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是学识，是理论；术，是方法，是应用。现实，是相对于历史与未来而言。普及，也应该是有层次的。在这里，我对上述三者的含义先简释出自己的见解。因此，学术应该是从实践中（也就是从前人的经验中的成功、失败，已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上）提出新见解、或将其系统化，给后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研究创造条件，或是上升成理论，用以指导实践等等，由此可见，开展学术研究，是离不开现实的。我们正是通过对历史（即过去的）的现实的研究，来为当前的现实世界服务的，就是对一条史料的研究，在内容上尽管它不会再有变化，可是对它的认识却可以不同，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相同的或不同的认识，使这些认识有益于社会的发展，或是影响社会的发展。从学报的性质讲，它不是新闻，它不宜出客观的报道性的东西，它所刊发的文章，必须是研究的成果，而这一研究成果，其目的和作用，都是为了当前社会的需要和发展服务，并应有学术上的保存价值。如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为的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共同富裕，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的永恒。当前我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此，我们既要研究社会主义，也要研究资本主义，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如何体现和实行按劳分配，有人提出本阶段应按所取得的效益分配，而不在于付出了多少“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是只是金钱关系？它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对于研究资本主义来说，其中哪些对我们是有用的，可以提供借鉴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需求。又如关于价格、价值、关贸协定、三资企业、国有经济、股票、通货膨胀等等问题，都需要开始认识、重新认识。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如何从理论上进行阐述，以进一步去指导实践等等。这一切对社会科学版的学报来说，应是责无旁贷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师范来讲，我们有着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或说是培养出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人才。从这个角度讲，学报的学术性与现实性是紧相联系、难以分开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下的学报改革，应加强学报学术性与现实性的联系，组稿和发稿应向这方面倾斜。这里还要提到一点的是，有些同志一提为现实服务，就想到是配合政治中心任务，是写应景文章，这一看法是不全面的，问题的关键，还是看文章有无学术价值。学报搞的是意识形态，研究意识形态，不能离开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对这些方面在现实上反映和所提出的需求，我们不能是不闻不问，而是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去了解、去研究，大胆探索，提出新问题、新理论、新观点。如果学术研究一概避开政治中心任务，那么，如何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特色呢？我们反对的是不加研究，离开党的方针政策去“赶风”、“抢浪”，也不提倡人云亦云味同嚼蜡的应景文章，我们组织和刊用这方面的文章要有新意，要能催人奋起。还有一点要提到的是，有的同志认为，搞古籍文献的整理，进行考古研究，在当前是脱离现实，不宜提倡。这种提法似亦欠妥当。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大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我们把古代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探究，在旧的内容中赋予新的认识，这正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讲，也说明学报的学术性与现实性是紧相联系的。
在市场经济下的学报改革，有的同志在报刊上撰文，提出学报应向普及方面发展与思索，应办成通俗性的刊物，以扩大发行量，一步步走向自己养活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苟同。我们应时刻记住，学报是高层次的学术刊物，尽管发行量不大，但它是为了这个层次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而这个层次的刊物它不只是为了成为学校的窗口，反映学校的科研水平，更重要的是，要从理论上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从所面对的读者对象讲，主要也应是以中高级教师和学者这个层次为主要对象，以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北京高教学会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于今夏举行的“在市场经济下的学报改革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在发言中指出，学报要以质量求生存，以提高质量来提高知名度，扩大发行量。如果把全国上千家学报办成了通俗性的刊物，那将是学报莫大的悲哀。学报就是学报，通俗不等于普及，学报的普及绝不能降低水平而求之通俗，学报的普及应指的是它所主要服务的对象，也就是中高层的学者与教师们。
三、办出学报特色不断提高学报的质量，从实际出发为经济建设服务
（一）坚持改革的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是学报改革的方向
其直接表现：一是为教育服务，教书育人，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而生存、发展和作出贡献；一是为科研服务，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成为现实变更的力量。这二者对社会科学学报来说，其实际效应不能一概都强调立竿见影，有的实际效应常是十年八年不显，尤其我们师范院校，是在造就培养人才的人才，更是如此，它的实际效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下一代人身上，它起着重要的奠基和指导作用。为此，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的研究，应引起我们学报的高度重视，要看到当前世界上一些自然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常是求助于哲学的研究。
（二）不断提高学报学术质量
这是我们赖以生存和求得发展的基础，我们要争取为世人所公认，是一种高层次的高雅的文化，被国家和社会养起来，也能得到世所共识。因此，学报必须坚持学术性，离开了学术性就不叫学报了。学术性也是有层次的：一是凡系统的能自圆其说的，不论文章的难易深浅，现实感的强弱，就可算学术性文章，这是最低层次的。这类文章在编辑部常有着相当的数量，是编辑们处理时最棘手的文章；二是在上一层次的基础上求新，能反映出新资料、新角度、新见识，新发现、新理论等；三是在第二层基础上提高到能起学术导向的作用。但不管哪个层次都要体现所办学报的特色，都要有社会效益。
