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羊角岩的长篇小说《红玉菲》
羊角岩的长篇小说《红玉菲》，以细腻真切的笔墨写了清江土家族田浩禄的奋斗史，以及他与生命中三个重要的女性覃怡红、向明玉、郑菲菲的情感纠葛。细读之下，让我们最震撼的当数小说中三个女性的悲剧命运，她们的悲剧几乎囊括了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所经受的人生悲剧的类型。
一、红
覃怡红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女子的形象，是中国男子理想中的红颜知己。她美丽、温婉、善良，如土家族传说中的盐水娘娘般深情、体贴。但母亲的偏见和心爱的男子的不坚定，使她从此走进了悲剧的人生。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都是以男权为中心，男权是造成中国女性悲剧的根源，父权、夫权是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双重镣铐。在覃怡红的人生中，父爱早早的缺失了，但父权却由母亲来行使。覃怡红就是在父权的奴役下，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观与“门第观念”的牺牲品。
覃怡红也是夫权的受害者，她与李厚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李厚强是深爱着覃怡红的，田浩禄的主动退出才让李厚强得到了覃怡红，“但很快他知道他得到的仅仅是一具美丽的躯壳”。为此，李厚强殷勤体贴地对待覃怡红，指望着能换回覃怡红的心，“但是过去了半年，他丝毫没有打动覃怡红的芳心，覃怡红的身体还是跟死了一样。”于是，他就开始恶毒地咒骂覃怡红，直到女儿楚辛出生后，两人彻底分居，“多少年了，李厚强都再没有碰过覃怡红的身体”。在这场婚姻里，两人都是受害者，承受着身心的折磨，李厚强渴望完整地行使自己的夫权却不能，最后思想恍惚而出车祸，而覃怡红则是身心分离，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挣扎，同样痛苦不堪。
对覃怡红造成更大的悲剧的，却是她的挚爱田浩禄。当初，只是因为一个商品粮户口，田浩禄的内心极不平衡，就撇下一封绝交信，自己去拼搏了。就是这大男子主义，把覃怡红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莎士比亚曾经这样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当初，心爱的人决绝的离去，覃怡红无力去争取，而如今，覃怡红也只能如飞蛾扑火般去争取自己最后的一点快乐。如果说当初田浩禄的离开是因为潜意识里的内心的不平衡，甚至是变态的自尊，那么，他成功之后的归来，又何尝不带有炫耀和征服的意味？他以“救世主”的姿态重新介入覃怡红的家庭，对他们进行变相的施舍，让他们全家对他感恩戴德。以至覃怡红的女儿楚辛甚至要“以身相许”，来报答他的恩情。他对覃怡红，仍存有真爱，只是此时，爱已不同往日，他是以强势的一方来爱的。他要娶覃怡红，可是，背负着家庭责任、社会道德的覃怡红是不可能像年少时一样，不顾一切地奔向他的。最后的结果，是覃怡红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
覃怡红由于不幸的爱情导致不幸的婚姻，而婚姻的悲剧又导致了自己的丈夫的悲剧，这与《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的人生悲剧有相同之处。她们二人同样是因为城乡差别这个封建传统的“门第观念”而不能与心爱的人走入婚姻的殿堂，最后不得不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婚，陷入无爱的婚姻，郁郁寡欢。但田润叶最终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反而在事业上开拓进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覃怡红却在最后时间如飞蛾扑火般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取得了生命之花的短暂绽放，然后就又退守到家庭之中。相比之下，田润叶作为女性，她的自主自强意识要比覃怡红突出得多，她更具有现代女性的品格，而覃怡红则是典型的小女子，爱情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失去了爱情的依附，她就无法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她的悲剧，是典型的中国女性的悲剧，而且更接近于别林斯基所说的“凡人的悲剧”。“作为具有鲜活生命个体的女性，都有追求爱的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是她们把爱的价值与生命的价值相提并论的想法却是相当危险的，主体意识上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决定了她们孤注一掷的行为取向。”［1］覃怡红一生为爱而活，迷失了自我，最终导致了一生的悲剧命运。
