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9月12日：“闻生徒之言，似有谓我之教授无味之意，不可不力求进步。”
1914年12月19日：“中华书局为扩张销路计，请多人签名介绍，余以未见其书，未肯漫然署诺。”
1915年3月26日：“昨日又读斯宾塞《感情论》，英文书字小，有伤目力，惟白昼光明时乃读之，晚间只能读中国书。余思当务为急，余现在教授心理学，则多读此种书，乃余之职务有益者，当少看他书，而以全副精神注之如此。”
从这些文字记载中，可见杨昌济在真心诚意修身齐家方面下了大功夫。同时，杨昌济“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格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评价他的老师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杨昌济不但喜欢曾国藩的事迹和著作，而且把它们列入了修身课的讲授范围。例如，他为学生拟定的修身问题中，就有：“曾涤生自课卫生之事，能言之与？”
“试言曾涤生教弟之事”。
“曾涤生以求阙名斋，何意？”
曾国藩的书斋叫“求阙斋”，“阙”就是“缺”，所追求的不是完满无缺，而是有所不足，还有缺陷；也可以发现自己缺点的意思。这种谦虚谨慎态度，杨昌济也是赞赏的。
杨昌济非常看重并欣赏毛泽东，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里留下了对毛泽东的好感，而且以曾国藩为榜样来激励他：“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曾国藩家书目录。
毛泽东自然很重视老师杨昌济的推介意见，他不但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就连兴趣和见解也受曾国藩的影响。
曾国藩非常喜爱读韩愈笔力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
毛泽东喜爱读韩文，看来不仅仅是因为国文老师袁仲谦的提倡，其中更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
1919年10月，毛泽东写的《祭母文》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句，即来源于曾国藩家书。毛泽东早年的塾师称赞这篇祭文“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
既然杨昌济和袁仲谦都非常推崇曾国藩，既然周围那么多人都非常推崇曾国藩，周围到处都有曾国藩的影响，毛泽东自然也深受影响。
这可以从毛泽东当时的听课笔记本《讲堂录》中得到实证，《讲堂录》中曾记录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老师兼朋友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看来，曾国藩的武功及其武功背后的思想深深折服了青年毛泽东。
曾国藩原本是个文人，是个文官，他是没有打仗经验的。他创办湘军，开始与太平军作战时不过两万人，而当时的太平军已经几乎取得了半个中国。
在曾国藩同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多次失败，甚至不止一次要自杀。王恺运在《湘军志·营利篇》中说：“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事实上，带兵打仗，曾国藩是不如他的部将的。然而，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
曾国藩的旗号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当然，洪秀全也有自己的动员口号，他利用天主教教义中国化后形成“拜上帝教”，这在中国缺乏深厚的根基。他又将“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使是《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后才能读。这实在是遭到当时读书人和许多普通百姓的反对。
利用洪秀全这一弱点，曾国藩大做文章，在《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把那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说成是一场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读书人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他治军最重视思想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创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他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当然，毛泽东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
曾国藩的旗号是维护名教，即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则找到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旗帜和主义：共产主义。
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对毛泽东治军思想的影响
曾国藩的军事谋略和治军思想对后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1年，湖南人蔡锷编了一本《曾胡治兵语录》。毛泽东曾认真读过这本书。毛泽东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嘲讽过他，说《曾胡治兵语录》乃敌人蒋介石所专有的东西。因为蒋介石也是一个极其崇拜曾国藩的人。
《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仁爱”中说：“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曾国藩把“禁骚扰以安民”列为治军第一要义，被列为《劝戒营官四条》的第一条。
曾国藩亲自作了一首《爱民歌》，表示他对军民关系的重视：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这与毛泽东后来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之前的六项注意等，内容上很有相同之处。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就十分注重军队的纪律。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
1927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1928年3月间，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从而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
六项注意中的“上门板，捆铺草”和三大纪律中“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一样，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上井冈山时正是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故规定“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至于“上门板”、“捆铺草”，是因为当时部队住宿时，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作铺板，借用稻草作铺草。各家的门高矮大小不一，部队撤走时不物归原主，一大堆门板就对不上榫，故规定了“上门板”、“捆铺草”。毛泽东深知，老百姓痛恨那些烧、杀、掠、抢的旧军队，骂他们是“丘八”（“兵”字拆成“丘八”），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要使红军取信于民，所以下决心整肃军纪。
为了容易记住，开始教唱《红军纪律歌》。最初的歌词是：
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
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
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人东西要还清。
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井冈山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编了这样的顺口溜：
红军纪律真严明，
行动听命令，
爱护老百姓，
到处受欢迎。
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至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这就是我军现在执行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言简意赅，包含了毛泽东丰富而深刻的治军思想，从中不难看出与曾国藩治军思想的相似之处。
毛泽东曾这样写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可见他受曾国藩治军思想影响之深。
梁启超对曾国藩的推崇对毛泽东的影响
我们还知道，青年毛泽东非常崇拜梁启超，而梁启超又十分敬佩曾国藩。毛泽东自然十分重视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梁启超曾这样评价曾国藩：
“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国藩的文章《圣哲画像记》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在自己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曾记录了曾国藩的文章《圣哲画像记》，这是曾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曾国藩曾写了一封信给三个弟弟，信中还有这样一段：
“吾近写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
信中说的，就是《圣哲画像记》。文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最后，曾国藩写道：“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这三十二人，因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他们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其中，四人一组，对他们都分别有所介绍。
曾国藩一生尊崇程朱理学，同时又极其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非常喜欢交友，他的朋友大都学识兼备，重视相互切磋，“守道救时”。晚清时，西方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王船山的经世致用思想大彰于世，后来，曾国藩曾在南京印行《船山遗书》。
曾国藩非常注意选择自己的读物，他的《圣哲画像记》就是自己的读书指导。其中谈到的33个人，有许多人在《讲堂录》中也同样出现了。不难想像，毛泽东是在曾国藩的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谈到自己的学习方法：“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在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他拿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过去不重视学校的功课，是错了。不过，后来他对学校功课过多仍力加非议。
曾国藩家书对毛泽东的影响
曾国藩的家书共有一千多封，涉及内容广泛，大到治国，为官，治军，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曾国藩家书》有各种版本，在旧社会非常流行。
毛泽东当年读的是清朝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
在《讲堂录》中，到处可以看到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曾国藩认为“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显然就有曾国藩的影响。
在《讲堂录》里，青年毛泽东摘录了许多曾国藩的话作为格言。延安时期，他还向一些干部建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的日记对毛泽东的影响
曾国藩在庚申九月的日记里写道：“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