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理性和非理性力量(意识与无意识、初级过程与二级过程)这两者之间的整合联结，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心理健康的人更有享乐、热爱、笑、逗乐、幽默和遐想的能力。而且一般在普通情况下，他们容许、尊重和享受高峰体验。而上述这一切，使得我们对于学习，特别是对于那种尽信书式的学习是否有助于儿童向健康前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人类生活以及心理学和教育的一个中心部分是美的理解和创造以及美的高峰体验。这是确实的，因为所有高峰体验，都是个人内部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世界内部的分裂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分裂的整合化。既然健康的一个方面是整合，那么高峰体验也就是向健康的前进，也就是健康本身，即瞬间的健康。而且这些体验是对生活的确认，它们使生活富有价值，这些肯定是对“为什么我们不全都自杀”这个问题回答的重要部分，另外还包括高峰体验自身便是有价值的，等等。
要敢于挑战自我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改善自身的冲动，一种趋向更多实现自身潜能、趋向自我实现或丰满人性或人的实现（或你喜欢用的任何名称）的冲动。假设真的如此，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停顿，什么阻碍了我们呢？
人们想尽量坦率和尖锐地强调一个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我们害怕我们的至善正如害怕我们的至恶一样，尽管方式有所不同。就我们大多数的情况而言，我们肯定都要比我们的实际表现更杰出。我们都有尚未运用的潜能或尚未充分发展的潜能。我们许多人都在逃避我们体质上提示的天职事业、命运、生命的任务、使命。我们常常逃避责任，那是自然、命运、有时甚至是偶然事件命令（或宁可说是提示）的，正如约那力图徒劳地逃避他的命运一样。
我们害怕仔细设想我们最高的可能性（正如害怕最低的一样）。我们一般怕变成我在最完美的时刻、在最完善的条件下、以最大的勇气所能设想的样子。我们对于在这种高峰时刻在我们自己眼中看到的神一般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甚至激动。但我们同时又带着软弱、敬畏和恐惧的心情在这些可能性面前颤抖。
如果你向学生们发问：“你们中有谁希望成为最伟大的小说家，或成为一位参议员、州长，总统？或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谁想当联合国的秘书长？谁企望当圣人？你们中间谁愿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通常，人人都突然咯咯地笑起来，羞愧而不安，假若再问一句：“假如你不干，那么谁来干？”这自然是真理。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推动下一代趋向这些更高的抱负水平。
通常，我们对于特殊人性中和一般人性中这些同样的最高可能性也抱有一种持久的、相当普遍的、甚至必然的冲突感和矛盾心理。当然，我们敬佩并羡慕优秀人物，圣贤，忠诚的、德高的、纯洁的人。但是，任何深入观察过人性底蕴的人难道没有意识到我们对圣洁人物所怀有的混杂情感和往往更倾向敌对的情感吗？或者对非常美的女人和男人，对伟大的创始者，对我们的智力天才，不也同样如此吗？不需要成为心理治疗专家就能看出这一现象——被我们称之为“对抗评价”。只要读点历史就能发现许多这样的事例，甚至我可以说，可能在全部人类史或任何历史的探寻中也找不出一个例外。我们爱慕那些体现了真、善、美、公正、完善、最终取得成功的人。但他们也使我们不安、焦虑、困惑，也许还有点妒忌和羡慕，有点自卑、自惭。他们往往使我们失去自信、自制和自重。
因此，我们得到了第一个暗示：大人物仅仅凭借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伟大就足以使我们体味到自己的渺小，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要造成这样的影响。假如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作用，而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一出现我们就会自惭形秽，那么我们会很容易以主观投射做出反应，我们会认为他们极力想贬低我们，像是特意针对我们的。于是敌意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因此，我认为自觉的意识能削弱这种敌意。假如你愿意对你自己的对抗评价、对你的畏惧和敌意加强自我意识和自我分析，你将很可能不再对他们怀有恶意。我因而也愿意这样推断、猜测，假如你能学会更纯洁地喜爱他人中的最高价值，这也许会使你也喜爱你自身的这些特性而从此消除畏惧。