在提高学报学术质量的问题上，有的同志提出要转变学术质量观。认为在基础理论与应用性研究上，要向应用性研究倾斜。并举例说，美国近10年来，应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论文占60％；理论性研究的社会科学论文占40％。这种提法与论证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实际，尚难以得出结论。诚然“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轻”应用这一现象确实存在，不只在学报是如此，在社会科学期刊上这一现象也较普遍。产生这种现象，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科研工作普遍经费紧张，进行社会调查，实践研究缺乏条件，加之受现有机制统得过死的限制，搞应用性研究困难重重。但从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而言，当前不是太多了，而是仍应进一步加强，因为基础理论是进行应用研究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基础，片面强调应用，长期下去，科学研究将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我国的教育科学的研究进展缓慢，就与不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只在方法上下工夫紧密相关，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当前强调向应用倾斜的提法，我认为是不适宜的。而进一步提高基础理论研究，重视和加强应用性研究，二者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的提法为妥。
在市场经济下的学报改革，是一个新课题，谁也回避不了，在认识上，做法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共同探索，开展交流，同心协力，深信定能闯出一条新路。
回顾与前瞻
——纪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创刊20周年出版100期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1992年9月，经国家教委同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原北京师范学院与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和北京联合大学外语师范学院合并，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经市新闻出版局批准，相应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更名前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渊起于1958年，当时齐世荣、刘国盈两位教师向院领导建议，由院办一刊物。经鲍成吉院长同意试办，刊名定为《文史教学》，系内部刊物，具有学报性质，不定期出版。曾在1958年9月至1959年反右倾前不定期出刊3期。主要在国内一些师范院校和市内各中学交流。1973年10月，院党委向市委呈交《有关学报体制等问题向市委的报告》，市教科组于11月同意办刊，确定为季刊，内部发行。1974年正式出刊，定名为《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11月，又经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学报”可通过邮局，在北京地区公开发行。1982年又经市有关部门批准，“学报”可在国内公开发行。1983年“学报”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1988年8月“学报”经市新闻出版局批准为双月刊，篇幅由96页增至112页，1994年为了适应学校科研发展的需要，经市新闻出版局同意，篇幅增至128页。“学报”现已公开出版100期，（不含增刊）。
“学报”是高层次的综合性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学校的窗口，反映着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作为高层次的学术理论刊物的学报，本身所具有的这一性质和特点，要求它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加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研究。这些理论，有的能为国家高层次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有的能为某些项目、某些问题排困解难，有的能为理论和应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阶梯。“学报”的科研水平，反映着学校教学质量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我校学报公开发行20年以来，在国内外已有一定的影响。如1980年山西师范大学对全国200余家学报进行分析评估后，认为：《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学术性强，涉及面广，是师范类学报中重要核心期刊之一，属有长期保存价值的36种学报之一。又如中南财经大学图书馆社科经济期刊信息服务部于1992年6月10日公布的检索结果：我校“学报”在“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1540种期刊中排是很荣幸的。
我校学报所开辟的各项专栏，在社会上均有不同的影响。如1980年起开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专栏，深受读者欢迎，学报订阅量曾一度增至六七千份。1988年率先开辟“文章学研究”专栏、1989年开辟的至今仍是国内唯一的“学科教育学研究”、1990年全国首辟的“人权理论研究”专栏和1993年开辟的“市场经济与行为规范”、“杜甫研究”等专栏，在社会上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常有读者来编辑部或来信索要有关文章，甚至逐篇复印专栏的文章。专栏的开辟我们都是很慎重的，都经过了反复研究和论证它的学术基础、稿源条件及其发展前景等，确有把握后始行推出。如“市场经济与行为规范”专栏，编辑部就经历了三次策划与组织，用了四年的时间准备，始在主编、博士生导师王锐生教授主持下才推出的。为了把专栏办得更好，不断地跨上新台阶，1993年我们还请了校内外专家、学者分别对“人权理论研究”和“市场经济与行为规范”专栏进行了评估和组稿。1991年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组织北京各界研究人权的学者及部分委属学校主编参加的座谈会，在非委属学校中只邀请了我校编辑部派人参加。1992年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召开的“专栏研讨会”，指定我们编辑部参加，这两次会上我编辑部都被事先通知发言。上述两次会上的发言都得到了会议主持人的肯定。
我校学报编辑部在学报界的各项活动中，也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并受到好评。学报编辑部已连任两届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理事单位，学报负责人也连续两届被选为常务理事。学报负责人还担任北京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理事长，还有一位副编审担任该会秘书长，并被聘为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学报编辑部还曾接受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委托，承办了由国家教委社科司主办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主编和政治理论编辑参加的政治理论讲习班。以上工作都受到了好评。我编辑部有两位同志先后被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选为“学报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编辑”。
“学报”在校党委领导下，对学校的科研、教学活动直接起着导向、组织、宣传、促进、提高等作用。学报不只是要出文章，还要为发现、培养优秀人才创造条件，作出贡献，使他们的科研成果得以面世，为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提高民族素质而服务。为此，我们要求编辑必须学者化，学者可以是有“档次”的，但没有尽头的，而作为学者化来说只有程度的区别，不应有质的不同，因此，学报编辑部的全体成员，都有不同的科研项目，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资深的编辑都有专著面世。对于年轻的编辑不只是要取得学位，而且在科研上要“日”有进展。正因为是这样要求和这样做的，所以编辑部的成员素质是较高的，在学识上比较渊博或说面较宽，并在此基础上求深。因此，学报自出版以来，在上述诸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进展，都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