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妹生平
四妹玉姣，生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四妹与九章村宋继兴结婚，生一男一女：女儿宋贵濮，儿子宋大巍。
四妹是我们兄妹八人中最小的一个。为何给她起名叫个“娇（姣）”呢？四妹出生时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日本鬼子正常到农村进行骚扰。村民们为躲避鬼子也常常外逃。现在母亲又生了一闺女，似成了累赘。东院的七奶奶听说后起名叫个“多”，叫个“烦”，叫个“甩”。我母亲却说：“这是俺的老生闺女，俺还娇着呢。”于是“姣、姣”的叫了起来。
四妹七岁上小学校，十一岁在酸庙完小读书时，她曾和两个嫂子（后来的三嫂玉娥、四嫂金英）同学。四妹小时候爱动爱跳，会打“车轱辘”。每到晚饭后，她在操场上能打一圈，逗得老师鼓掌称赞。小时她出疹子也不愿呆在家里，外面下着雪也想跑出去。
一九五六年上初中，一九五九年上高中，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在梁庄乡、濮阳县城里，濮阳市高新区从事教学工作，直至一九九八年退休。
下边是四妹为新华社的《老年生活》杂志，写的关于她的嫂嫂（我的老伴）孙金英的一篇文章，转载如下：
我四嫂子孙金英，是新华社的一位退休干部，今年六十七岁。自她走进我家，成了我家的媳妇以后，整整过了四十个年头了。几十年里我嫂对我及我家人的深情厚谊，使我终生难忘。
我嫂嫂和我是小学同学，但不同年级。上初中时，她和我哥哥又是同班同学，所以俺俩从十几岁就已经认识了。哥嫂结婚以后，我虽然是她的小姑，但她却把我看成她的亲妹妹一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家生活都不富裕，我嫂每次给她的孩子做衣买衣时，总忘不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得病从河南老家去北京治病，她一边上班，一边抽出时间陪我跑医院为孩子治疗。退休后，我们都有了充足的时间，联系来往就更多了。我每年都要去北京和嫂嫂一起住上一段时间。我嫂嫂每次外出休养、旅游总是把我带上。这几年我随她跑了很多地方，见识了很多。每次外出，一切费用全都由嫂嫂承担。我家的经济条件没有我嫂家的好。我盖屋、买房嫂子她总是伸手相助。
我嫂子比我只大两岁，但她比我成熟得多，老练得多。我思想上遇什么苦恼之事，或有想不通的地方，总是向她诉说，有什么难办的事情也总是与她商量。她虽说是我的嫂嫂，我也把她看成亲姐姐一样。
我嫂嫂不单是对我关爱，对我家人，尤其是对我母亲也是同样。一九六九年她生第一个孩子后，我母亲曾去河南开封给她看过一段孩子。那年头，收入不高，日子艰苦，但我嫂子总是想法设法给我老娘改善生活。有一次老母亲犯了痔疮，她拉着车子去医院带老母亲治疗。她不嫌脏不嫌累，照顾得无微不至。当医务人员得知二者的关系时，感动地说：“这媳妇真好，比闺女都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总社派我嫂到深圳特区工作。她每次回来都会带来些礼物，老老少少都要照顾到。我记得有一次她从深圳回来时买了二十多件T恤衫，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婿每人一件。当时，那是最时尚的衣服，所以孩子们领到手后，都十分高兴，当即穿在了身上。我嫂嫂还资助我贫穷的姐姐。我大姐年近九十岁，至今不忘。我嫂嫂在我家的行为表现赢得了长辈的夸奖，同辈的赞扬，晚辈的敬仰。所以我嫂嫂每次回到家，家人对她的喜欢程度，我哥也比不上。我嫂嫂朴素大方，她虽是一位大学生，但她也是农家姑娘。她结婚后，第一次走进我家，就为婆家拉土垛墙园，根本不像是个刚过门的新娘。从那以后，我嫂就给家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家是个大家庭，我们有兄妹八个。人多，孩子多，大都生活在农村，文化又不高，很难找到工作。有几个孩子先后去了特区深圳，投靠嫂嫂和哥哥。为了孩子们的生计，哥嫂东奔西跑尽力为他们寻找工作。我嫂嫂拿出自己几年积蓄的辛苦钱，出资支援我一个侄子在广东创业；又拿出仅有的几千元资助另一个侄子去澳洲留学。十年之后，澳洲的侄子为报答婶婶当年的资助之恩，特邀请哥嫂旅游澳洲，在那儿住了数月。我嫂嫂对婆家的孩子和对她家的孩子一样看待。所以我家的侄儿们，把婶婶也看成自己母亲一样。
如今嫂子年纪大了，也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了。故写此文，遥祝嫂嫂长寿健康。
我的自述
我出生于一九三九年农历正月初九。乳名叫“国”。我曾问过母亲，为何给我起个“国”的名字？母亲说，生我的那一年正是“跑日本”最厉害的一年。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无恶不作。那时小日鬼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国土。为了记住这一国耻，于是就给我起了个乳名叫“占国”。就是被日本占去的意思。母亲又说，不知怎么的，叫着叫着就把“占”字给丢掉了。所以就叫成了“国”了。母亲还说，村里有个李姓的孩子，比我大一岁，他叫“占州”。他的“占”字没有丢。现在人们还叫他“占州”。
