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种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把认识畏惧的原因解释为对行动的深刻畏惧，对来自认识的结果的畏惧，对行动的危险责任的畏惧。不去认识通常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认识，那么你就会不得不行动，行动就会给你招来麻烦。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正如一个人所说：“我是多么庆幸我并不喜欢牡蛎，因为如果我喜欢牡蛎，那么我就会吃它们，但其实我恨这该死的东西。”
住在靠近达豪集中营的德国人，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变成盲目的假愚笨的，这反而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如果他们了解了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或者会不得不对此做出某种行动，或者他们就会对成为懦夫而感到内疚。
儿童也能够施展同样的谋略，否认和拒绝了解对任何人都是很清楚的事情：父亲是一个可悲的软弱者，母亲并不真正爱他等。因为这种知识会要求去做不可能做的事，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总之焦虑和认识显然驳斥了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久以来所持有的极端主张：所有的认知需要全都是由焦虑诱发的；而且只是缩减焦虑的努力。多年来，这种主张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动物和儿童实验驳斥了这种理论的纯粹形态。这些实验都表明：一般说来，焦虑扼杀好奇和探究；焦虑和认知是互不相容的，特别是在极端焦虑的时候。
有一本书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情况：
信念体系的美妙之处看来是因为它的构成能够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根据可能的程度去理解世界，以及按着必要的程度去防御它。有的人认为，人们有选择地歪曲他们的认知功能，因此，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记住他们想记的东西，思考他们想思考的东西。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持赞成态度，相反，我们持这种观点，人们只会在他们不得不那样做时才会那样做，不然就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全都是被这种时强时弱的愿望激发的，即要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去理解现实，即使它是伤害性的。
很显然，如果我们对认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同认知畏惧，同焦虑，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关系。我们牢牢依附在前进和倒退的辩证关系上，这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畏惧和勇敢之间的斗争。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知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都必然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
抵制保守习惯的侵袭
当面临某一问题时，往往有一种倾向于套用早期成功办法的习惯。这意味着：必须把眼下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范畴中去；必须选择那些对于这一特殊范畴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里就必然要牵涉到归类亦即标签化。
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等现象的最恰当的描述就是习惯现象，即：一切标签化结果都是“要把世界冻结起来”。因此，理智在一个特定的情景里总是本能地选择那些已知的和相似的东西，它把这些东西找寻出来，以便能够应用它那“同类相生”的原则。常识之所以能够预见未来，原因正在于此。科学把这种能力推到一个可能达到的最高的精确程度，但并未改变这种能力的基本性质，像普通知识一样，科学只关心重复这一方面。虽然某一事物整体都是新的，但科学总是设法将它分析为差不多是对过去的复制的一些因素或方面。科学只能处理那些假定会重复的东西。在这里应该再一次指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另一种科学哲学了，另一种关于知识和认知的观念，这种观念既包含原子论的东西，又包含整体论的东西；既包含重复的东西，又包含独一无二的东西；既包含机械的东西，又包含人类和个人的东西；既包含稳定的东西，又包含变化的东西；既包含实证主义的东西，又包含超验的东西。但实际上，世界在不停地变化，宇宙万物都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
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静止不动的(虽然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许多东西可定为是静止不动的)。
如果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经验、每一事件、每一行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有别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发生的所有其他的经验、行为，等等。没有任何两样东西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保持不变的。如果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当你做事情时当一些东西看成好象是相同的，好象是保持不变的——即根据习惯来做事，那么这就是完全可以的了。之所以能够这样做，这是因为一个差别之所以成其为差别，就在于它具有某种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有些差别有时却是无所谓的。只要你认识到差别毕竟总是存在的，而且你必须判断它们是否具有某种重要性，那么你就要尽可能去利用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把它撇在一边。没有任何习惯是简单的。对于那些不是不顾环境一味依赖习惯行事的人来说，习惯是有用的；但对那些不太有见识的人来说，习惯则会导致无能、愚蠢和危险。
如此看来，似乎很有必要将我们关于科学与常识的各种理论和哲学都构架于这一基本的和必然的基础之上。怀特海对此也曾进行反复说明。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于时间延续中的事物被盲目地推到这种空间中去。虽然现在我们那些最老练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摒弃了这样一些陈旧的观念，但这些口头上遭到摒弃的观念作为我们所有那些较低级的思想反应的基础却仍然在起作用。虽然我们已经而且必须接受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是怀着热情这么做的，我们都仍然信奉牛顿。
因此，可以重新界定所有可列为标签化的反应，它们都努力想使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的运动冻结起来或阻止为静止状态，从而在世界仿佛不动时能够处理它。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些静止的原子论数学家们为了以一种不动的方式来对待运动和变化，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戏法，这就是微积分。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例子也许更加切合主题。那些头脑静止的人都倾向于把一个过程世界凝固起来，使之暂时静止不动，因为他们不能处理和对付一个处于流动中的世界。
习惯是保守的机制，这一点詹姆斯早就指出了。何以如此呢？一方面，因为任何习得的反应，仅仅由于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对同一问题其他习得反应的形式。但是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虽然也同样重要，却往往被学习理论家们忽视了，这就是说，学习不仅仅是肌肉反应，而且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感情和喜好。我们不仅仅学说英语，我们还会逐渐喜爱上英语。这样一来，学习就不完全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了。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一反应是错误的话，我们就把它抛弃掉，或者用一个正确的反应来代替它，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通过学习，我们自己已经被束缚住了，献上了自己的满腔真情。因此，如果我们愿意把法语学好的话，那么当我们的教师口音不好时，我们最好干脆暂停学习，等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时学习起来会更为有效。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能同意科学领域中那些不切实际地对待假设和理论的人的观点，他们说，“就算是错误的理论也比没有强”。如果我们前面的考虑还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真正的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的，“习惯起初是蜘蛛网，然后是钢丝绳”。
