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心理学家研究较少，但或许也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女方对男方的象征性阉割。当然，这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人所共知的广泛发生的现象，但它常常被赋于或者是纯粹社会学的或者是纯粹弗洛伊德学说的解释。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去圣化和反净化而“阉割”男方，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妻，以凶悍泼辣着称，她对苏格拉底的撒泼也可能是为了防御她对苏格拉底的极度敬畏感会把她自己淹没。
从这样的观点看，我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解释”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理解的努力或理解的交流或充实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一种抑制敬畏、赞叹和惊奇的努力。看到雨后彩虹，十分激动的孩子可能会听到大人以一种略带轻蔑和揭穿真相的口吻说：“哦，那不过是水珠把白光分成了彩色，就像棱镜的分光作用那样。”这能贬低经验的价值，类似以胜人一筹的态度嘲笑孩子和他的幼稚。它能具有扼杀经验的作用，使经验较少可能再次到来或表露出来或受到认真对待；它能使生活失去敬畏感和惊奇感。
人们发现这也适用于高峰体验。高峰体验很容易而且常常被“解释掉”，却不能被真正解释明白。
自然，这样的“解释”对于经验本身的内容说明不了什么，和引爆器说明不了爆炸的效应一样。而这些毫无意义的解释本身必须得到理解和解释。
简化的努力和“不过如此”的态度也需要解释。例如，“一个人实际不过是24元药品的价值”；“吻是两个胃肠道上端的并列”；“一个人等于他所吃的东西”；“爱是对于你的心上人和其他姑娘之间差别的夸张”。
这些男孩力图成为强硬的或“冷静的”或“长大成人”，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敬畏、谦卑、爱、温柔、以及同情和他们的奇迹感宣战。他们这样做，把“高的”拉下来，拉到“低的”地方，拉到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来。这些“观念论”的年轻人不停地奔忙，向他们的崇敬冲动作战，力图贬低神圣的东西，亵渎每一件事物，像“正常”成年人的所为。
一般原子论的分解技术等等也可能用于同样的目的。你想说一朵美丽的花或一只漂亮的昆虫或一首精彩的诗等等的面前避免吃惊，避免自惭或产生无知感，办法很简单，只要把它劈开，并再次感受到自己有本事。归类、分类、划分范畴、制定规程一般也是如此。这些也是使可敬畏的事物世俗化、便于处理和日常化的方式。任何能回避整体性的抽象形态都可能服务于同一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科学或知识的根本性质在于它必须去圣化？或在现实的领域中是否有可能把神秘的、引起敬畏的、存在幽默的、震撼情感的、美丽的、神圣的事物也包括在内？假如可以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对它们的认识？
在外行人眼里，使生活去圣化是科学家的必然责任。这种看法通常是错误的，他们对于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态度有误解。这种态度的“统一”面——同时领悟神圣的和世俗的生活——太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羞于表现出这一点。
客观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事实上，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往往确实以热爱、献身和克己的态度研究他的工作，似乎他正在进入一个神圣的殿堂。他的确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完全的忘我精神；他的态度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式”的——具有绝对真诚和全面真理的品德，而他的激动或高峰体验，在他所研究的伟大神秘现象面前时时由于敬畏、自卑和自觉渺小而战战兢兢——所有这些也可以称为神圣的。这不经常发生，但它确实发生而且有时是在外行人难以鉴别的情况下发生。
从某些科学家那里诱出这种隐秘态度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设想它们存在并严肃对待。假如科学能丢掉这一非必要的“对温情的禁忌”，科学将较少被误解并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现较少需要去圣化和仅仅进行亵渎活动。
我们也能从自我实现的、高度发展的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们的眼光长远；他们的思维逻辑广阔；他们能以一种更广泛包容和整合的方式看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在谨慎和勇敢、行动和沉思、活力和思辩、坚强和温情、认真和奥林匹斯式的幽默等等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立。这些都是人的特性，它们在科学中都有用。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必要否认超越性体验的真实或把这样的体验看作是“非科学的”或反理智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觉得不需要否认他们更深层的情感。