母亲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日本侵华最猖狂的一年。日军在濮阳邢屯和前后草场一带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四个村庄的房屋几乎全部烧光。烧死牲口四十余头，杀死村民七十余人。那时候，村民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急忙的外逃。（俗称“跑日本”）。母亲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为何我的乳名叫“国”的原由。
我的幼年及童年曾经历三次死亡。听母亲说，我出生不几天，有次母亲把我用小棉被包好放在厨屋里的炕头上。然后母亲就出去了。不一会一只大花猫进入厨屋，一跃跳上了炕头。这只花猫前不卧，后不卧，正好卧在我的小脸上。大概它没有吃什么东西，饿极了，就“喵、喵”地叫了几声。母亲听到猫的叫声，就急忙回到厨屋把猫赶走后，紧紧抱起了我。此时，我的脸色开始发紫，嘴里也吐出白沫。如果母亲再迟一步，其后果与“胎死腹中”无有两样了。
我爱动不爱静。走路也不老实。五、六岁时，有一次和比我大四岁的三哥去村西头谷场上拿柴火烧锅做饭。我一边唱着，一边蹦跳着，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丈深的“红薯井”里，差一点没有摔死。我三哥吓得直哭。后来也没有什么事也就好了。
我九岁那年，得了一种大肚子病。面黄肌瘦，全身无力，一直喘气，危在旦夕。一天，母亲去西北地找正在那里耕地的父亲。母亲说：“国小不行啦。光喘气，咋办呀？”父亲说：“哪咋咋，没法”。母亲从地里回来，就把埋我的草席准备好了。一旦断了气，停止呼吸，就用这领草席卷巴卷巴，将我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俗话说：“命大不该死”。奇迹般地我又活了下来。
一九五一年，我考了河南省濮阳县酸庙完小，分在第七班。在班里学习成绩很好。我清楚地记得，一次期中考试历史，我得了全班唯一的一个一百分。受到历史老师的夸奖。
我一九五三年高小毕业。毕业后我和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李东明同学去山东范县报考初中，结果落榜未中。河南濮阳的考期也误了。只好在家里又复习了一年。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了河南省立濮阳中学（原华美中学，现濮阳三中）。我被编到第三十九班。原比我低一年级的小学同学孙金英也考上了濮阳中学。因我误了一年，现在我俩赶齐了。又同编在一个班——三十九班。她后来成了我的终生伴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终身难忘的初中生活，经历了骄阳似火的恋爱阶段，此一时期的详情，拟另书专著。
一九五七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濮阳一中（高中）。这一年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很多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其实这是一场错误的而且又是扩大化了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些被化为“右派”的人员才获得平反。
在高中读书时，我的俄文学得不错。一次学校举行晚会，班里的同学让我用俄文表演一个节目。我找了一个普通话说得好的同学作我的翻译。我用俄文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演出结束后一片掌声。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
一九五八年，全国******，全民大办钢铁。我们学校停课四十八天。步行三百多华里赴太行山下一个叫天喜镇的地方去炼钢铁。其实全民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不起任何作用。从山上下来以后，我们又在濮阳北边的赵村坡深翻土地十二天。当时，迷信深翻土地能高产，所以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那时我们高中生还是十七、八的青年小伙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干劲大，劲头足，深翻土地十分卖力。因此工地上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感人景象。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我即赋诗一首：
昆仑之高有限，
长江之长有头。
翻地英雄之力，
无穷无尽无休。
此诗写出后，第二天学校油印的“战地快报”就刊登出来了。
一九五八年底，部队要在学校招收一批技术兵。我积极报名参加应征。经过层层政审，体检。最后获准入伍。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学校领导和师生开会欢送，并合影留念。当天，我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诗句：
