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赖斯这类调研者及其工作的评价就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当普赖斯关于贝尔利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最吓人的凶宅》于1940年出版时，曾得到相当的好评和众多媒体的关注；1946年《贝尔利教区长住宅的结束》问世，结果也差不多。1948年泰晤士报登载的他的讣闻还评价他具有“一种非常诚实和清白的心志从事一种事业，用它的本来面目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欺骗和诡计……”但尽管有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和媒介的关注，诽谤者还是针对普赖斯不佳的声誉所形成的过于脆弱的基础开展了活动。
许多诽谤来自《每日邮报》的记者查尔斯·萨顿的一篇报道。他说他在一次与普赖斯一起去贝尔利教区长住宅调查时因为被一粒石子打了头而发现普赖斯的口袋里装满了小石子和碎砖块。
查尔斯·侯普勋爵和尊敬的亨利·道格拉斯—霍姆少校也开始对他们曾经在场目击的教区长住宅异常现象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他们向心理研究会提出了正式报告。道格拉斯—霍姆还谴责普赖斯在贝尔利现象问题上不够诚实。霍姆说有一次他在黑暗中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得很远，就像是玻璃纸被弄碎的声音。普赖斯当时也和他在一起。霍姆承认他后来搜过普赖斯的外套，他说他在外套里发现了一卷玻璃纸。
由于侯普和霍姆的报告，心理研究会指派埃利克·丁沃尔、戈尔德尼夫人和特里弗·霍尔前往调查贝尔利现象和普赖斯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三位调查人员调阅了普赖斯的信函和其他文件资料。由于普赖斯本人已于1948年3月29日去逝，他们3人不必顾虑被指责为诽谤，故于1956年出版了他们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报告，报告标题为《贝尔利教区长住宅疑案》。
1973年出版了由声望很高的“鬼幻俱乐部”主席彼德·安德伍德和他的合作人塔勃里先生合著的《贝尔利鬼魂：闹鬼的教区长住宅编年史》，舆论的钟摆由此又摆回到对普赖斯有利的一边。
不管某些批评家对普赖斯的工作抨击得多么重，也不管其他处于同样地位的人对普赖斯工作的捍卫是多么坚定，无法逃避的事实是贝尔利教区长住宅及其周围地区早在普赖斯介入以前就有这种不被羡慕的名声，而且在普赖斯死后仍有大量稀奇古怪的现象和那个地区有关。
但贝尔利不是唯一的：与贝尔利发生的鬼魂或心理幻觉现象相似的现象在成千上万的其他地方也有人看到或听到。但是，第二手的报告毕竟只是报告，即便是最受尊敬、最值得信任的见证人的报告也不例外。
埃德蒙·霍恩比爵士的故事给那些研究奇异事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必须仔细思考的警示。这篇报道见于1884年的《19世纪》杂志，比霍恩比先生生动描绘的那件神秘事件的发生时间晚了9年。霍恩比爵士曾任设在上海的中日最高法院法官。
“据法官记录，1875年1月19日夜，他听到有人敲他卧室的门，随后一位和法官很熟悉的某报编辑走进来。
他对法官让他离开房间的要求置之不理，自己坐在了床的旁边。埃德蒙爵士注意到，这时的时间是1点20分。来访者的目的是为早报索要当天即将进行的宣判的法官判决书。在两次拒绝之后，法官满足了他的要求，以免进一步争执把霍恩比夫人吵醒。最后法官生气地告诉来访者，他这是最后一次让记者进他的家。来访者则回答：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他走了以后，法官看了看表，正好是1点30分。莱蒂·霍恩比这时醒了，法官告诉了她刚才发生的事。
“第二天早晨，霍恩比法官在穿衣服时又向他的夫人重述了昨晚发生的事。到法院后，他听说昨夜来访的那个人已于夜里1点钟左右死亡的消息，吃了一惊。在死者的笔记本里记着的标题是：‘今天上午主审法官对此案判决如下……，’接着是几行不能辨认的速记符号。验尸的结果表明，他死于某种形式的心脏病。应法官要求，验尸官查明，死者在死前两小时之内不可能离开他的住处。
