张长条椅，十来个旅客零零落落的坐着。这会儿得得领着淑芬母子仨进了来，小候车室里才显得有些热闹了。得得待安顿好淑芬婶子落坐了，再和亚明一起去行包房将那托运的另一担行李取了来。他将两担行李都掂了掂，即而解开重新打点捆扎。除了剔出两床棉絮做一担之外，其余的统统打点捆扎成又一担。然后便对亚明说：“亚明，你就挑两床棉絮，这一担重的由我挑。”
亚明大吃一惊，不相信地说：“什么？你挑这么多？”
“这有什么惊奇的，不就是顶多百一二十斤么？”得得瞧着亚明笑笑说，“过一晌我带你也去煤窿上挑煤炭，从我们湾村里到东乡的煤窿上，比这还远呢！一个单程就四五十里，我一担还挑百二三十斤呢！看你这嫩葱般的样儿，日后该好好锻炼才是。”
淑芬接说道：“是啊，他是该好好锻炼了，都二十一岁的大后生了啰。”
歇息了一阵子之后，淑芬渐觉精神好多了些，看着得得把行李担子打点好了，便发话说：“得得，这站上有饮食店什么的吗？你带亚明亚君且去吃餐饭什么的，吃饱了我们好早些上路。这里的行李就留给我看管好了。”
得得答有，但问：“那您呢？”
“我不须你们管。”淑芬说，“你就带他们去吃好了。”
亚明说：“这么吧，得得哥，你跟亚君扶我妈妈先去吃了来，然后我再去吃好了。”
得得赞同亚明的意见，可淑芬不同意，她说：“不用这么烦事，我吃点带着来的松糕就行了。”
亚君见妈妈说吃松糕，她便说也吃松糕，要两位哥哥就他们去饮食店吃好了。
得得说：“那怎么行？婶子，你身体不好，怎能吃那生冷的东西？”
“我就爱吃这自己做的松糕。”淑芬说，“那些太油腻的东西，我吃着反而心里不舒服。你们去吧，快去快回，别磨蹭了。”
亚明听妈妈的话，心里明白，妈妈是在想着省俭，因为这几年的困苦，家里早已没有积蓄了。为了省俭，妈妈连自己的病都舍不得花钱去医院治。这次被下放农村，上头发给的安置费总共才400元。还有，按现行的政策，亚明亚君应该被叫做“上山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的，主管知青的政府机构理应按下放知青的政策来给予经济上生活上的补贴，可是，亚明兄妹俩现在“被主动”自己申请全家迁移还乡祖籍湘南农村落户当农民，这种知青待遇的政策性的享受居然都没能获得。这一回老家乡下，除了生活，势必还有生产上的诸多开销，区区400元钱如何够用。从现在起，便只有省俭再省俭。所以在从湘北那城里的家中起程之前，妈妈便做了一些松糕带着，这会儿，母子仨还吃剩一些。
妈妈的这一番苦心，不仅亚明心知肚明，亚君虽然小了细哥三岁，其实也知晓，故她才说也吃松糕，而撺掇哥哥和得得就他们俩去寻饮食店用餐。这中间的隐情，亚明不会当着得得的面道明，而亚君自然也不会。这虽然说得得是秋宝大伯的儿子，不算外人，但毕竟不是自家的亲兄弟。况且，人家这一趟几十里的老远来接他们，等一会儿还要挑那么重的一担，不邀人家去饮食店吃点东西，说得过去吗？
亚明在心里这么想着，却听得得说：“既这么，那我和亚明还何必去寻饭店吃呢？婶子，你们就吃松糕好了。我打家里来时，身上带着几个煨红薯，一路上揣在身上，至今还没冷，我就吃这。”
说着，得得便真的从衣兜里掏出来三个比拳头略大一些的红皮煨薯，笑了笑，递将两个给亚明亚君，说道：“你俩吃不？味道还不错呢。”
亚明看那两个红薯，虽然事先也洗得干净，没粘着泥沙什么的邋遢物，可瞧着那烧糊糊焦炭似的样儿，便生嫌忌，却也不好明说。得得递将过来，慌得亚明连连摆手推让，慌慌的说：
“你自己吃吧，你自己吃吧！我，我也跟妈妈吃松糕好了。”
亚君自然也一样，跟着亚明忙摆手推让，说她也吃松糕。
四个人就这样马马乎乎的算吃过了一点食物，歇了片刻，然后得得挑起那担重的行李担子，亚明挑两床棉絮，亚君则扶着妈妈，离了洲头铺火车站，迈上通往家乡那个小山村的山路。
这一路上，亚明挑的不重，自是不觉得太辛苦，但他却一路上极少说话。淑芬经过车站的稍事歇息，也又吃了一点东西，虽然还很憔悴，但较之在车上时精神却大大的好多了。得得挑的那一担，确确实实不下百一二十斤重，但他还要说着话儿，却一点儿也不见着吃力。淑芬问了得得很多问题，什么他父母的身体情况啦，这些年的家境啦，村里队上的生产和收成啦，还有得得本人这几年的一些情况啦，几乎所有该问的全部问到了，而得得也尽量地一一详尽地回答。