切不可掉进心理疾病的泥淖中
我们应该把任何形式的自我实现的失败都归在心理病理学病例，这其中包括健康人和精神病患者，尽管前者的状况不像后者那样明显、紧急。
积极地理解心理治疗的目标和目的有一定的意义。当然，对于教育、家庭、医疗、宗教以及哲学的目标也应这样看待。应该强调好的和成功的生活经验的治疗价值，例如，婚姻、友谊、经济上的成功，等等。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比病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广，临床心理学还可以研究幸福、成功以及满足的个人实例。临床心理学既可以研究健康又可以研究疾病，既研究强健、勇敢、仁慈的人又研究软弱、胆怯、残酷的人。
病态心理学不应该仅限于研究精神分裂症，还应该研究像玩世不恭、独裁主义、失乐症、丧失价值观念、偏见、仇恨、贪婪、自私等等这样的问题，这些表现在价值观念看来都是严重疾病的表现。而从技术角度看，早发性痴呆、强迫性行为以及忧郁症也是严重疾病的表现，因为它们限制了效率。
不过，如果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当时因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倒台，那是上帝的赐福，可不是灾祸。按照积极的注重价值的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努力方向使人在价值意义上变坏或使人得到空间的阻碍。因此，从社会角度看，玩世不恭当然比抑郁症更重要。
既然肯为犯罪行为耗费时间，为什么不同时研究遵守法律，参与社会，社会道德感，社会感情除了研究好的生活经验的心理治疗作用，如婚姻，成功，生儿育女、恋爱、教育等等，我们还应该研究坏体验的心理治疗作用，特别是不幸，也包括疾病、匮乏，挫折、冲突，等等。健康者甚至似乎能将这类体验化弊为利。
研究富有生命力的人对于生活的希望，对于死亡的抵抗，他们的热情。
由于对病人的研究，我们得到了人格动力、健康以及调节的有关知识，而现时对健康人的研究将改善这些知识，也能直接教给我们心里健康的知识。而且我肯定，还将教给我们远远多于我们现有水平的关于神经病、精神病，心理变态和超越性的心理病理学的知识。
对能力、智能、技术、技艺的临床研究。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有所失调，我们对智者的研究要比对低能者的研究少得多。
如通常所说，挫折理论是残废心理学的一个好例子。许多关于儿童养育的理论都以最初弗洛伊德的方法将儿童设想为一个纯粹保守的机体，紧抓住已经完成的顺应，没有继续新的顺应，按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的欲望。
直到现在，心理诊断的技术应用在病状的诊断上，而非健康的检查上，我们没有为自我力量、健康、自我实现、创造力、疾病抵抗力来测验，主题理解测验或者明尼苏达多祖人人格检查表的常模。大多数人格调查表仍旧遵从伍德沃斯最初的模式，它们开列了许多病状，好的或表示健康的测验评分就是对于这些病状缺乏反应。
人们的能力是能够用心理治疗的方法而加以改进的，而忽略对治疗后的人格的研究则是失去一个了解人们最佳状态的机会。
对于“高峰者”和“非高峰者”的研究，即对有高峰体验和没有高峰体验的人的研究。
承受策略的运用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到，“体系的属性”或理论的、抽象的思维结构中所固有的属性只能应用于科学思维的简化方向，那么，大多数科学世界的混乱都能被超越。这些属性并不适用于广泛综合的经验世界，在那里唯一科学的要求是接受存在的东西，不论经验是否有意义，是否神秘。
在经验的领域内，根本不涉及不合逻辑或矛盾的问题，它也不要求经验有结构、有组织、能被测量、有重量或以任何方式和其他经验相联系。这里的理想一极是对经验原样的单纯而充分集中的体验。任何其他过程或活动只能损伤经验的丰满、真实，因而干扰对这种真理的领会。
数学体系或逻辑体系是理论体系或抽象体系的理想模型，如欧几里德几何学，而更符合我们意图的例子是洛巴柴夫斯基几何学或其他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因为它们更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非体系决定因素，这里不说真理、现实或真确性。
我们可以说一个理论是“好”的，因为它有内在的一致，能涵盖一切、自圆其说，是简约的、经济的、浓缩的和“精致的” 。它越是抽象，理论水平也越高。
这一理论的每一可变或可分的方面都有一个名称，而且这是一个特定的名称，别的一切都不能有这样的名称；并且，它是可以定义的。我们能确切地说它是什么以及它不是什么，它的完善是由最充分的抽象概括构成的，以一个单一的数学公式把每一事物都包容在体系中。每一陈述或公式或方程都有一个单一的含意而不能有别的，不像形象化的比喻或绘画，也只有这一意义才是它表达给观察者的。
好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广泛的概括，即，它是对巨大数量的分离事例甚至无限多的事例进行分类、组织、构建、简化的一种方式。它所指的不是任何一种经验、任何一件事或物，而是事物或经验的范畴或类型。
我们完全可以把构建理论体系本身当成是一种游戏，因为这只不过是为了锻炼智力而已，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可以制造一种理论，它涵盖某类对象或事件或某一想象的世界，从完全武断的定义出发，进行完全武断的运算，然后作为一种游戏从中得出演绎的结论。
正是在这一类体系中，我们许多“科学的”词汇和概念随之而生。“定义”，特别是“确切或严格的定义”，是抽象世界的产物，即它是体系的属性，它完全和经验的原样无关。对于红或对于痛的经验是它自身的定义，即它自身被感受到的性质或原样。它就是它原来的样子，它自身。任何归类的过程最终就是如此，它总是涉及某种超越经验原样的东西。