这些批评只适用于原子论式的复制性的学习，也就是对彼此孤立的特定反应的识别和回忆，而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学习。许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着作中都把这种复制性学习看成好象是过去或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习得的许多东西，亦即过去那些最为重要的影响既不是原子论式的，也不是复制性的。过去那些最有影响的学习类型，是我们所谓的性质或内在学习，即对我们所有经验的性质的一切影响。因而经验并不像硬币一样是有机体一个一个习得的；如果这些经验有某些深刻影响的话，它们就会改变整个人。这样，某一悲剧性的经验就会使他由一个不成熟的人变为一个成熟的人，能够使他变得更加明智、更加宽容、更加谦卑，使他能够更好地解决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与此相反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一个人只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机遇获得了处理或解决某种特殊问题(例如他母亲的死)的技巧。他除了在这方面有所变化以外，并无其他的变化。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比通常那些把一个错误的音节同另一错误音节胡乱联系起来的例子远为重要、远为有用，更可以用来作为典范，而后者除了与其他错误音节有关系外，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毫无关联。
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可认为是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所有问题都必然是新的。根据过程理论，任何一个典型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根本不同于任何其他问题的。如果一个问题十分类似于过去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都必须理解成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凭借过去以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完全是有益的，而且这也有可能是危险的。我相信，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讲得通，而且在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抱有多大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新的，因而必须用新的解决办法。
习惯从生物学角度对人的适应具有双重作用，既有必要性，又有危险性。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作人最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这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的、动态的世界。习惯一旦形成，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但是当某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迅速作好变化的准备。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新的反应。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巴特莱特谈到“外部环境的挑战，这种外部环境部分是在改变，部分也是持续不变的，因而它要求我们作出随机性的调整，但又不允许有一个全新的开端”。
为了把这一点弄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也许要从另一观点来描述这一悖论。可以说，我们建立起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努力和思想。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的话，我们的心里就会自动跳出某种习惯性的答案，从而节省了大量思想，不去重视这一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和熟悉的问题的反应。我们之所以说习惯是一种“好象”反应——“好象世界是静止的，常住不变的”，原因正在于此。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作为适应性机制的习惯的根本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强调重复现象。上面那种解释显然就是由此而引导出来的。
不必说，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重复的、熟悉的、相对静止不变的。因此，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往往就会以那个样子出现。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这些活动首先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涉及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某一别的东西，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我们无须讨论这一点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认为世界的某些方面是恒常不变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无谓的、形而上学的辩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习惯对于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不管是多么有用，当有机体必须处理世界那些变幻莫测、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有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习惯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我们面前是这样一幅人的图景，他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用日益精细的反应来适应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他必须找到从直接环境的完全控制下摆脱出来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成为世界的主人。
我们的自由如果不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更新自己的话，那么就在它被肯定的那一刻，它就会制造出不断发展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将会窒息自由，它会被自动性所毁坏。即使是最活跃的思想在表达它的公式中也会变得干燥、僵硬。词语与思想格格不入，字母会毁灭精神。
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进步，但却不是通向进步的唯一途径，必须从那一观点对它加以节制。它只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能帮助我们取得进步，即它能够节省时间，保存精力，但是如果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保存下来的精力不是用于改造其他行为的思想活动的话，就根本没有进步可言。刮胡子对你来说越是变成习惯性的，那么，在刮胡子的时候，你就越是能够自由地去考虑那些对你有某种重要性的问题。在这里面总有大量的方便之处——除非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悖论：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相违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毫无作用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