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非正式制度的一般性考察。造成西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因素，一方面是人为因素。一提到生态环境恶化，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想到西北民族地区。从自然方面看，西北民族地区存在着容易导致土地荒漠化的条件。地形地貌十分复杂，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属于干旱地区，气候干燥、沙漠较多。加上重山与青藏高原对水汽的阻隔与遮挡，使得该地区为全球同纬度地区中降水量最少、水分散失量最大、最为干旱的脆弱地带，同时该地区处于副高压控制区，远离海洋，极易形成沙漠，这里还处于西伯利亚的蒙古高压反气旋中心，成为沙尘暴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人说过，当人类开始砍倒第一棵树的时候，人类的文明开始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人类的文明结束了。从人为因素看，人类的经济活动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即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作为环境代价又可以分为必然性代价和人为代价，要尽量控制人为代价的发生。据调查，青海省草地植被退化、湿地萎缩，土地荒漠化分布面积的扩大，导致了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分布区域的缩小，而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乱捕滥猎和对虫草等药用植物的大肆采掘，使青藏高原特有动植物种群数量大为减少，一些物种甚至濒临灭绝。境内濒临灭绝危险的生物物种占总数的15～20，明显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约国，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不仅十分丰富，而且由于其生存环境的特殊性，很多物种只限于这一环境范围，因此被称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动植物物种的减少直接危及生态环境的自我维系功能。西部环境生态代价中，人为性的代价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历史上看，长期的战乱，20世纪中叶的盲目开发，20世纪70—80年代的“以粮为纲”，以及草原利用中的长期超载过牧、乱采乱挖等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是人为因素的主要体现。从自然方面和人为方面两个角度分析看：整个西北民族地区自然因素造成了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西部环境生态本身潜藏着恶化的趋势；从人为因素方面分析，只能最大限度地控制人为性代价，但经济发展对环境需求带来的张力则呈现增加趋势，因此，短时间内，西北民族地区生态还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
西北民族地区处于我国江河源区及其上游地区，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均发源于青海；同时，西北民族地区，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跨区域影响，是维持我国整体生态环境稳定的重要地区。长江、黄河、珠江地区涉及20多个省区，这里的生态环境状况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其上游生态环境一旦受到破坏，就很难治理甚至不可逆转，这不仅使当地无法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中下游的经济发展。而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处于高海拔地域，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西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生物多样性程度低，极易遭到破坏。因此，我国的生态安全是以西北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为核心。
西北民族地区以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社会规范体系的特殊性，儒家思想、宗教思想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非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
安贫思想及平均主义观念。在西北民族地区广大的农业经济地区，屈从、保守的观念普遍存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年复一年的干旱和贫困下，习惯了屈从与忍耐，甚至把目前的生存状态归结为命运的安排，人往往是匍匐在自然的力量之下，缺乏改变现状的观念和决心，更没有创新的手段和决心来发展经济。不仅如此，在物质产品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还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念，一个人致富后，若不与他人分享，可能被视为“黑心”、“缺德”，会处处遭受打击，这种个人收入外部化无形中限制了人们追求更多收入的行为，不利于自由竞争观念的形成，而自由竞争是商品经济的权威有平均主义价值观取向所导致的竞争观念的缺乏，是经济发展缺少了灵魂。
宗族礼治社会。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是一种“礼治”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族规家法、风俗习惯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则，说到底是一种“人治”体系，它建立在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基础上，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既有超强超稳定的凝聚力，也具有极端的狭隘性。这种血缘特性，限制了人际关系由传统的强调血缘、地缘到强调业缘甚至整个社会的转变，这与市场经济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③轻商重农的经济观念。长期以来，西北民族地区一直处于自然经济或者半自然经济状态，人们沉浸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重农轻商观念沉重。人们不懂得在正常的经济交往中获得正常的经济利润，反倒是轻视商业，轻视资金的生产性再投入，重人情，轻合同，这使得西部市场经济发展的交易费用剧增，加大了制度的创新成本。在产品满足自身消费需要后，就失去了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没有努力发展经济、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前，东西部差距不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种观念相对于东部，还是比较浓厚，这些观念严重的阻碍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本观念不仅是制约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
④封闭保守的乡土观念。西北民族地区地区延续了中国自然经济中封闭式的家庭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轻视家庭外的合作，轻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往往追求万事不求人，忽视了分工与专业协作的重要性。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过于注重安稳，缺乏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在产品基本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后，就失去了经济活动的动力。主体不去想方设法努力改善自己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偶有创办企业的活动，也不敢扩大投资，不愿与别人联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高低，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社会化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因此，对分工合作的人未放弃，实际上就是对财富和效率的远离。这种保守的心理，往往使得市场交易的规模非常有限。