“回到家后法官又请他的夫人重复他昨晚告诉她的事，他将她的回答和事实经过又作了简要记录。
“法官记录道：‘我当时（和来访者谈话时）并没有睡着，而是完全清醒。经过9年之后，我对那件事的记忆仍然相当清楚。我毫不怀疑我看见了那个人，对我们俩当时的谈话也没有丝毫怀疑。’”
《19世纪》杂志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调查。这意味发掘出了某些直率的反证。调查结果说明，故事所涉及的那位报人是尊敬的休·朗·尼文斯先生，《上海信使报》的编辑，他死于上午9点而不是1点。这个事件（假定）发生时，霍恩比法官并没结婚。当时他的第一位夫人已去逝两年，而他在事发之后3个月还没有再婚。休·尼文斯也未曾验过尸。
当霍恩比得知调查结果时，他说：“要是我不能确信这个故事的每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要是我认为我的记忆不可靠，我就不会说出这段私人经历了。”问题是，法官所说是否正确，《19世纪》杂志请的调查人员是否犯了荒诞的错误。也可能是在法官有了夫人时另外一位报人在这前后死亡。或者法官正好做过一个很生动的梦，几年后将它和真实生活混淆了。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名言说，人们不容易记起过去的事情，但容易记住对那件事的第一次复述。无数次的复述可以无意识地形成所谓“回想假象”。就好像我们的脑子喜欢分类整理所记忆的事情，并将这些分类的信息存储在记忆的大仓库里一样。
达汀顿大厦里怀特夫人和格雷夫人是与死亡相关的传统型鬼的另一种例子。一位年轻的邮差看见在大厦里工作的一个女孩在一个车站等车，因为班车已经收车而非常恐惧。他问她怎么啦，她说她很害怕单独走那么远的黑路。好心的邮差和她一起走，直到看着她安全地走向工作人员的入口。等他转身往回走时，却碰到了格雷夫人的鬼魂。她从离他很近的地方走过，在各种篱笆上走进走出，其行为完全不像是地球生物的行为。在他看来，她是沿着一条路走，但又和他所走的路有所不同。这次遭遇吓得他完全乱了方寸，因为在格雷夫人的出现过程中没有什么特别怪诞吓人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次奇异的遭遇有关，这个原本很健康的年轻邮差此后不久便得脑膜炎死了。
达汀顿的怀特夫人也一样怪异，但看来被限制在一个老式的家庭中了。
谋杀者和被杀者的鬼魂属于另一个大类。属于这一类的一个典型例子和离艾利斯布利不远的哈登汉姆村有关。
有报告说看见那鬼在通往哈登汉姆村的道路上蹒跚前行，不时可怜地抓着他胸口上的那处致命伤。1828年，有一个农民去了萨姆集市，但没有回来。看到丈夫这么晚还没回来，农民的妻子便担心地走到农舍的门口，看看是不是能看见他回来。慢慢地，他在她的面前现了形，一根大锤把儿从他那被砸烂的胸部伸出来。看到这情况，农民的妻子吓坏了，忙跑去求救，并和一群邻居找到了躺在路边的丈夫的尸体。胸部的致命伤和她刚才所看见的完全一样。毫不奇怪，她本人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她在发现她丈夫的尸体之前便知道了丈夫的死因，这引起了人们的警惕。
很长时间以后，真相才大白。在那农民从集市回家的路上，他抓到两个偷羊贼泰勒和西威尔，当场抓住并威胁要告发他们。在1828年，如告发后他们将会被流放到波坦尼海湾去。因此他们将他杀掉灭口。1830年3月8日，他们俩在艾利斯布利监狱的外面被公开绞死。
凯瑟琳·弗罗斯是和迪克·特平及汤姆·金一起从事抢劫这种危险职业的少数女拦路强盗之一。经常有报告说看到她的鬼魂和她的大黑马的鬼魂一起在赫特福特谢尔的马克亚特附近道路上出现。凯瑟琳·弗罗斯是乔治·弗罗斯的女儿，乔治和马克亚特的一位寡妇结了婚。
在凯瑟琳刚刚13岁时，没有告诉她对方情况，便把她嫁给了一个16岁的丈夫。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她枯燥无味的家庭生活使年轻的凯瑟琳走上了拦路抢劫的道路。
在她从事这个大胆的职业杀了好几个人之后，她自己也被一个马车护卫击中了要害。
有一个秘密入口可到达她在马克亚特的藏身处所，她一般是在那里换上正常的服装，而把她当拦路强盗的那套装备即面具和手枪都藏在此处。她受致命伤后正在挣扎着向她的秘密入口走时死去了，死时还穿着她当强盗的装束，戴着面具和手枪。秘密由此暴露了。尽管她的房间已用砖砌死，她的家人也矢口否认知道她干这种非法勾当，消息还是不胫而走。1841年的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把这一切都埋葬了。