大红花儿红又红，
挂在胸前留英名。
老师同窗欢送我，
送我入伍去从征。
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我乘汽车从濮阳到了新乡军分区。九****脱下便衣，换上了军装。脱下的便衣，由军分区按自己写的地址，邮寄到各自的老家。当母亲接到我的包裹，打开看到我的衣服时，忍不住两眼泪下。那天我乘火车到达入伍的目的地——天津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拖拉机汽车修配学校。
但在部队只生活了二十五天。接上级通知：凡是从高中入伍的新兵，一律退回原校继续学习。于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我又回到了濮阳一中继续读书。此时就快临一九六零年的全国高考了。
一九五八年全国******，一九五九年全国开始大灾荒。一九五八年全国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家家户户吃“大锅食堂”。农民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二十来斤粮食，况且还要每天下田劳动三晌。我到四舍五邻走走看看。所到之处，家徒四壁，瓮空灶冷，几无炊烟，十分凄惨。青年人似无缚鸡之力，老年人频发非正常死亡。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无奈之下就动员老母再去浙江金华到二哥那里，看能否吃碗饱饭。
一九五九年的农历八月中旬。一天，我把母亲从梁庄接到濮阳城里，安顿在“县社”一家旅馆。本来想从濮阳坐汽车到最近的一个火车站——河南淇县火车站。但大概是由于外出逃荒的人多，买汽车票要等好几天也不一定能买到。当时心急如焚，决定骑自行车送母亲到火车站。当天早上我又从“濮阳一中”回到梁庄，把大哥供销社的一辆自行车推上，骑着又回到了濮阳。当天下午就准备动身。当时孙金英同学正在濮阳她姐家里休暑假，得知我要骑车送母亲到百里之外的火车站，她苦苦阻拦。她担心地生路远，母亲受罪，多有危险。那时年轻气盛，又想到老母亲不能饱餐，苦受煎熬，心里难忍。于是一意孤行，不听劝阻，决心骑车送母亲，不等明天。就是这样，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出了濮阳城的南门，一直向西南方向奔去。
我们行进到滑县境内，天色已晚。我和母亲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暂歇。夜间十二点左右，我起来观望，一看天空明亮，清爽宜人，于是叫母亲起床继续赶路。母亲说：“天还早呢，人家店里的人有的还没有睡咧，还在说话咧”。我说：“娘，天快明了，咱走吧”。大概由于送母心切，误将半夜之月光视为晨曦之亮。就这样，起来洗漱完毕之后，头顶明月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又赶路了。一开始，沿着一条公路顺顺当当的前进。一段时间过后，不知不觉骑着骑着怎么下道了。沿着一条土路走了起来。自行车也无法骑了。时而推着母亲前进，时而母亲跟在车后缓行。越走道路越窄，再走也看不见路迹了。下定决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在一个深深的夜里，在数十里的空旷的田野里，万籁俱寂。只有我们母子二人在此缓缓行走。虽是深更半夜，不见人迹，但心里却毫无恐惧之意。幸好，一轮明月高悬天空，为我母子二人照明引路。
行走了大半夜，天这才快明。天明一阵黑。在黎明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发现前方有一闪一闪的灯光。心中暗喜，终于走近了村庄，见到了灯光。我推着母亲，朝着点点灯光直奔而去。走到那里天已黎明。原来这是一生产大队的一座养牲口的牛棚。有位老汉正忙着给牲口添草加料。我恭敬地向他问了一声：“老伯，到淇县火车站应如何走？”这位老农把我们母子上下打量一番，断定是从远道而来的过路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让我们喝口水，歇歇脚，等天大亮，才赶路程。
休息后，我按照这位大伯的指点，上了一条柏油马路。让母亲再坐在车后。说来也神奇，一路走来自行车常出毛病，这次骑上后毛病没有了，一路顺风。母亲说道：“这是咱家的老佛爷保佑着呢。”我咯咯一笑。在过淇县境内的一条人工河时，北风呼叫，刮个不停。秋风劲吹，使我寒战。此时母亲把她带的一件小薄皮袄给我披上。霎时感觉身上一股暖流。二十多年过去后，母亲回忆起这段情景，还为儿子心疼。
离开这家牛棚之后，大约一个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淇县火车站。三百余里的行程最终走完。我给母亲买了一张去浙江金华的火车票，送母亲上车后，我才返回濮阳。母亲在上火车后发生的事情，在《我的母亲》一章里有述。
一九六零年我考上了大学。八月二十五日，我带着“高考招生委员会”的录取通知书，到郑州大学去报到。我的行程安排事先通知了还在汲县一中读高二的女友孙金英同学。我到新乡住了一晚，等候金英。第二天她找到了我，并送我到火车站检票口。我那时背着一个用粗棉布单子打成的一个圆圆的行李包，好似一个年轻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一样。我急忙走进了火车站，告别了女友金英同学。