二、玉
与覃怡红比起来，向明玉的悲剧意味更深。在中国，“玉”常用来比喻纯洁、美丽、高贵，冰清玉洁。向明玉虽然婚前失身于恶棍马必贵，但她仍是纯洁高尚的，可惜，作为她的丈夫的田浩禄却小肚鸡肠，以此来怀疑她、贬低她，对她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直至她难产死去，红颜薄命，令人扼腕。造成向明玉的人生悲剧的，不仅在于马必贵依仗权势趁火打劫对她的迫害，而且更在于田浩禄的大男子主义与变态的自尊。
向明玉为了救田浩禄而牺牲自己，然而她却没有要求回报。中国古代有多少女子都在感慨“悔教夫婿觅封侯”，在向明玉的内心里，她又何尝不想心爱的人能来安抚自己呢？“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女子已把男权文化观念积淀在自己的潜意识中，进而把这种不平等的要求变成了自觉的意识”［2］。向明玉此时已经没有了自我，她牺牲自己，而为田浩禄换来出去闯荡的机会。
向明玉后来幸运地得到了商品粮户口，与田浩禄同在制药厂工作，最后得以结为夫妻。可是，田浩禄从一开始就对双方的身份耿耿于怀。田浩禄因家庭关系，再加上马必贵从中作梗而没有得到商品粮户口，于是，当他听到向明玉被录取为青工时，就变得“怪腔怪调”“酸溜溜地”“似乎有一种敌意，好像她向明玉抢去了他的名额似的”，心里很不平。最后，两人经过撮合，快要结婚时，他仍放不下身份的差距，“怕你这朵鲜花插到我这个牛粪上了”。中国的男子容不得女子比自己强，更见不得自己的妻子比自己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社会成见也总是将女性摆在次等的地位，贬低女性的角色。
向明玉是为了解救田浩禄而“失贞”的，但田浩禄却在这方面给了她致命的打击。新婚之夜，田浩禄让向明玉“解释”，甚至由此想起《骆驼祥子》里的虎妞，把向明玉与引诱祥子的虎妞相提并论，觉得自己受骗了。向明玉为了田浩禄今后活得有尊严，而不告诉田浩禄自己“失贞”的原因，但田浩禄的小肚鸡肠却抓住向明玉的这一点对她进行身心的双重折磨。“封建秩序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如果是男人，他无论压在最低的哪一等，总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可供他压迫”［3］。“我当临时工在单位就受够了委屈，在婚姻里面我绝对不能再忍受如此羞辱”，因为户口问题，田浩禄在单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妻子的不明不白的“失贞”，更使他觉得“羞辱”，于是，他把不满转嫁到柔弱的妻子身上，他的大男子主义和变态的自尊吞噬着向明玉的青春，直至她难产而死。中国传统文化把“贞操”和“守节”作为评判女性的道德标准，宋明理学极力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造成了很多婚姻悲剧。一百多年前，哲人尼采曾经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道：“到女人那里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田浩禄倒是与这种哲学心神相通。
三、菲
郑菲菲不同于覃怡红和向明玉的传统与温婉，她是一个成长在新时期，有个性、干练、美丽、聪颖、泼辣的新女性。然而，她无法摆脱历史在她身上留下的阴影。
四岁时，郑菲菲目睹了父亲马必贵强暴向明玉的丑恶画面，从此，她对人生和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对男性异常排斥，从来不接受追求她的男性。遇到田浩禄后，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他，可是，这“爱”是正常的男女之间发生的那种强烈的爱情吗？与其说这是爱情，倒不如说是她要偿还父亲对田浩禄的亏欠。中国自古以来都有着“父债子还”的惯例，郑菲菲无意识的把为父亲赎罪当作了自己的使命，因此，她的爱情注定是残缺的，是畸形的。
在与田浩禄的接触中，郑菲菲是一个思维敏捷、才华出众的智囊，总是在关键时刻为田浩禄指点迷津，田浩禄的人格魅力也征服了她，她真正爱上了田浩禄，但这爱至始至终都有着赎罪的意味，她想要献身于田浩禄，“于是她坚定地在心里对自己说‘明玉姑姑，今天，该是我付诸行动的时候了’”。如此沉重的爱，田浩禄是无法承受的。