鲁道尔夫·奥托曾精辟地概括说明，对崇高事物的敬畏与这一动力紧密相连。把这一点和爱利亚德对神圣化和去圣化的洞察结合起来。我们对于直接面对神或神圣事物引起畏惧的普遍性就能更深刻认识了。在某些宗教中，死亡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后果。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也有一些地点和物体是禁忌的，因为它们太神圣因而太危险。人们也曾从科学和医学中提供过一些去圣化和再圣化的例子，并力图解释这些过程的动力学。归根到底，它们大都来自在崇高和至善面前的敬畏，而且这一敬畏是内在的、有理由的、正确的、合适的，而不是某种疾病或无法“治疗”的绝症。
这些敬畏和畏惧不单单是消极的或使我们逃遁或畏缩的东西，它们也是合乎需要的、愉快的情感，能把我们引到最高的欢乐点、自觉的意识、洞察和“彻底的作用”。这是最好的途径，通向对我们最高能力的接受，通向我们可能已经掩藏起来或避开的不论任何伟大或善良或智慧或天才的因素。
因此，处于极乐时刻的人往往说，“不能再多了”，或“我受不了啦”，或“我简直要死了”。当我们得到这样的说明时，我们甚至会觉得，他们可以死了。令人发狂的幸福不可能长久承受，正如我们的机体太弱不能承受长时间的性高潮一样。
剧烈的情绪必然是极点的和暂时的，它必然逊于非极乐的宁静、较平和的幸福、对至善清晰、深沉认知的内在喜悦。极点的情绪不能长久持续，但存在认知能长久持续。这难道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约那情意综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怕被摧毁、怕失去控制、怕垮掉、怕瓦解甚至怕被那种体验杀死的合理畏惧。伟大的情绪最终能在实际上淹没我们。怕沉缅于这样一种体验的情感，一种使我们想起一切能在性感缺失中发现的类似畏惧的畏惧，能通过心理动力学、深蕴心理学以及情绪的心理生理学和心身医学等等文献得到更好的理解。
人们在探索自我实现何以失败时曾遇到过另一方面的心理过程。对成长的逃避也能由对妄想的畏惧发动。自然，这一点曾在较普通的方式中被谈到过。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的传奇文学几乎在任何文化中都能发现。例如，希腊人称它是对自大的畏惧。它被称为“有罪的傲慢”，这当然是人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对自己这样说——“是的，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要质疑柏拉图并胜过柏拉图”——的人必然迟早要被他的自以为是和骄矜弄得麻木不仁，特别是在他比较脆弱的时刻，他将对自己说：“谁？我？”并认为那是一种疯狂的想入非非，甚至惧怕那是妄想狂。他把他对自身内在自我及其一切弱点、彷徨和缺陷的认识和他所知的柏拉图的光辉、完美而无瑕疵的形象相比，于是，他自然会觉得自己太放肆、太自大。
可他没有认识到，柏拉图在内省时必然也会有与他同样的感觉，但柏拉图终于前进了，越过了他对自己的怀疑。
就某些人来说，这种对自身成长的逃避，只见于低水平的抱负，怕做自己所能做的事，自甘摧残、假装的愚蠢、狡诈的谦卑，实际上是对自以为是、对骄矜、对有罪的傲慢和自大的防御。有些人不能掌握谦逊和自豪之间的优美整合，而这对于创造性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要发明或创造，你必须拥有“创造的傲慢”，许多研究者曾指出过这一点。但是，假如你只有傲慢而无谦逊，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妄想。你必须意识到自身的神一般的可能性，而且也要意识到人的存在的限度，你必须能够同时嘲笑你自己和人的一切矫饰。假如你能对毛毛虫想当神仙感到有趣，那么实际上你便有可能继续尝试并满怀自豪而不再担心自己是否妄想，或会不会招致冷嘲热讽。这是一个绝佳的方法。
阿尔都斯·赫胥黎就是一我所说的那种伟大人物，位能够接受自己的天才并加以充分利用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永远对每一件事情的精彩和迷人深感惊奇，能像一个纯真的孩子一样，对事物的奇观惊叹不已，能经常说：“妙极啦！妙极啦！”他能用开阔的视线观察外界，用毫不掩饰的纯真、敬畏和迷恋进行观察，这是一种对自己渺小的承认，一种谦逊的形式，然后安详地前进并对他为自己树立的伟大任务毫不畏惧。
这些终极价值和所有
的基本需要一样，都能落入弗洛伊德关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防御所制定的模式。因此，说我们需要真理，爱真理，追求真理，这肯定是有根有据的。不过，也同样容易证明我们也惧怕认识真理。例如，某些真理伴随着一定的责任，可能会引起焦虑。直接地回避对真理的意识是逃避责任和焦虑的有效途径。
摒弃懦弱的情绪尽管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益处，但仍有些人会反对它，甚至于达到仇恨的程度，如非科学家、诗人、宗教家、艺术大师和普通人。对于他们眼里的科学，他们有一种畏惧甚至仇恨的看法。他们往往觉得科学是对每一件他们认为神奇和神圣的事物的一种威胁，对每一种美的、崇高的、有价值的和激起敬畏感的事物的一种威胁。他们有时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污染剂、一个掠夺者、一种削弱的力量，而他们的思想却使生活变得苍白、暗淡和机械化，夺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欢乐，把一种伪造的确定性强加于生活。