我入学后，被分配在郑州大学外文系俄文专业。开始在“俄一班”任团支书，后来调整到“俄二班”任班长。
一九六零年，国家正处最困难时期。一切生活用品都凭票证且又限量供应。入大学的第一学期就开始饿肚了。无奈之下，中文系的学生停课到黄河滩去拣野豆，拿回学校加工后做窝窝头吃。我是一班之长，也不能看着同学们天天饿肚皮。所以，我和同班的同学也随之渡黄河去河滩摘野豆去了。在黄河滩上，我们二十多名男女同学过着风餐露宿的野外生活。我们在那里采摘了不少豆子，也临时解决了一些饥饿问题。
一九六二年，我已读大学二年级。由于高中时留下的神经衰弱症再次复发，不能使我继续学习下去。于是同年五月十九****向外文系领导打报告休学一年。因系领导已知我的病况，所以很快就批了同意的意见。
当同学们得知我要休学，纷纷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忠肯的留言。一位女同学这样写到：
同窗二载友谊深长。
那一切
你的身影使我难忘。
你为班集体做了多少工作？
无时不为全班着想。
亲爱的同学，
暂别吧！
想到此，惜别的泪水涌上眼眶。
离愁袭击着我的心灵，
离愁撕裂着我的心房。
我真想，
赶走那可恨的病魔。
但，这一切，
只是天真的幻想。
我愿你，亲爱的同学，
掌握一个法宝：乐观，顽强。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五月二十三日，全班同学与我合影，还把我拉到中间就坐。留下了难忘的合影一张。
我休学回乡之前，曾到正在开封师院（河南大河）读书的女友孙金英同学那里去了一趟。（有关详情另书专著）
我在农村老家一共住了八个多月。这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给老母亲挣工分。那时候公社社员分什么东西，都要凭工分分配的。其二，为父亲盖新房子推土垫基。村西头路北的新院，坐北朝南的六间瓦房（现在还有）的房基，基本上都是我在休学期间垫成的。那年代，虽吃的不好，但精神状态不错。我每天早饭后就到村西头“上班”去了。一边唱着小戏，一边推着土车垫基。悠然自得。我三哥曾对过路人说，你们别看那个光膀子的推土青年，他可是个大学生呢。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我正式复学，又回到了郑州大学外文系。当时外文系只有一个俄文班，我在班内任班长。
三月三日下午，我到郑大商场用发给的高点票，高价买了二斤点心，自制了一个木盒，通过邮局将其寄给老家的母亲。一九六一年暑假过后，我返校时，老母亲跑到梁庄街上花了五毛钱买来几片红薯干给我送行。这一凄凉而又让我心酸的一幕，使我终身难忘。用二斤点心，来孝敬老母亲，也是对自己心灵上的一种安慰，也只能做到这样。
一九六五年，大学就要毕业了。这年除夕晚会上，系办公室主任何光礼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宗俄，现在正式通知你，经系总支研究，从新的一年开始，你要参加系的党课学习。”我心里明白，这是在为我的入党作准备。
二月十九日，班内进行班干部选举。选举由辅导老师贺老师主持。当时不是投票，而是推荐。贺老师说：“由系总支研究，提名王宗俄同学任班长”。经大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六月十五日，开始起草大学毕业鉴定。二十日，我的鉴定班内通过。七月十日，校方对我的鉴定是：“该同学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努力。系党的积极分子”。
毕业的前夕，一天早练后，我去食堂吃早餐的途中，突然从播音器中传出我从未想到的一种声音：“现在播送外文系四年级毕业生王宗俄的家长王秉杰给校党委的一封回信”。当我听到父亲的名字时，十分吃惊。我即驻足细听。（详情《我的父亲》一章有述）
八月十四日，外文系党总支公布大学毕业分配方案。我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党支部办公室。当系领导宣布我分配到“北京新华通讯社”时，我的心几乎跳了出来。当时十分兴奋、激动。我从未想到，也不敢想能分到首都北京，而且是中央直属机关。
八月十五日上午十点三十九分，我乘火车离开郑州赴京报到。当晚十点三十分到北京火车站。我乘一辆黄包车，沿北京城墙经崇文门、前门、宣武门，最后进入了新华社的南大门。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六日，是我参加工作的纪念日。十二月七日，我参加工作四个月之后，破天荒第一次给父亲汇去了一百元钱。从小学到大学这期间，不知花了父母多少钱，哥哥、姐姐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供我这个家里唯一的大学生读书。首次给父母寄钱，这是心灵上的一种安慰。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全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新华社外语训练班的同学徒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行程三千余华里，穿华北平原，翻太行山脉，走陕北高原，历经三十九天，最终到目的地——延安。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我和孙金英同学相恋十年之后，这天，在北京城里结了婚。
