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乃三吴都会，东南形胜，水光山色与胭脂水粉交织在一起。唐代白居易就有“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词句。自吴越钱王归宋以来，这里更成为大宋王朝物阜民丰、文化荟萃之地。曾几何时，白衣卿相柳永也迷恋于这里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盛赞“钱塘自古繁华”。
谁又能料想这么一座繁华的城市，竟会面临瘟疫之灾？
参寥云游四方，听说苏轼又外放到杭州，急急赶来相会，路途之中却察觉到瘟疫蔓延的迹象。他直奔府衙，见了苏轼顾不上叙旧，开门见山地说：“子瞻兄，大事不好，杭州城里已经有了瘟疫。贫僧方才亲眼所见，路边已发现死尸。”
这一句不啻晴天霹雳，苏轼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正为眼下的灾荒忙得焦头烂额，偏巧瘟疫又在这时蔓延，其势必定汹涌不可抵挡。一人得病，则一家俱病；一家病，则一街市俱病，乃致一城俱病。如果不及时遏制，这人间天堂、富贵之地就要陷入不可挽回的灾劫了！参寥见苏轼着急，忙好言安慰，并举荐了自己的好友杨世昌道长前来救疫。苏轼在密州时就与杨道长相识，知道他有扶危济困之心、妙手回春之术，且近在扬州，一定可以救杭州一城百姓。苏轼大喜，忙亲自写了一封请帖，让巢谷火速赶往扬州请杨道长前来，一面又吩咐属吏到城内四处勘察回报。
疫情要比想象中蔓延得快，染疾的人越来越多，路边已经躺倒了许多死尸。居民害怕瘟疫传染，都不敢掩埋尸体，致使街巷间恶臭熏天。杭州城已是一片萧条，没有了往日的繁华气象。冷清的街上偶有行人也是行色匆匆，只有几只乌鸦不时地在暮色中飞来飞去，发出“呀呀”的叫声。
更为严重的是，城内谣传瘟神降临，已是人心惶惶，不少百姓都携家带口、搬抬行李要逃离出城。那些害怕疫病蔓延危及自身的市民，在已发生瘟疫的街巷口设置了石头、木栏等路障，拿着铁锹棍棒堵在街边，拒绝巷内居民向外逃离。双方你推我搡，闹得不可开交，眼看就要打起来。妇人抱着小孩吓得直哭，青壮年则群情激愤，扬言要去报官。里正见势不妙，忙找人通报到府衙。
苏轼带衙役火速赶去，平息纠纷，好言劝慰居民回家。他一面吩咐人暂时封锁街巷，禁止人员随意出入，一面又派人送去汤药照顾孤寡，并将巷内死尸清理埋葬。
回到府衙，杨世昌和巢谷早已在堂前等候。苏轼又喜又忧，拉着杨世昌的手说：“杨道长，这次瘟疫来势凶猛至极，疫地如今已死了一百多人。这次专程请道长前来，就是希望道长能及时消除瘟疫，救治杭州百姓于危难之中。”
杨世昌约有六十多岁年纪，三缕长髯，一身玄衣。他入道多年，向来大藏若虚，喜怒不形于色。见苏轼这样焦急，微微一笑：“大人这是哪里话？贫道本就是以救贫济病为己任，何况有大人的吩咐。贫道一路来已察访了瘟疫病情，也见过了病人病状，对这次瘟疫的大致情况已有了解。”他转身从案牍上取过写好的方子说：“我已有一服治病良方，名叫‘圣散子’，是贫道在扬州就用过的，这次专门带来。此方以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柴胡、藿香、石菖蒲、麻黄等二十几味入药，水煎服，可荡涤腹胸之火热，散其表里之邪气。服此药，火热退去，正气自存，而邪气自出。治此疫者，以此方最妥。”
苏轼大喜过望：“好极！杨道长，我即刻就命人按此方配药，交给城中病人服用。”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表情转喜为忧：“喔，对了，我方才在疫地听病人说药铺的药价居高不下，他们都买不起……”