得得告诉淑芬，他爷娘身体还一直很健矍硬朗，特别是他爷老子成天乐哈哈的，像个老顽童，还能在队里一天拿到9分工分。细妹春芝今年15岁多了，念书得迟，如今还在大队小学念着初小四年级。放学后，她帮助妈妈扯猪草、杀野柴、杀茅草什么的，有时候也能出出集体工，一天拿个5分5厘工分。一家人总之能做的都做事干活挣工分，所以生活上虽说不上怎么的富足，但一年下来，从队里分的主粮和杂粮，也勉强能维持基本温饱的。反正，眼下的乡下人，能勉强填塞上肚皮，也就算不错，他们生产队已经算是不错了，能做到接近半数的社员家中勉强填塞上肚皮，可有不少生产队，社员群众大都连勉强填塞上肚皮都不能够呢。现在一家人中，只有嫁出去的姐姐冬梅八字命运苦。
淑芬听到这，忙问冬梅怎么了。得得叹了口气说，姐姐冬梅出嫁已满7个年头了，至今仍没有个生养，所以落得个夫家不满意，夫妻不和气。淑芬追问究竟是谁的原因，是否去医院检查了，得得回答说：
“检查过了，确是姐姐没得生育能力。”
得得说这话时，重重的叹了口气。淑芬听了也不由得叹了口气，淑芬虽然不是当地人，是焕章在汉江的时候找的对象，但嫁了焕章后，曾跟焕章两次回焕章的湘南老家，注意到了这个地方除了地理上的偏远闭塞之外，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普遍的存在根深蒂固的封建东西，非常非常的看重传宗接代这一点。所以，当得得述说到冬梅的情况后，她便除了跟着得得叹气之外，不好再多说什么。
然而，待得得说到他自己的情况时，却不仅让淑芬，也让亚明和亚君都甚为惊诧不已。得得告诉淑芬说，前几年里，他到外面当过三年兵，那地方是广东的汕头市郊。上前年的时候，他从部队驻地市郊带了一个女子回来，因此受到了部队的处分，便退伍复员了回来，好在还保留了党籍没有被开除。本来他可以分工进城里单位当工人什么的，他那一届退伍兵，便全都安排了工作，吃上了国家粮。而他，就因为这个处分，没有给予安排工作，仍回家乡生产队当农民。不过，他也没太计较这一点。复员后，在生产队里干得好好的，去年还当了副队长。所不幸的只是那段婚姻却没有维持太久，便鸡飞蛋打，那女子只在他家里呆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给他生了个儿子，去年里丢下儿子，瞒过了他和他一家人，不辞而别，跑回广东汕头她娘家去了。
淑芬十分惊讶地听得得讲过这桩事后，不免要追问个中原委，可得得却不肯再往下细说了，只是连连叹了两口气说：“我不怨她，其实一开始就怪我自己对不起她。”
得得不肯再说了，淑芬自然也不好再细究了。于是，这个话题就此打住，给淑芬，也给亚明亚君兄妹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念。其实，千种事万种事，当前最令淑芬母子仨关切的，也是最为敏感的事情却不是上面的这诸多事情，而是乡下老家的运动情况。这几年里，母子仨已被这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折磨得够惨够怆了，直如同惊弓之鸟。他们能不担心回老家后的政治处境吗？况乎，这个所谓的“老家”，对于淑芬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丈夫焕章的老家，她是一个外地女子，这里的一切都是人生地不熟的。还有，丈夫焕章至今是身陷湘北囹圄之中，连个具体的地方都不知道，连个人影，连个音讯都杳然！那么，对于亚明亚君兄妹来说呢，则更是茫然和迷惘，“家乡”、“老家”是什么？简直是连个概念都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一片空白。