我在新华社工作了三十多年。这期间当过记者，当过编辑，还作过翻译。
一九八三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一九八九年赴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在由新华总社、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印钞厂（五四一厂）合资的《华新彩色制版公司》工作时，任副总经理。
我在深圳工作了六年，金英在深圳工作十年。这期间，我的儿孙辈先后来到深圳求职寻找工作。他们是侄子风颂、风勇、风慧、风伟、风功；侄女杭莉，前夫怀东；女儿王岩，女婿泽新；侄孙瑞森，其媳盼丽。还有同事的一个女儿王雷。
他们现在都已落户广东，都已成家生子，事业有成。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和金英离开深圳，回到北京。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办了退休手续，同日领取了新华社干部退休证。从此开始过上了夕阳红的老年生活，也是最有意义、最为快乐的后半生。
我的老伴孙金英，出生于一九四〇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系鲁河乡杜家庄村孙在斌之二女。我们一九六七年结婚，生了一子一女，女儿为大。
女儿王岩，华东理工大学毕业，配湖北黄石市胡鹏志之长子胡泽新。泽新系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他们有两个女儿：长女胡玥然，次女胡心然。
儿子王岳，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配北京成绍前之女成旭。他们有一子，王天奕。
我老伴一九五二年读小学时，也在本县酸庙完小。我比她高一年级。她和我三嫂李玉娥一个班。我四妹也在这所学校读书。我老伴比四妹又高一年级。我三哥也是在酸庙完小毕业的。所以说酸庙完小是我家学生的“母校”，真乃是名副其实。
我老伴孙金英，从小爱动，活泼聪明。她青少年时期，就具有一般女子不大具有的判逆个性。上初中三年级时，她十六、七岁，正值情窦初开、激情奔放时期，也是我俩热恋的时期。当时我是班内的团支部书记。我和金英同学的恋爱，引起几位男同学的反对和几位女同学的妒忌。他们在下面互相串联，相互嘀咕，鼓动班主任老师召开班会，批判我们。理由是我作为团支部书记，不应带头谈恋爱。在这些人的掀动下，召开了一个班会。我作了自我批评。批评我，实际上也是在批评孙金英同学。只因她是一位女学生，这次班会并没有让她参加。但她得知后，她对这次班会的召开十分反感。她认为，男女学生到了一定年龄，谈情说爱已成自然，并不违法，何必大惊小怪？况且校内谈恋爱的有之，结婚的有之，生了孩子的也有之。为何唯独我班如此兴师动众？还把校长请来呢？此举只能说明老师无能，领导无方。只迎合了几个嫉妒的小人。所以，金英同学根本不承认自己犯有什么错误。她仍然我行我素，不怕孤立，不怕打击。喜欢上了我，就一喜欢到底。数十年后，一位当年同班的女同学说：那时候孙金英真的豁出去了。由此可见，老伴年轻时的那股倔强个性。
这次班会的召开，不但没有使我和金英同学的关系疏远，反而变得更加坚强紧密。我们两个初中毕业后，两地相爱十余年，婚后两地分居又十余年。这二十多年里，虽有各种情况出现，但我们二人的关系，可为安如磐石。在后来的一起生活中，我们也吵过嘴，呕过气，老伴也多次“恨”我，但她始终没有恨彻底。这不能不说和当年的相恋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书属一本“家史”类型的书籍，有关我和老伴的历史踪迹，这里不再多述，拟写另书专著。
父母祭文
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我带领家人到梁庄老家父母坟上祭扫。这是当时的一篇祭文，现刊载如下：
爹、娘：
今天是国庆日，我和您的儿媳金英和我四妹，领着您的孙子、孙女、外甥、外甥女以及他们的妻子、丈夫和众多的第四代前来看你们来了。
再过四天，即农历九月初九，就是俺爹离开我们整整三十一周年的纪念日。俺娘离开我们也十五年了。每想起父母的一生，真乃是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父母一生，笔墨艰罄。
写起家史，时而动容。
父亲童年，民不聊生。
吃糠咽菜，灶冷瓮空。
上树捋叶，以此求生。
腹空饥饿，一脚蹬空。
高空摔下，眼黑头蒙。
左眼摔瞎，祖母心疼。
无力医治，终生失明。
“十二”那年，受人欺凌。
沿街乞讨，走西串东。
“两门”遭遇，铭记一生。
路遇恶犬，气势汹汹。
向您扑来，与之博争。
官人马车，正过当中。
说您挡道，抽鞭行凶。
骂您瞎眼，骂您无能。
这辈要饭，下辈照行。
此言恶语，刺痛心灵。
发奋图强，拼搏一生。
“十七”长工，一十八冬。
吃苦耐劳，披月戴星。
壮志满怀，定改人生。
黑夜过去，总有天明。
父亲孝道，全乡有名。
您的祖父，背乡离井。