田浩禄确实对美得咄咄逼人的郑菲菲动了心，“刚刚，他对郑菲菲还产生了一点爱情的火花，或者正情不自禁的准备接受郑菲菲”，但，“太复杂的情感，使他一时理不清头绪。他突然再一次对爱情产生了失望，产生了幻灭感。他痛恨自己，也痛恨眼前的一切，包括痛恨郑菲菲”。历史的阴影使郑菲菲的爱格外沉重，田浩禄也承受不起这份爱。
田浩禄与覃怡红相聚后，覃怡红也不时地向田浩禄提出要他和郑菲菲结婚。小说没有写究竟最后田浩禄是否与郑菲菲结婚，但不管结局如何，郑菲菲都是悲哀的。如果田浩禄与郑菲菲结婚，他们的婚姻是没有真诚的爱为基础的，到最后很可能名存实亡。此时的田浩禄已经把身心都放在了初恋情人覃怡红身上，如此却与郑菲菲结婚，只能使郑菲菲处于更加孤独苦痛的境地。如果田浩禄没有与郑菲菲结婚，那么郑菲菲也无法去爱另外一个男性了，历史的桎梏和心理的偏见，使她无法领略到爱的真谛，无法像一个正常的小女人一样去守候幸福。她注定一生都走不出命运为她设定的悲剧结局。
生长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失去了自我，以男子为中心，默默地奉献自己，她们努力地使自己成为贤妻良母，她们温顺、体贴，却仍免不了悲剧的结局。今天，我们叫嚣着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桎梏。
《红玉菲》除了写出了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桎梏，同时对男权文化进行了一定的社会评判之外，它也与中国的文学经典有相通之处。
《红玉菲》仿照《金瓶梅》的取名方式，以三个女性名字各取一字而组成整部小说的名字，写了覃怡红、向明玉、郑菲菲三个清江土家族女性的人生悲剧，浓缩了中国女性的人生悲剧。同样是写女性的悲剧命运，《金瓶梅》中更多的是“欲”，是欲望引发的悲剧，而太多的性描写使这部作品的有些地方文字粗鄙、情趣低级；《红玉菲》中更多的是“情”，是情爱引发的悲剧，这更贴近读者的心理真实。但在文学视野方面，《金瓶梅》由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是一幅封建末世的世俗风情画，显得大气磅礴，而《红玉菲》写了田浩禄的奋斗史和他与几个女性的情感纠葛，并由此辐射到商场、官场、农村、国家政策的某一方面，文学视野显得较为狭窄。
《红玉菲》的小标题则统一为四字，而且每部的标题下都引用《诗经》的诗句，使整部作品都弥漫着古典的气息，让人心有所感。
开篇《梦中情人》中讲浩禄在梦中梦到廪君与盐水娘娘水中嬉戏，从而又梦到盐水娘娘化身为覃怡红落入到他的怀中，醒来床上已被他画了“地图”的事情，易让人想起《红楼梦》里贾宝玉梦中游太虚幻境，在警幻仙子的传授下，与秦可卿有了“儿女之事”的描述。田浩禄也确实有点贾宝玉的影子，他满腹才情，流连于几个女子之间。所不同的是，田浩禄少了贾宝玉的“脂粉气”，而比贾宝玉多了儒家的进取之心，在他身上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男子的“硬汉”品格。作者通过写田浩禄的创业史，写出了清江土家男子在不公平的命运之前所表现的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气概，这与莫言写“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是为了寻找失落的人种、寻找民族自我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红玉菲》是民族文学，它为我们展示了鄂西清江土家族的风土人情。廪君与盐水娘娘的传说带有唯美、忧伤的色彩，让人想起《楚辞》中的湘君与湘夫人；“哭嫁歌”将土家族嫁女儿的“红事”笼罩在凄凄惨惨的氛围里；“走‘顺头路’的老人便有资格享受人们跳‘撒叶儿嗬’的殊荣，‘欢欢喜喜办丧事，热热闹闹陪亡人’”。还有古老而忧伤的情歌、花鼓子舞等土家族的民风民俗，都让人耳目一新。这是自觉地为自己的家乡“立传”的做法。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让世界知道了高密东北乡；商州承载了贾平凹的创作情感；李杭育精心创作了“葛川江系列”，弘扬了吴越文化；韩少功对楚文化情有独钟。这些大家们的创作都有为家乡“立传”的意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羊角岩的《红玉菲》也必然会让人对鄂西清江有更深的印象。
注释：
［1］章立明《女性主体意识及其主体性残缺──曹禺四大名剧女性悲剧命运解读》《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2］刘绿宇《中西方文学女性悲剧比较》，《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3］舒芜《哀妇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