淑芬母子仨的担心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得得告诉他们，乡下也搞运动，而且是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什么“一打三反”啦、“斗私批修”啦、“割资本主义尾巴”啦，等等等等，举不胜举。社员群众自留地里的青菜，也被说成是“资本主的尾巴”，自留地被说成是“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产物，结果，地里的青菜被工作队一个早晨就全部拔光，大家只好喝清汤。当然，最遭罪的人还是出身不好的，“四类分子”、“五类分子”、“二十一种人”，一个个被管制着，不准“乱说乱动”，稍有差池，就会大祸临头，被捆绑批斗是这些人们的家常便饭，遭吊打，甚至被打残打死，都有过。六七年里，湘西南道县那边传来什么“黑杀队”地富反坏要造反的谣传，我们这里也风声鹤唳，也遵照上面的指示精神，对大队里的“四类分子”、“五类分子”、“二十一种人”等等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们加强了严厉的专政措施。大队里的一个据说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旧军官，便在这次“专政”中被生生的活埋了，被活埋的时候已是六十来岁的老人了。
得得说，发生这事的时候他正在广东汕头的部队里当兵，是复原回家后才听父亲以及乡亲们说的。但被活埋的这个国民党旧军官，他当兵以前早就认得，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嶙峋的佝偻老人，大队里、公社里只要一有政治运动，这个老人首当其冲便是斗争台上或台下陪斗对象，被绳捆索绑拉出去。人们都说，抗日战争时期，这老人曾带兵出国到过缅甸打过日本。但用现在冲头大队支书涂寿运的话来说，这老人却是“日本鬼子在我们国内搞侵略，他却放着国内的日本鬼子不打，跑国外去打，咯不正说明他是个里通国外的汉奸卖国贼么？咯种人不活埋掉那还得了？”。
还有自己冲头湾里就有个叫清生的地主崽，才二十三四岁的后生子，人长得英俊标致，又忒聪明机灵。不管什么新鲜活，只要让他看几眼，过后他准能做出来，甚至比原样还做得好一些。他根本就没有谁教过武功，可身手轻捷麻利，简直赛过猴子，一纵身，就能跃过四张大方桌子；玩耍打架，一般的后生，三两个人都近不了他的身，更别说能撂倒他。可以这么说，在家乡那个垌场里的十来个湾村，算计起来，清生是个够出色的后生子了。可惜他却偏偏出生在地主成分的家里，是个地主崽，他的出色就成了他的灾星，招来了妒恨。在乡下，地方崽很难讨到老婆的，可邻近的野鸡坳湾却偏偏有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妹子喜欢上了他，想嫁给他。这一来，清生的灾祸就降临了。一个也喜欢那个妹子的大队干部的儿子，无中生有嫁祸清生，说清生在斗笠上写了反动口号。当天，大队派民兵把清生抓起来，关押拷打，死死的折磨，直到把清生折磨成了一个疯癫人才罢手。得得说，这清生比他年纪小不多，自小就与他玩得来，关系挺好。清生惨遭摧残的事，也是他在部队上当兵的那年头，待他退伍复员回家后，好端端的一个清生，已经是了一个癫子，不懂事了。
乡下的运动，以及那个被活埋的国民党旧军官和清生的故事，让淑芬母子仨听了真够胆战心惊，害怕极了，非常担心自己今后的命运。可是得得又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在冲头湾里，本家房系的人占多数，对他们会有顾心的。况且，他至少还当着个副队长，又是党员，有一定的说话分量，只要亚明亚君兄妹俩人乖，好好的跟着人们学干活，莫惹事，也就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