杨世昌一怔：“啊？单有药方，而无药材，治病岂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苏轼带着参寥、巢谷、杨世昌来到仁惠堂前查看药价。仁惠堂前人头攒动，买药的百姓已经将药铺围得水泄不通，一里外都能听到嘈杂的声音。百姓们七嘴八舌地求告，仁惠堂就是不肯降价售药。伙计丁三依照堂主的吩咐，堵在门口大声叫嚷：“我家堂主说了，拿钱买药，哪朝哪代也是这个规矩！就算是瘟疫死了人，也是一分钱少不得的！你们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就走开，莫要妨碍我们做生意！”众人都暗地叫骂。苏轼问知情况，愠怒不已，即刻吩咐巢谷令杭州城中所有药铺堂主到州府议事。
众堂主都是势利商人，都想趁着疾疫之时从中大捞一把，哪里肯降价售药，做亏本生意？但太守之命不敢违抗，只好陆续到府衙会客厅等候。他们各自心知肚明，只要一起卡着药价，就是州官太守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苏轼面色阴沉地来到会客厅，与众人相见，也不寒暄，直接说道：“你等都是杭州各大药铺的堂主，此次疫情危急、来势汹汹，杭州城五十万居民命悬一线，你等当多备药材，减价售药，以助杭州过此难关。却为何泯灭天良，高价售药，延误人命，大发灾疫之财？”
众堂主支支吾吾，七嘴八舌地找借口搪塞。其中一个回话道：“苏太守有所不知，我等都是商人。近来药材本来进价就贵，都花了我等的血本。此时若降价售药，我们只怕都要血本无归、倾家荡产。”另一个也满腹委屈地说：“苏太守，真的不怪我等。杭州的药材来源由仁惠堂一家独断，我等都从他家进药，他家将进药价定得十分昂贵，我们若不卖得贵哪来的饭吃啊？”其他人见说到仁惠堂，都齐声附和。
苏轼从众人口中了解到，仁惠堂是杭州最大的药铺，垄断药材来源。他将进药价定得高昂，想趁机渔利，致使穷苦百姓无钱购买，其他堂主也都唯仁惠堂马首是瞻，不敢拍板发话。那堂主曲贵年身兼药行会长，此次借口身体不适，竟然故意不到。苏轼没法，心知斗不倒曲贵年，杭州一城的药价都不会降低，只得遣返众人。
苏轼回到家中，坐在座椅上心事重重，盯着庭院里的落叶在风中打转，心中发愁道：“落叶飘零谁是主？眼下这么多病人，谁又能为他们做主呢？”
朝云在一边看见了，过来关切地问：“先生，还在想瘟疫的事？”
苏轼叹了一口气：“朝云，你有佛心。你说说看，如何安置那些染上瘟疫的杭州百姓，以供他们治病抓药？”
朝云从容不迫地说：“先生，朝云以为，禁锢百姓只能暂时遏止瘟疫蔓延，而不能根治，反而会激起民变。要根治，必须先找到一个地方，以容纳患者入住，避免相互传染，再抓药治病，治愈瘟疫，方可称为根治之法。”
苏轼惊喜地从座椅上站起来：“你说得对。但是哪来的地方可容纳患者呢？”
朝云试探地问：“大药铺可以吗？”
苏轼失望地摇了摇头，紧锁眉头道：“不行，药铺堂主唯利是图，连让他们削价售药，那药行会长曲贵年都百般推托，又怎么会答应收容病人呢？”说着走到茶桌跟前，拿起一只茶碗，准备倒茶。
朝云略一沉吟，起身说：“既是这样，先生不如自己设立一个官办大药坊，一来抓药治病，二来收容瘟疫病人。双管齐下，岂不好？”
苏轼听闻此言，一下把茶碗丢在桌上，上前紧紧抓住朝云的手，两眼放出欣喜的光芒：“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多谢朝云。这种办法，也只有你这菩萨心肠能破除羁绊，心生而成，强过我等凡人冥思苦想。好，我这就去找人布置开药坊去。”说着转身匆匆离去，一刻也不停留。朝云瞧着自己刚才被苏轼抓过的手，偏着头羞涩一笑。
苏轼带着秦观、参寥等人四处勘察，找到一处废弃的官仓，这里宽敞通透，打开窗户可四面通风，是安置病人的极佳之地。苏轼当即吩咐秦观将此地收拾布置，又下令城中，凡染上瘟疫的统一送到这里，由诸位郎中和兵卒先管起来，按杨道长的方子抓药治病。再由州府派出官员，发动各街巷的地保，管好每条街巷，没得瘟疫的人也必须服药预防。动员城中药铺，尽可能多地搜集能找到的草药，至于抓药的钱，苏轼首先捐出五十两黄金，州府再拨两千缗钱。