客死他乡，下落不明。
为寻遗骨，千里行程。
背骨还乡，落得孝名。
教训吾辈，对老孝敬。
父亲为人，远近出名。
母亲童年，同样惨景。
“十一”逃荒，乞讨救生。
姐妹两人，命运不同。
二姨被卖，九个烧饼。
我爷担心，您的处境。
怕被再卖，死活不明。
“十二”那年，接到家中。
童养四年，与父婚成。
家境虽寒，日子安宁。
父耕母织，拧成一绳。
家丁兴旺，热气腾腾。
数十年后，兄姐长成。
个个出力，人人顶用。
齐心协力，家境繁荣。
有田有庄，牛马耕种。
南北两院，住满人丁。
小康生活，日升月恒。
父母功德，永刻心中。
父母精神，子孙继承。
昔日大学，全家唯我。
今日大学，众多后生。
有在上海，有在广东。
有在国外，有在北京。
生活幸福，日子安宁。
告慰父母，在之亡灵。
四儿：宗俄
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
于父母坟前
附：家族人员表
附：家族人员表
附：晚辈学历荣誉榜
晚辈学历荣誉榜
支系姓名关系学历
大哥
王瑞士孙子濮阳教育学院
王起升玄孙河南科技学院
王聪玄孙女安阳师范学院
杨磊外孙河南师范大学
杨金鑫外孙河南农业大学
杨世领女婿河南师范大学
二哥
王金华女儿上海交通大学
王强儿子上海大学
钱丽敏儿媳上海大学
王墨婷外孙女留学英国
沈明康女婿上海医科大学
王茹（义）孙女郑州大学
二姐
李媛媛外孙女郑州大学
李盼山女婿南京政治学院（军校）
三姐
程慧芳外孙女河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程明明外孙女郑州大学
程瑶瑶外孙女西安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振华外孙洛阳师范学院
张姗姗外孙女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西栓外孙女婿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
张风拾女婿新乡师范学院（河师大）
三哥
王凤勇儿子清华大学MBA总裁班
胡群英儿媳同济大学
（上海建筑材料工业专科学校合并）
王凤功儿子安阳戏剧学校
张爱芝儿媳安阳戏剧学校
王婧菲孙女淅江大学城市学院
王璐孙女郑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王倩外孙女深圳大学
王洁外孙女河北农业大学
王达外孙郑州交通技术学校
作者
王岩女儿华东理工大学
王岳儿子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成旭儿媳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胡泽新女婿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
四妹
宋贵濮女儿濮阳教育学院
宋大魏儿子濮阳电视大学
郭栋外孙青海大学
郭香红儿媳濮阳电视大学
郭建华女婿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注：截止时间：二〇一一年
附：大事记
大事记
（不全面）
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初一）父亲诞辰。
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十四日）母亲诞辰。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二日（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大姐诞辰。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农历腊月初八）大哥诞辰。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七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二哥诞辰。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农历三月初八）二姐诞辰。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月初六）三姐诞辰。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农历五月十五日）三哥诞辰。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九）我的生日。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农历正月十四）四妹生日。
一九五一年考入濮阳酸庙完小。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父子五人相聚濮阳合影留念。
一九五七年六月《濮阳日报》发表我的处女作。
一九五七年八月考入濮阳一中（高中）。
一九五九年一月应召服役去天津当兵。
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从天津又返回濮阳一中
一九五九年八月“月下送母”赴金华。
一九六〇年八月考入郑州大学。