⑤中庸而无原则。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而并未领会其中庸之精神，所以，在关于正式制度上，往往对于与其不和的部分，将其任意的窜改和俗化，加上原有的乡土观念和礼治思想，使得国家的关于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正式制度，成为一堆故纸，而原有的陈旧思想，依然是大行其道，对正式制度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落后的放牧方式、取暖方式以及住宅建造方式，对生态的破坏使得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3.以藏区为例考察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非正式制度
考察藏区的非正式制度，对于非正式制度在西北民族地区的考察具有特别的意义。
重视宗教，轻视现实。青海等地的浓郁强烈的宗教信仰，直接影响了当地民众的世界观。宗教的核心思想是神权观念，人们竭力地内省，竭力地限制自己的行为，以免冒犯神灵。通过种种禁忌，强化神灵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藏传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空，人世一切皆苦，只有西部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才是幸福快乐的。人的生活离不开“苦”字，所以人的生活目的是认清“苦”的根由，通过敬仰佛祖菩萨等而获得最终的解脱。就对宗教的信仰来看历史上藏族几乎是全民信教的，这种信仰，在今天一直有着持续的强大的力量。过分的宗教崇拜，无疑影响了人们对科学的世界观以及各种新事物、新思维的敏锐的反应，产生迟钝、麻痹的心理，只知唯命是从，失去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的能力。由此决定了佛教徒的产业行为只是谋生而非牟利，只是满足其自身生命运动的最低消费水平，大多从事的是维持生计的牧业。在人生观上，受宗教的影响，注重于来世幸福，淡于现世的物质生活。按照藏传佛教的思想，现世的人的生活源于前世的行为，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己前世所作的“善业”或者“恶业”的结果，是早就注定了的，无法改变的。这种人生观指导下的人们往往是安于现状，认为是命里已经注定的，缺乏改变现状的勇气。在这种思想下，固然有一些坏处，但是不可否认，这对于生态和水资源的保护起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往往使得生态和水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一份宁静，保持着自己的原始状态。
轻视商品经济，重视牧业经济。从甘南藏区的调研实践来看，藏民一般都是非常重视牧业经济，忽视甚至轻视商品经济的。从在旅游景点郎木寺、玛曲县的商品经济来看，进行贸易、开店铺的绝大多数人是回族人，很少有藏族人。绝大多数的藏民，将生产性收益，不会选择存入银行（原因竟然是不相信银行），更不会投资于商品贸易、开设工厂。大多数的选择就是单纯的再买入牲畜，简单的扩大再生产。这种情况下，由于草场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就会出现了过度放牧，草场承受不来，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草场恶化，植被被破坏，生态恶化趋向严重。在对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畜牧林业局杨（副）局长采访的时候了解到，联合国曾经就甘南草场恶化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的时候得出结论，过度放牧是对草场危害最大的原因！正是这种陈旧落后的观念主导下的思想导致了经济发展主导思想的偏位，而这种主导思想指导下的恶果是地球之肺的净化能力越来越弱。
③财富消费的异化对生态和水资源的影响。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藏族群众不重视现世的生活，而重来世，追求生命的解脱为藏族群众的最高价值。他们对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倾注了全部心血，把物欲享乐的世俗事务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对那些博通佛学的高僧，无不尊重和敬佩，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传统价值取向上，人们普遍重供奉、轻奋争。广大牧民通过简单再生产获得的有限收入，投向了佛教的法事活动和寺庙建设。由于佛教的至上地位，生态和水资源等的保护上，远不及法事活动和寺庙建设重要，因此多数的寺庙往往建立在风景宜人的地方，建造所耗费的木料往往造成对森林的砍伐，而砂石的取材又往往使得植被裸露等，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甚至是破坏作用。
二、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受区域自然条件，生态安全和水资源是限制西北地区发展的两大“瓶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制约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其自身“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在于其水资源贫乏、生态脆弱、基础设施条件差、人口聚集程度低和体制转变滞后等一系列区位劣势未能得到有效克服，导致区域一方面不得不长期承受资源产品大量流出和加工制造产品净流入的双重利益损失，同时区域内部实际的经济资本增值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自然资本的转化而来的，如宁夏灵武，据测算，1990—1997年经济资本增加3.609亿元，单纯考虑经济资本增加，GDP年均递增12.5，而同期自然资本减少1.424亿元，而如果同时考虑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年均递增率则降为4.5。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人文资源多元化丰富，少数民族长期文化和行为中形成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传统，开发和保护这些文化传统对于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保障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传统和文化中也有一些不利于现代环境保护要求的内容，而且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和生存条件的迫使，环境保护的意识正在一些地方逐渐被漠视。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9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省份的人类发展指标大多处于较后位置，青海为第135位，甘肃为第129位，要突破对生态安全和水资源的“瓶颈”制约，就要充分考虑到西北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充分认识到西北民族地区特有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认识到其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
1.非正式制度对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消极作用
（1）宗教对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消极作用。草场退化的原因很多，自然原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过度放牧是一方面，鼠害也不容忽视。
由于藏族全民信教，主张不杀生，所以，牧民眼看着啮齿类的动物破坏着草场而无动于衷，以至于鼠兔、獭兔见到人类，一点都没有害怕的迹象。“草场退化与鼠害是紧密相连的，地下鼠吃草根、嫩芽，危害极大。鼠兔、旱獭也吃草，有些地方甚至吃草的声音能够听得见，它们往往吃最好的牧场。生态好的地方，由于潮湿，不适宜这些动物的生长；同时，由于草长得好，也不方便这些动物发现天敌，所以这些动物就会少。草场恶化后，由于视野开阔，也就便于这些动物发现天敌，也就利于逃跑。”这种危险是很大的，长此下去，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草场一步步的退化，甚至成为砾石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