杨世昌感激地说：“苏大人仁德爱民，贫道无钱捐纳，只有拼此老命，助大人救民于水火之中。”苏轼笑道：“有道长在这里，苏某就放心了。”参寥合掌说：“善哉！子瞻兄此番功德不小。不知这药坊该起什么名字？”苏轼沉吟了一下：“就叫‘安乐坊’吧！佛印大和尚若在这里，定会帮咱们许多忙的，他那张利嘴，我看教训仁惠堂的人最合适不过。”参寥笑道：“只可惜佛印云游不定，指望不上咯！”众人都跟着大笑。
兵卒护卫患者陆续从家中迁到安乐坊，服药安顿，个个都感激太守爱民如子。几位年长者还老泪纵横，要跪谢苏太守的大恩大德。苏轼扶起众人，嘱咐他们安心养病。
这样，安乐坊——中国最早的公立慈善医院，由此产生，一日之内就收治了近百号病人。
深秋时节，天气越来越寒冷了，安乐坊内收治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到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草药味。一排煎药的砂锅正在冒着蒸汽，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两排大木床上，躺满了近百号病人。病人的家属守护在旁，给病人喂药、洗脸，一派忙碌。苏轼边走边看病床上的病人，不时有病人和家属向他道谢。
巢谷领着衙役、兵士们抱着草药接连进来，将草药堆在地上。秦观则与药工们负责切草煎药，药渣飞溅，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不时溅到他们脸上。不过他们也顾不得这些了，现在这些草药就是杭州数十万百姓的命啊！杨道长与众郎中将新煎好的药端给病人服用，不时把脉询问病情。
朝云也来到安乐坊帮助照料病人，她接连几天没有合眼了，脸色有些憔悴。她看见一个童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独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哭泣，就端起药碗过去喂他服下。周围的人说，这孩子双亲都染病身亡，剩下他身染重病，无人照顾，实在可怜！童子一边喝着药，泪水一边滚滚而下。朝云想到自己的身世，又想到这孩子的遭遇，心中一酸，泪水也流下来，忙把孩子抱在怀里，一面又找些吃的来递给他。童子苍白的脸上这才露出一丝微笑。
杨世昌走到苏轼跟前说：“苏大人，病人虽然安置下来了，但病人甚多，仍在不断送来，眼下这点药材，怕是杯水车薪。各大药铺仍不降价，安乐坊的钱资有限，已经买不了多少药。须尽快购药，形势危急啊！”
苏轼点了点头，忧虑不已：“仁惠堂垄断杭州药市，它若降价，则其他药铺必然降价，药材之急自然可解。所以关键是说服仁惠堂堂主曲贵年，为民降价售药。但要说服此人，恐怕很难。”
参寥在一旁听见，心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遂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子瞻，贫僧愿勉力一试。”他自打安乐坊成立就寸步不离病房，吃饭饮水也都在这儿，已经忙了好几天，眼圈深黑，本不健壮的身体显得更加消瘦了。苏轼感激地说：“那好，有劳参寥兄了。”
曲贵年自瘟疫暴发起就抬高药价，等着坐收暴利，每天惬意地躺在宅内喝茶，吩咐丁三盯紧药市。他得知苏轼召集各药铺堂主商议降价未果，得意地笑道：“叫我降价，做他们的黄粱梦！将本图利，天经地义，老夫是商人，商人就是重利！哪一个卖药的不希望人生病啊？今日生此瘟疫，满城皆病，正是敛钱聚财的天赐良机，岂可拱手让人！”丁三跟在一旁赔笑。
然而安乐坊承办后，到仁惠堂来买药的人越来越少了。丁三愁眉苦脸地向曲贵年禀告，说苏太守请来一位道行高深的道长，出一奇方为百姓治病，还分文不取。曲贵年把脸一横，气得把茶杯摔出去，狠狠地说：“好啊！这是要断老夫的财路啊！杭州若没有我仁惠堂，他们还能上哪里找药去？我看这安乐坊能撑多久！丁三，去通知各位堂主，各家药铺不准降价售药，反而提价一分，快去！”丁三满面为难，这时管家进来通报说一个瘦和尚求见老爷。曲贵年大骂道：“狗奴才！什么人要见我？赶紧打发走！”管家说：“这和尚怪了，他说不要钱不要米，只要见老爷。”曲贵年平时一毛不拔，见了化缘的和尚来都关门不应，心想这是个什么遭瘟的和尚？心下狐疑，忙跟着出去。
