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是，复制性记忆在我们得不到参照时将是最重要的阻碍。关于这一结论的实验方面的证明，大家可以参见巴特莱特的书，夏赫特尔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卓越的见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科学家们曾对一个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他们发现自己很难记住那些他们十分喜爱的印第安歌曲，不管试上多少遍。他们可以跟着一位印第安歌手把一首歌唱上十多遍，但是过不了5分钟，他们就不能独自地把这首歌重复出来了。对任何一个具有良好音乐记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都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他意识到印第安音乐在基本结构和性质方面非常独特，因而人们不能对照着一个参照系来把它记住的时候，他才能够理解这种经验。此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更容易体会。这就是说，一个讲英语的人在学习譬如西班牙语时所碰到的困难与在学习像俄语这样的斯拉夫语时所碰到的困难是不大相同的。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中的多数词汇在英语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同源词，一个讲英语的人可以把这些同源词用作参照系。但是由于这些同源词在俄语中几乎完全不存在，这样，学习俄语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语言的魅力
语言是一种标签化的手段，主要是体验和传达命名性信息。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却常常由于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宣告失败，比如可以参见詹姆斯·乔伊斯的着作或者关于诗歌理论的各种讨论。
诗歌旨在传达、或者至少是表达一种大多数人“无法说出”的特殊体验，它要把那些本质上无名的情感体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企图用那些起着组织安排作用的标签来描绘一种新鲜的和独一无二的体验，而那些标签本身却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一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个诗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这些词语来造成一系列类似关系、比喻或新的词型。通过这些手段，虽然他还是不能描述出一种体验本身，但他却希望借此在读者身上触发起类似的体验。他有时居然能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如果他想把各种词汇变成独一无二的话，那么交流传达就会受到损害，例如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以及在各种非表现艺术中就是如此。
·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上曾登载过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言就成功地表达了上面这些观点。这篇前言如下：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我们朋友的所有书和所有充满智慧的思想归根到到底都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关于人临死前的情景、关于年青恋人的故事、关于丈夫不忠的故事、关于雄心勃勃的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我们读得何其多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无一没有反复发生过，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没有详尽、仔细地读过上千遍，并且还精确地作过记录。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开始生活，就被那些关于人心的故事淹没了，人们不厌其烦、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我们灌输这些故事。但是当某一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一点也不像这些人描绘的那样。这一事件是陌生的，而且是异常地陌生、异常地新奇。面对着这一事件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才意识到，别人向我们说的话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还是不相信，个人生活在本质上是不可传达的。我们在度过某一时刻之后就被驱使着要把它传达出来，把那些在意图上是诚实的而在最终效果上是虚假的话说出来。
因此，语言在处理某一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经验命名，也只会给它罩上一层屏幕，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
例如，有一天，一位教授与他的艺术家妻子漫步在一条小道上。当他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他的妻子这朵花的名称是什么，谁知刚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顿斥责：“知道这朵花的名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称就别无所求了，就不会再去欣赏这朵花了。”
我们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根据我们给各种个体和情景所标的名称来对这些个体和情景进行评价。这种说法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某物进行归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它进行反应的方式。我们主要是通过命名来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当我们给某物命名之后，我们就倾向于根据这一名称来评价它或对它作出反应。处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学会了对那些名称、标签或字词进行独立的评价，完全不顾及这些名称、标签或字词对之能够适用的那些现实情况。
像空中小姐和火车站的挑夫这两类侍者，做的都是佣人的杂役，但请考虑一下这两类人在社会地位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吧。
语言有时可以看作是横梗在现实与人之间的一道障碍，因此它会将经验强行塞入标题中。一句话，语言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可避免要使用语言，但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时刻意识到它的缺点，力求避开这些缺点。
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科学家应该学着尊敬诗人，至少是那些大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的话，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虽然看上去不是这样。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一些。例如，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才能的话，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说出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10页纸的篇幅才能说出的东西。
即使语言对人的理论思维很有好处，它也仍然有各种显而易见、不可忽视的缺点。如果人们完全放弃了语言所能勉强达到的那一点特殊性，而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种令人生厌的老套、平凡、陈腐的话语、箴言、标语、口号和形容词的话，那么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就彻底变成了一种消除思想的手段，就会使人感觉迟钝，阻碍人的精神的发展，把人弄成一无是处的废物。这样，语言的功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传达思想，不如说是蒙弊思想。
语言的另外一个特征也容易制造混乱，那就是，语言中至少有些特殊词汇超越了时空范畴。“英格兰”一词逾经千年而未见任何发展、变化、开拓和衰老，但它所指示的那个民族却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无奈我们手中掌握的都是这样的词汇，因而只能用它们去描述处于时空变化中的事件。如果我们说，永远都有一个英格兰，人们会怎样理解？正如约翰逊所说：“在现实的手指之间，但见笔走如飞，从无片刻停歇，非区区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动性而言，语言结构远逊于现实结构。正如晴空中陡然响起一声霹雳，转瞬之间却又化为乌有，我们所高谈阔论的现实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恢复真正的“自我”