看一看一般高中学生的思想，这就是你能看到的画面：女孩子一想到和一位科学家结婚就会发抖打颤，似乎他是某种可敬的怪物。甚至当我们解决一般人头脑中的某些误解时，如他混淆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未能在“革命科学家”和“常规科学家”之间做出区分，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所分辨，甚至这时仍然不能消除某些有理由的抱怨。
科学和每一科学的活动似乎都能够而且常常被一个被歪曲的、弄得狭窄的、无幽默感的、反性化的、反感情化的、去圣化和反净化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工具利用。这一去圣化能够被利用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反对被感情特别是谦卑、尊敬、神秘、惊奇和敬畏的感情所淹没。
下面用一个真实的事例就来说明这个意思。马斯洛在读医学院的时候，他们的教授们几乎都有意力求“硬化”他们，教他们以一种“冷静的”、非感情的方式对待死亡、痛苦和疾病。
他所见的第一次手术可以说是一个力图去圣化的典型例子，即在神圣的事物面前去掉敬畏、隐秘、惧怕和退缩的意识，在惊人的景色面前去掉谦卑的意识。
一位妇女的胸部要用一柄电刀局部截除，电刀烧穿截除部位。当炙燃肉块的芳香气味溢满室内时，做手术的医师对他的切除方式做出毫不动心的“冷静的”和随便的解释，全不注意患者在痛苦中冲出屋子。然而医师却把那块肉从空间抛出，噗通一声掉落在对面地板上，它已经由一个神圣的东西变成了一块被丢弃的肥肉。
自然，没有眼泪、祈祷、仪式或任何礼节，像在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中肯定会有的那样，有这一切都是以一种纯技术的方式处理的——无感情的，平静的，甚至略带傲慢的色彩。
然而，当他第一次被领到手术室，第一次解剖死者时，那气氛也与这没有任何区别。于是，他不得不自己询问死者，弄清他是一个伐木者，在一场争斗中被杀害。
马斯洛不得不像任何别人一样学会处置他，不是作为一个死人，而是作为一具“尸体”，没有任何礼仪地处置他。对于几只狗也同样如此，那是在他们完成表演和实验以后不得不在生理课堂中杀死的。
医学院新生们自己也力求使他们的深沉情感变得可以排遣和可以控制，抑制着他们的畏惧、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温情，在赤裸裸的生命和死亡面前的敬畏，在他们完全和惊恐的病人打成一片时的同情的眼泪。
由于他们是青年，他们是以年轻人的方式这样做的。例如，坐在一具死尸上，吃着一片三明治照一张像；偶而在餐桌旁从公文皮包中拉出一只人手；拿人身幽隐处作为医学话题的笑料等等。
这种对抗恐怖的顽强、随便、不动感情和掩盖着它们的对立面显然被认为是必需的，因为温情可能干扰医师的客观性和无畏态度。
至少有可能的是，较多牧师般和较少工程师般的态度也许更有助于改善医学训练，或至少不致于把“较温柔的”候选者逐出医门，可能这种“顽强”训练对于外科是必需的，那是可以商榷的。
但对于一位心理医师呢？一位“人际认识者”难道不需要关心和爱吗？显然那是一种反心理学的训练！在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讨论一个隐含的设想，情感不一定是真理和客观的敌人，有时它是，有时它不是。
另外，还有一些人把去圣化作为他们的防卸手段。我们都熟识那样的人，他们不能忍受亲密、诚实、无防御，他们对亲密的友谊深感不安，他们不能爱或被爱。避开这种打扰人的亲密或美是一种常见的解决办法，或保持“距离”，甚至离开一臂远。
或者最后可以抽去它的主要内容，剥去它打扰人的特性，弄成不自然的。例如，纯洁可以说成是愚蠢，诚实可以称为容易受骗，坦率变成缺乏常识，慷慨被贴上无主见的标签。
前者使人不快，后者不致如此而且容易对付。请记住，实际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伟大的美或耀眼的真理或完善或任何终极的存在价值，我们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沉思，感到欢乐，“有趣”，激发爱慕之心，等等。
随着对“反向的价值”对真、善、美、完善、秩序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最高的价值往往能使人更意识到他自身内和这些价值对立的每一事物。许多年轻人觉得和一个不太漂亮的女孩相处更自在，美丽的姑娘容易弄得他自惭形秽、腼腆、笨拙、自卑，似乎他是站在某一皇族或神的面前。去圣化能成为一种防御手段抵制对摇摇欲坠而急需保卫的自尊的不断冲击。
在临床医师看来同样明显和同样熟悉的是，某些男子没有能力和一个姣好或美丽的女子性交，除非他们首先使她受到屈辱或至少弄得她不再是一位女神。男子在性行为中会把他的角色等同于肮脏的插入动作或支配动作，但他很难对一位女神或圣母或女祭司——很难对一位神圣的、可敬畏的教母做出这样的行动。因此，他必须把她从高高在上的座位上拖下来，拖入肮脏人的世界，使他自己成为主子，或许以一种无故施虐的方式提醒自己，她也要拉屎、撒尿、出汗等等，或她是可以用钱买来的，等等。于是，他不再需要尊重她；他解脱了敬畏感，解脱了温柔、崇拜、亵渎或自卑感，不再像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那样觉得自己笨拙、不般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