一九六二年三月神经衰弱暂停学习。
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开始休学。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正式复学。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郑大党委收到父亲的回信。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宣布大学毕业分配方案。分配到新华社北京总社。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六日为正式参加工作日。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新华社外训班学习第二外语—法语。
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参加国庆大游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徒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与孙金英在北京结婚。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新华社建党小组批准为预备党员。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金英和两个孩子调入北京。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七日（农历九月初九）父亲仙逝。
一九八九年六月赴深圳任“华新公司”副总经理。
一九九〇年春节后风颂赴深圳求职。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九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大哥病逝。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和金英从深圳调回北京总社。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胡泽新从上海到深圳意利达公司上班。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母亲病危。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农历正月十四）母亲仙逝。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和二姐返回北京。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六日和二姐从北京赴上海二哥处。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给二姐贺七十寿辰。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正式退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二姐病逝。
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哥宗美在上海病逝。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五日（农历九月初二）三哥宗坤在广东惠阳病逝。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五日乘火车离京赴惠阳。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六日回濮阳参加二姐骨灰的安葬仪式。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二日和王岳回濮阳参加三哥骨灰安放仪式。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二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姐病逝。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深圳过七十寿辰，女儿、儿子赠寿礼—《活在当下》一书初本。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王强在深圳和几个堂兄弟会面。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日《活在当下》一书正式出版。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四日和金英、四妹玉姣游华东五市。
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和金英、四妹率全家众多后生在父母坟前祭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