参寥立在阶下，合十顶礼道：“曲堂主，贫僧奉太守之命，前来恳请堂主为救杭州百姓于水火之中，降价售药，行善积德。”曲贵年一听是为太守来讲降价之事，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喝令随从把参寥赶出去。参寥精瘦，哪里经得住打？额角都碰伤了，只得空手而回。
苏轼见参寥受伤而回，怒道：“参寥兄，你驾渡人舟，他怕无底船！此人如此奸猾贪财，待我将他拿来质问，看他敢不敢轰老夫走！”参寥脸上泛起一丝苦笑：“子瞻，官家也奈何不了为商的。曲施主一时迷途，只能好言开悟。再说为渡众生，贫僧受辱又算得什么？你相信贫僧，自会说服于他。”休息片刻，又执意要去，苏轼拉都拉不住，只得望着参寥瘦小的背影叹息。
参寥手持禅杖又来到仁惠堂前。现在已没人来买药了，堂前门可罗雀，一片冷清。药店伙计闷闷地在店内打盹儿。参寥径直穿过前堂走到后宅，只见一处院落布置整齐，架子上摆着各色花瓶玉器、古董珍玩，斜阳透进来，微微泛着光。曲贵年正躺在一张罗汉椅上，闭眼打盹儿。两个侍女垂着头，缓缓地为他捶腿。
“阿弥陀佛，曲施主。”参寥合十立在门边施礼。
身材高大的曲贵年睡眼蒙胧，吓了一跳，蹦了起来：“怎么又是你啊？”两个侍女吓得马上停止了捶腿。参寥面色凝重，一字一句地说：“曲施主，时下瘟疫肆虐，杭州城五十万人危在旦夕。平时，这城民乃是仁惠堂的衣食父母，现在城民大难临头，曲施主应当慷慨解囊、降价售药，协助官府共驱瘟神。如此则功德无量，城民将以善报德。这仁惠堂也会事业兴隆。曲施主就听老衲一言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曲贵年觉得参寥甚是好笑，便故意戏弄他：“你这和尚，刚挨了打就忘了疼，还敢来？那好你说吧，想让老夫捐多少？”
参寥回答：“一千五百两。”
曲贵年瞪着一对豹眼冷笑道：“什么？一千五百两？”
参寥以为曲贵年嫌数目太多才不愿意捐，忙走近两步，诚恳地对曲贵年说：“积善行德，必有厚报。人曰：‘人行善天必佑之，人造恶天必罚之。’还望曲施主灾年积德，救民于水火之中。如此，我佛慈悲，也会保佑施主的。”
一心向佛的参寥哪里能够想到，这个身兼药行会长、药铺堂主的曲贵年，压根就没想过捐出一两银子，刚才询问捐多少只是存心戏弄他而已。曲贵年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你唠叨些什么？还佛祖保佑，你们自己都不能保佑自己，还要靠别人施舍过日子，谁信你这套胡言乱语，快滚快滚！”
参寥耐着性子，依然不放弃开导曲贵年。曲贵年大怒，一挥手几个家丁一拥而上，手提棍棒照着参寥劈头盖脸就打。曲贵年狂笑道：“这秃驴！看你还敢不敢来聒噪！”参寥被打出大门，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他摸起地上的禅杖，整了整袈裟，一边喃喃地说道：“罪过！罪过！”一边忍着伤痛向府衙走去。
苏轼和巢谷在府衙焦急不安地等参寥回来。不多时，只见参寥满脸伤痕、袈裟不整地走了进来。见了苏轼，参寥苦笑着说：“曲贵年又将贫僧轰打出来了。”
苏轼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大胆狂徒！不识好歹！竟敢两次将参寥兄赶出！是可忍孰不可忍！”马上拂袖提笔，饱蘸浓墨书写告示，边写边对巢谷、秦观说：“巢谷，少游，我即刻书写告示，你等将告示张贴于杭州城内各处，就说杭州各大药铺立即降价售药，违者封店，所有药材充官家药库。”巢谷领命而去。
告示张贴后，杭州各大药铺都降价至官府的定价，百姓争相购买，群情欢悦。安乐坊也充实了药库，缓解了病人无药之急；唯独曲贵年的仁惠堂，拒不降价。苏轼决定亲自去查封仁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