你的自我感要通过你一生的努力才能得到强化。要培养你稳定和综合的自我感，除了做到移情以外，形成个人的独立感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做一个成熟的批判思考者，移情和独立这两种品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儿童以及成人处于强大的从众压力的环境之中，这种压力有时明显，有时隐蔽，但却始终存在。如果你不从众，我行我素，你就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是一名儿童，你面临着被社会排斥、失去爱、非难、惩罚的危险。如果你是一个成人，不从众则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使你与他人的关系出现紧张，受到社会的谴责。
然而，从众行为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不从众少，特别是在从众意味着按照与你的“真实自我”相冲突的方式行动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世人面前不得不创造一个“虚假的自我”，就像一位演员扮演了一个与他的自然人格不一致的角色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生活中不同的人要求你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造成的。有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违心话”，以避免对他人不必要的冒犯；穿我们并不喜欢和欣赏的流行服装；承担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去做的工作。在与此类似的例子中，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强大的，你就会作出符合自己愿望和思想的真正选择，而不使你真实的自我受到损害。但是，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软弱的，在外部要求和压力下感到畏缩，那么，你就极有可能失去你真正的自我。
对个人来说，这种现象所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总是从外部寻求怎样思考、怎样感觉以及怎样行动的提示，因此，逐渐地你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正确的自我观作行动的指导，你就会事事依靠他人，没有他人的指点和同意你就不知所措，感到内心很脆弱。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展示给世界的自我是经过精心伪装后的自我，而不是你真正的自我、你的“灵运动”。没有真正的内心自我来指导你的选择，并把它建立在真正被爱的基础上，那么，你就不可能与他人建立在感情上很成熟、能够互相移情的关系。建立在虚假自我基础上的关系只能是虚假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流于表面，而且极不稳定。
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问题上，并不是非此即彼。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两个极端——软弱的、没有安全感的、分裂的、完全“虚假的”自我和强大的、有活力的、有安全感的“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某一点。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你可能发现你自己会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你处于哪个地方，你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即你怎么才能远离虚假的自我而走向真实的自我？换言之，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安全感、乐观、有爱心、尊重他人、乐善好施、慷慨、灵活、移情、有创造性和成熟的人第1章走出失败的阴影。
不要被失败挫伤了锐气
动机概念包含着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性质的一些重要启示。
挫折和冲突的概念促进了精神病病因的引发以及持续理论的揭示。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并非如此；某种冲突也同样导致病态，另一些却也并非如此。要想解开这个谜，则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
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错误地将人分割开。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人的某一部分。
搞清楚这一点，就理所当然明白了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重要区别。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没有实现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是对于人格，也就是说，对于个人的基本需要——他的生活目标，他的防御系统，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实现——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有类似于一般意义上挫折的许许多多后果（通常是让人反感的后果)。
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延伸的、象征性的价值意义。这样，某个被剥夺了想要吃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但另一个受到同样待遇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淇淋卷不光有着自然物质上的价值，而且还可能承载着心理价值。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所谓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挫折——其他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为特征的挫折——来称呼都有待探讨。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时，将它剥夺才会产生通常挫折的种种恶果。
在一定情况下，在某些各类的动物中能清楚地证明这种个体的双重意义。例如，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既是充饥物，同时也象征着一种支配地位。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他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的攻击。
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这一点，他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顺从性表演，这仿佛是说：“我只想要这块食物充饥，我不想向你的支配地位挑战。我甘愿服从你的支配。”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类人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但另一类确信这一批评不是一种攻击，也不是对他的排斥，而是友爱的帮助，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而且甚至可能会对它心存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许多证据来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
忽略这一区别就会造成精神病学界很多意外的混乱。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升华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不会带来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决定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他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意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烦恼，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幼儿时期经常遭受的剥夺往往也具有挫折性，例如，断奶，限制排泄，学走路。实际上，每一个新的调整层次，都被认为是通过对孩子的强制而实现的。在这里，单纯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分再一次提醒我们小心对待。观察那些完全信赖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可知，他们有时可以令人惊异地对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看得无足轻重。如果一个孩子并不把这些剥夺看成是对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的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很少起挫折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