的确，任何抽象过程都是如此，在定义上抽象就是切入经验原样，取其一部分而弃掉其余。相反，最充分地研究一种经验则是什么也不丢弃，而是吸取它的一切。
“定律”和“秩序”两个概念也可以说是体系的属性，“预测”和“控制”也是如此。
任何“还原”都是在一种理论体系内发生的过程。
由于正式的实验科学的本性，它因而容易成为主动安排的、干预的、入侵的，甚至因多事而制造混乱。但它却被认为是冷静的、中立的、非干预的，并不改变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当然，我们知道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首先，传统科学带有它对原子论的无意识癖好，总是设想要弄清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肢解。这一点现在开始有所改变，但它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偏见。更具体地说，有控制的实验技术，即正是那种主动的操纵、设计、安排和预先安排。
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做必然有害或根本不需要。只是说图表明进行干预的科学和科学本身意义有所不同；其他策略也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科学家有其他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也有其他途径可以达到了解知识的目的。这里说明的是一种道家了解事物本性的途径。并非一种排他的方法，或作为一种万灵丹或作为和主动科学竞争的对手。科学家有两种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他认为哪一种适合就用哪一种，要比只沿用一种方法的科学家更有发展。
很显然，道家的承受性被看成一种技术是牵强的，因为它主要是强调不插手、不开口、能忍耐、延缓行动和被动承受。它主张一种非干预的仔细观察。因此，它只是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也许它应该称为一种反技术。
道家那种真正的承受性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成就。要能够真正地、完全地、被动地、忘却自己地倾听，且不加预想、分类、改善、辩驳、评价、赞成或不赞成，不对正在诉说的一切抗辩，不预先酿酿反驳，不让听到的某些说法引起漫不经心的联想，致使后继的诉说一点也没有听清，这样的倾听是难能可贵的。与成年人相比，孩子更能以一种专心和无我的方式观看和倾听。库尔特·沃尔夫在他的文章中曾称这种态度为“屈从”，要打消任何人认为屈从是一件容易事的想法，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想要一个人接受道家的“屈从”，就像是医生让即将手术的病人放松心情一样。他愿意放松，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放松。安详、沉着、宁静、歇息、平和、松弛——也许这样的字眼能较好地表达其意，虽然它们也不完全恰当。无论如何，它们确实表明，畏惧、紧张、恼怒和不耐烦是承受和“屈从”的敌人，一个人必须能够尊重他正在审查或学习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能够信任他自己，甚至赞成他作为他自己的样子，并在注视他作为他自己的时候感到很有收获甚至很高兴，即，看着他展现他的内在本性，不受观察者的本性的干扰和改变，不被侵犯。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大部分可以说都是胆怯的(这里所说的胆怯可以比为一个动物或一个孩子那样的胆怯)，因此，只有忘却自己的观察者才会让人看到秘密。
观察者和他所研究的大自然两者之间的和谐，是东方的作家对观察者所提出的要求。这里的着重点有些不同，因为它的含意在于，观察者自身是他所观察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他适应，他顺从，他很自在，他是场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屏幕画面的旁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像是在母亲怀抱中研究他的母亲。当然，破坏、改变、操纵和控制是骄横而不合时宜的。
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支配自然并不是他和自然相处的唯一可能的关系。
西方往往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也能接受一种承受的、非干预的态度，因此，我们至少能理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能理解仅仅观察和承受地专注是怎么一回事。
例如，观看艺术品和倾听音乐。在这些领域中，我们不侵犯、不干预。我们仅仅由于能承受，能顺从，能溶化于音乐而得到享受，我们对它“让步”，任它自由自在。我们也能吸收阳光的温暖或在浴盆中吸收水的温暖而不做任何干扰的事。
当然，有些人是听话的病人，能精确地遵循医生和护士的嘱咐。在性关系中，在分娩时，在抚养子女时，在伴舞时，是能够顺从的。我们多数人在取暖时，在美丽的河流或森林前，都能从被动的承受中感到幸福。因此，支配人的态度并不能让你适应漠生的社会环境，也不能让你与一个接受治疗的患者建立良好的友谊。
因为某种原因，认识中的承受态度在教科书中讨论的并不多，还没有作为一种科学的技术看待，也尚未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在许多知识领域是非常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