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的刘勃舒是徐悲鸿的关门弟子，他给我们讲述了自己早年与徐悲鸿结缘的故事。
那是在1946年，刘勃舒老师还是一个11岁的少年，在江西南昌实验小学读四年级。喜欢画画的他因为无意间看到了徐悲鸿的一本画册，爱不释手，于是，鼓起勇气给当时赫赫有名的北平艺专校长、大画家徐悲鸿写信，说自己很喜欢画马，请先生予以指点。没想到，徐悲鸿给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学生热情地回了一封信，这封信竟然影响了这位11岁孩子的一生。
我们的摄制组在采访刘勃舒老师时，已年届76岁的他，对儿时这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我父亲是教音乐的，另外还有个美术老师专门教我画画，我画了很多画，也只是临摹。我没有钱，跑到中华书店去，有徐先生的印刷品，蓝皮的，那时候的画册，是那种宣纸印出来的书，外边用白线装帧。我天天在那临，临完以后，就莫名其妙地往徐先生那里寄了，来来往往寄了八封。”现在，这八封信都珍藏在北京新街口的徐悲鸿纪念馆，信中徐悲鸿写道：
勃书小弟弟：
你的信及作品使我感动。我的学生很多，乃又在数千里外，得一颖异之小学生，真是喜出望外。学画最好以造化为师，故画马必以马为师，画鸡必以鸡为师。细察其状貌、动作、神态、务扼其要，不尚琐细（如细写羽毛等末节），最简单的学法是用铅笔或炭条对镜自写，务极神似，以及父母、兄弟、姊妹、朋友。因写像最难，此须在幼年发挥本能，其余一切自可迎刃而解。
如此亲切的称谓，如此耐心的回复，每一句都寄托着这位大师对新生一代的殷殷期望。他把自己早年学画的切身体会和经验之谈，倾囊相授，还给刘勃舒寄去了许多画作图片。刘勃舒告诉我们：“他的图解相当好。信的后面有很长一段，说我希望你到北平来念书，但是不要以我为师，以自然为师，也不要因为你初中有点成就骄傲自满，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大画家。”
后来，刘勃舒果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并终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画家，一位堪称徐悲鸿之后最擅长画马的大家。
就在刘勃舒给徐悲鸿写信那一年的9月28日，徐悲鸿与廖静文的第一个孩子徐庆平出生了。51岁的徐悲鸿喜得贵子，满心欢喜。这年年底，全家人又从小椿树胡同9号那座旧四合院搬入了东受禄街的新居。1947年11月，在这个居所，廖静文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徐芳芳。儿女双全、夫妻恩爱，即便内战硝烟四起，北平的“倒徐运动”频频骚扰，家却是徐悲鸿坚实的后盾。他曾在给儿子徐庆平的周岁纪念册上写道：“你在这不愉快的年头出世，但你给我和你母亲的愉快已一年了，但愿你常使我们愉快，不令我们烦恼。”
也是在这一年，徐悲鸿与蒋碧微所生的大儿子徐伯阳从东北复员，在回南京母亲那里之前，途经北平。转眼之间，这个小时候曾无数次被画入父亲素描和速写作品中的孩子已经20岁了，正值青春勃发的年纪。
1944年，徐伯阳随徐悲鸿和廖静文去青城山写生，寄住在华西前坝郭有守家中，因种种机缘，巧遇远征军征兵。徐伯阳曾在蒋碧微所著《我与悲鸿》的书后写下自述文章，说当年他一听说远征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立即联想到那些描写太平洋战争的美国电影的场面，“再由于自己长期生活在破碎的家庭中，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又赶上那时日本鬼子大举进攻华南……想起我们一家原来住在南京傅厚岗6号那座名为‘危巢’的花园洋房中，多么幸福，是可恨的日本鬼子把我们赶到了重庆。”于是，年仅17岁的他毫不犹豫的报名参军。当时，郭有守和远在重庆的张道藩都曾试图劝阻，但徐伯阳还是坐着陈纳德飞虎队的运输机，穿过世界上最危险的空中走廊——“驼峰航道”，随军远赴云南昆明。他在自述中写道：“我对自己在一个破碎家庭中长大的痛苦滋味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得不到双亲的关爱，我活着也是活受罪，还不如走上战场，打日本鬼子，真的牺牲了，那也是为国捐躯。”
其实，年轻气盛的徐伯阳并不知道，父亲徐悲鸿在广西有家不能归的时候，曾无数次提笔画下远方的儿女，以寄托自己的思念。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他路经北平，与父亲重逢，看到了父亲在新的家庭中简朴而幸福地生活着，十分欣慰。随后，他回到南京看望生母蒋碧微。孩子总算从战场上平安归来，母亲亲自到车站相迎，心里一定也是五味杂陈。可是不久，徐伯阳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到北平来，不愿在南京住下去。徐悲鸿立即汇去旅费，并鼓励徐伯阳发奋学习。
徐伯阳到北平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北平艺专美术系。一年后，因为发现自己对音乐更感兴趣，便转入中央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学习，后来成为了一名音乐家。他从此再没能有机会与后来去了台湾的生母蒋碧微见面。
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另一个孩子徐静斐，小名丽丽，当时还在南京念高中。哥哥到北平读书，让她也十分向往，常常写信给父亲，表达自己盼望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愿望。
摄制组这次在合肥采访了已年届82岁高龄的徐静斐女士。她说：“后来我考了金陵女子大学，考的医药科，我母亲不同意我学医，找了个外国教师把我转到外语系。转到外语系呢，我也不感兴趣。后来，我就跟着同学们游行示威，参加学生运动，跟地下党来往频繁。当时，地下党有个外围组织，是学生读书会。我在读书会看了不少解放区的书，我每天都看，后来我写了一篇批判国民党政要张道藩的文章发表在校刊上，回去就被母亲和张道藩像审犯人一样审我，说你这篇文章肯定是共党分子支持你写的，你只要交出那个共党分子我们就不追究，你要不交出来那我们一定要追究。我说哪个也没支持我，我自己要写的，你们怎么追究，你追究我就行。后来我妈妈说既然你那么恨张道藩，你就没有必要待在这个家里了。我说早就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此后，他们就给我办了休学手续，把我从南京带到上海，告诉我叔叔一定要把我管住，不许我跟外面人接触。”
“我临走的时候跟地下党说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无论如何你们要送我到解放区。他们对我说，你放心，我们会跟你联系的。到了上海以后，1949年的元月初，我们二年级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派人到上海找到我，他说有一批人马上要去解放区，你去不去，我说坚决去，他说那你就赶快跟我们走。到了解放区以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那时，我父亲听说我不见了，急得要命，说丽丽不见了，我继母说你别急，丽丽思想进步，我保证她一定去了解放区。后来我从解放区给他写了信说我到了解放区参军了，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说‘丽丽参加革命了，丽丽参加革命了！’，给我写了好多信。”
就像当年自己的大哥一样，徐静斐也与那个破碎的家不辞而别，从此，再没有见过母亲。
蒋碧微去了台湾后，于1958年底离开了张道藩，此后直到她1978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整整20年独自一人生活。她在晚年写下回忆录《我与悲鸿》平静详实地叙述了她与徐悲鸿从相识、相知、相恋到分手的心路历程，轰动台湾，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她与徐悲鸿的爱情、恩怨不禁令人唏嘘感叹。但人生就是如此，它远比小说戏剧更为真实和跌宕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