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虹访谈录
记者：对于你来说，写作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王晓虹：我曾经试着给自己几天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除了写作，以此来试探自己是否记者对写作达到一种依赖的程度，后来发现在这几天中，我处于完全的无事可做的状态，不想看电视，不想出去玩，不想吃东西，只想喝水和睡觉，颓废得要命。我想除非我有足够的事情来供自己忙碌，否则我是不可能离开写作的。寻找灵感，构思，然后一点一点地写出来，这是一件比什么都愉快的事情。我不可能像很多专职作者那样专心地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写作上，但我想除了我的学业之外，写作对我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记者：你真正开始创作是什么时候？
王晓虹：对文字的演练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然后才是创作。我觉得创作的意义跟写文字的意义有本质上的不同，比如，我第一篇成型的文字是在高三的时候写的，那时学习压力很大，所以一时冲动写了这样一篇在当时看来完全是情感上的发泄的作品，在我而言并没有花什么时间去做构思，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工作，就那样想到什么写什么，最后完成了，给别人看，居然得到了蛮高的评价。
在这篇文字之前，尽管也写过一些不成型的东西，但我自己并没有去想过自己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后来我想，大概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开始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吧，毕竟创作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凡是来自于自己真实情感的东西，你把它加工成你想要的样子，这就是创作。
记者：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对你的写作和思考有重大的影响？
王晓虹：非常有历史性的大概不多。我想比较重要的是对自己建立信心的过程吧。因为我从没有想过会走上这样一条路，最初的写作也只是在作文课上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后来大概是高二的一次月考，那次的作文题目是以《超车道》为题来写一篇文章，我当时想，反正是月考，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多发挥了一点写了一篇当时认为很奇怪的文章。第二天早晨做操的时候语文老师走到我跟前说，王晓虹，语文考了142分（满分150），考得不错。我当时吓了一跳。我说我作文多少分，他说五十八（满分六十）。后来他又把这篇文章印到了其他班里去给别的同学传着看，大家反映都不错。那次我才知道，原来作文可以那样写。于是后来写东西才逐渐大胆，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子吧。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给我很大信心的一件事情，倘若那时老师不给我这样的肯定，而是像其他老师那样说我这篇文章完全是胡闹，那么也许我就不会再写这么“出轨”的文字了。
记者：你喜欢阅读怎样的书籍，又喜欢被怎样的读者阅读着？
王晓虹：其实我很少看书，呵呵。如果看书的话也是为了消遣。而且我很少读一些中国古代的文言文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也不会写文言味十足的小说。拿现在来说吧，我旁边摆着一打书，最上面的是一本介绍捷克的图片集，下面是马尔克斯的小说，再向下是王尔德的小说集，然后是北岛的诗歌。这些书我不会从头看到尾，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看故事情节的人，我只会抱过来一本书，然后随意翻开，欣赏里面写得出彩的句子或者对话，就这样，就觉得能学到很多。对于读者，我想我作为一个读者，我会尊重每一个作者，不管他有什么缺点或者技巧上的不足，但他总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读者和作者应当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只要读者愿意尊重我，那么我就喜欢我的文字被他们阅读。
记者：你对“80后”这个群体的现状有什么看法？你关注“80后”的生存状态吗？
王晓虹：我不知道“80后”这个群体的范围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只要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他就属于这个群体。很多人说“80后”的生存状态是颓废，无所事事，只知道摇滚、酒精、暴力和性。可能大家现在面对的社会与先前的不同了，变得很商业化和媒体化，也很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保持好的心态的确比原来有更大的难度。不过据我现在的观察，我觉得真正颓废的人是极少的，更多的人对生活，对写作，都是抱有一种争取的态度，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什么，尤其是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即便他真的如别人所说的很颓废，那也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应该尊重，并且相信他总有自己的道理，而不是去指责什么。