如果一点也不涉及“达特摩尔的大毛手”，关于鬼魂和幻觉的报道便不算完整。凶险的表象只能威胁那些进入它们的轨道的人。
不知有多少马车和后来的汽车、摩托车在达特摩尔的白莱沃森林南界附近的后桥和双桥之间某个位置翻车出事。所有出事车辆的司机或驭手都肯定地说他们看见有一双脱离肉体而且多毛的丑陋大手和他们抢着操纵车辆，结果导致翻车。
关于一对夫妻在一辆篷车里过夜的一个案例使事情发展到了顶点。丈夫已经睡觉，妻子则在篷车内的折叠桌上静静地写着什么。她渐渐感到一种很奇怪的从来未有过的感觉，并觉得非常冷。转身一看，她在篷车窗户上面看到两只大毛手，正好是在她丈夫睡觉位置的上方。
她划着十字虔诚地祈祷了一会，那两只吓人的手不见了。
有许多不断发展的有趣理论对贝尔利和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其他地方所报告的怪异现象进行解释。但即便是其中最完善的理论看来也不能完全解释通，很可能像用多种抗菌素配成的鸡尾酒能治病一样，需要一种包容各种假说的混合理论来综合解释这些神出鬼没的谜一般的现象。
有一种有趣的想法认为，土地和石头以及某些建筑物的结构都能接收和记录所发生事件的印象。当事件本身特别激动人心和引人注目时，不用增加或修改记录的输入信号，所记录的印象便会增强。既然磁带能摄录图像及其伴音然后在录放机上重放，那么也可能存在某些自然界的“磁带”可以摄录所发生的事件的图像和声音，能让那些敏感的、接受能力特强的人在适当条件下多次重复地听到和看到这些事件。如果这种假说正确，那么所谓“鬼”也就不比我们晚上看诺里斯和史泰隆等人的表演录像更奇特、更超自然了。就如同看很久以前在外地的制片厂或异国他乡录制的他们的打斗、追杀和其他惊险场面一样自然，好像看的是17世纪英国内战中的战场搏斗场面的“心理”复制品一样。
同样也有这种可能，即当我们报告说看见某些超自然现象时，实际上看到的是已去逝的某人的脱离肉体的精神，他或她的灵魂又返回人间，来了却某个重要的心愿或传递某种信息，这些都是他或她生前所未能完成的。
还有一种关于知觉功能失常的神经心理学理论也很值得考虑。为便于解释起见，让我们把人的眼睛、脑子和计算机控制的摄像机对比一下。即便是最好的设备也会偶然发生功能失常，有时计算机控制的摄像机不是拍摄镜头前面的外部物体，而是记录其内部景象。假设同样的问题长期困扰人的观察能力，那就会把心里的某种想法、梦想转化成外部景象。如果我美好地回忆起一位已故的长者坐在他最喜欢坐的椅子上，那面容和神态都非常清晰可爱，我是不是已把内心想象的东西当成一种外部的存在了？
如果思想的力量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还要强大，是不是可以把所谓的鬼魂、幽灵一类东西解释成一种在人的心目中（对维多利亚女皇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降神会的观众信徒来说则是在群体心目中）物质化了的思想呢？如果有一群具有相同心理的信徒认为他或她们碰到了超自然现象，他或她们此前是不是曾经幻想过他或她们所期望的事情？这种说法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心理坚强的人或者怀疑论者可以避免奇迹的发生？是不是一种坚强、尖锐、不信邪的信念能够刺穿其他相信者都在忙着充气的心理气球？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些怪异的东西可能是来自过去或未来世界其他可能的未知空间的来访者。会不会是那些地球之外的外星生命以无肉体的精神存在的方式出现呢？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相信，那就是不能说所有异常现象都是想象出来的。尽管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但不能说全部都如此。超自然现象不像埃比尼泽·斯科鲁奇曾经想象的那样是“一片未消化的马铃薯”，要请出玛丽的鬼魂，需要消化更为神秘的东西。
有关心理幻觉现象的报告至今仍是世界上引起关注的未解之谜。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