记者：你的家乡日照有没有带给你写作上的灵感？
王晓虹：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我的家乡完成的。事实上，这是个很小的城市，可以说小资的东西它一点也没有，古典气息的东西它也没有，绝对不比北京上海或者西安这样的大城市，它惟一有的就是很大的一片海。可以说这是从小到大在我心情不好或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都喜欢去的地方。因为开阔，可以看很远，还可以买很多精致古怪的小玩意儿，可以让人的心归于平静。呵呵，在那里坐久了有种立地成佛的感觉，现在没有灵感了我也会去那里，毕竟躺在沙子上构思故事比坐在电脑前有用得多。
记者：你喜欢怎样的音乐？为什么？
王晓虹：可以说，在听音乐这件事情上我是最不愿勉强自己的，只要我觉得好听，听起来整个人很舒服，那我就会喜欢。在音乐上我可能是很落伍的一个人，在别人听国外摇滚或者古典这样的CD的时候我还很高兴地对着电脑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我觉得听音乐既然是一种放松自己的过程，就没必要提高自己的格调去听一些自己觉得会累的东西，只要自己听了高兴就好嘛。
记者：你相信神和命运么？
王晓虹：应该说半信半疑的，呵呵，我一度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不过仍然会在听过鬼故事的晚上不敢独自去上厕所，我觉得很多事情并不是绝对的，不管信不信神和命运，都应该留给自己努力的空间和余地。不过在自己的作品中，还是会经常出现关于神和命运这样的故事，毕竟这些东西可以给人带来一种沧桑的宿命感，跟轮回一样，是很美好的东西。
记者：如今你看自己的《夏天以后的以后》，会有怎样的感觉？觉得它是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呢？
王晓虹：有一次我跟李萌聊起了她的第一本书，我说我看到有地方卖，想去买本看看，她立刻说“不要提那本龌龊的书”。我想每一位作者，他对以往出的书，总有不满意的地方，而他最期待的还是自己的下一本书。《夏天以后的以后》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我花了很大心血的一本书。从写书稿，然后请人设计插图，写书评，还有很多以前都想不到的琐碎事情。那时才知道出一本书原来是那么复杂的事情。现在看来，那本书的文字已经略显拙稚，因为我现在已经不会用那么多华丽的修饰词，而是尽量追求简单和朴素。但不管怎么说，这本书都是值得纪念的。很多人跟我提到，这本书的插图很漂亮，呵呵，我觉得这是我做得很出彩的工作之一——找到了一个很棒的插画家。遗憾的是最后的印刷没有印出我们想要的质感，不过尽管这样，它仍然算得上很不错的插图了。还有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很尊重我的意见，也愿意为我争取到更多的权利，这点我觉得很幸运。
记者：你最近有什么写作方面的计划吗？
王晓虹：我最近在写一组类似于童话的东西。这些文字可能跟我从前写的不同，是一些发生在特定的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并不像从前那样的注重爱情，而有了更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会很讨人喜欢的。现在它们已经陆续发表在一些刊物上，如果数目够多，我可能会考虑把它们结成集子出版。到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
记者：很多人说“新概念”害了不少喜欢写作的孩子，他们因为模仿他人的生活而失去了好好上个大学的机会，你觉得呢？
王晓虹：可能有个别这样的现象吧。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即使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也只能说这个孩子并没有给自己一个正确的人生定位和前景目标。我想新概念给我高考造成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的作文在高考的时候写得可能比较不容易让阅卷老师接受，所以他给了我一个我很不能接受的分数，因为这个原因上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对于模仿他人生活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不能说是新概念带来的，假如个人的抵御外来诱惑的能力差，他也会被其他事情诱惑而导致高考失败，毕竟人不能永远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可以保护自己的空间里。
记者：如果有人说，你的写作中的“忧伤”是被夸大了的，你想怎么回应他呢？
王晓虹：我一直很坚信一句话，艺术是为了表现，而不是再现。为什么卡夫卡要写变形记呢？因为表现比再现有更强烈的艺术效果和张力。如果对现实不做任何的夸大，那么我们不需要有这样那样的艺术形式，只需要纪实这一种就足够了。
记者：你在别人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王晓虹：初中的时候老师给我的评价就是很能独当一面的，做事挺帅气的，后来上了大学，觉得周围不像小时候那样纯净了，很多事情看得自己心里不是很舒服，于是就只想安静地学习、思考，写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现在的我在别人面前挺腼腆的吧，不怎么喜欢说话，加上我成绩比较好，所以给人印象就是很乖，很听话的那一种人。我现在学的专业是师范类的，可能以后会做老师，如果不做的话呢也会有教育实习，我觉得这是蛮锻炼人口才的一件事情，可能毕业后我又是另外一番样子，巧舌如簧，不敢想象，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