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为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徐悲鸿从重庆经贵阳辗转到桂林，要将当年从南洋避难回国存放在七星岩岩洞中的一批藏书取出来带回重庆。因工作需要，徐悲鸿登报为学校招聘一位图书管理员。
当时刚高中毕业，年仅19岁的廖静文，为了参加抗战救亡运动，随文工团来到广西，进行抗日宣传义演。这个爱读书的湖南姑娘无意中在阅览室看到招聘信息。
“因为我想到重庆去考大学，所以我看有重庆来招考的，我就去报名。而且我又喜欢看书，当图书管理员我非常愿意。”当我们采访廖静文女士时，她对报考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40多个人报考，我觉得我不一定有希望，所以回到单位以后，我就没有想我能够录取。但是过了几天，我就接到录取的通知，叫我去复试，徐悲鸿先生亲自主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徐悲鸿一向爱才，对这个以第一名成绩进入复试的女学生格外关注，于是，他问了廖静文好多问题。问到她的兴趣爱好时，廖静文原本想说自己很爱唱歌，在“抗战文艺演出团”合唱队是唱女中音的。当时合唱队中八人小合唱女中音只选了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廖静文，可见她的女中音唱得相当不错，但同时她还喜欢看书。于是她留了一个小小的心眼儿。“徐悲鸿先生问我，你喜欢什么？我没有说我爱唱歌，我告诉他我爱看书。他又问我看什么书？我在中学就读了很多的世界名著，比如托尔斯泰、高尔基，还有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等等，还有中国的巴金。我大概每一个人举了一两本书。另外我还告诉徐先生我喜欢中国的旧诗词，我也把陆游的两首诗背给他听。总之，在那次考试里，徐悲鸿觉得我读书挺多的。我当时虽然知道徐悲鸿的名字，但不知道他就是徐悲鸿。”
就这样，廖静文被徐悲鸿亲自录用。文工团知道这个消息后，本来还不同意廖静文离团，但廖静文经过再三思量，还是决定抓住这个新的工作机会。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个决定竟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很快，徐悲鸿便带着这位新上任的图书管理员来到广西的七星岩，这里存放着大量徐悲鸿在抗战期间带不走的书籍画册。新工作让廖静文大开眼界。“我以前爱看书，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西方的画册，所以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接触那么丰富的西方美术。我看到徐悲鸿捧着一本一本的画册，就像跟亲人在一起一样，那么高兴。那个时候我还跟他不怎么熟，而且第一次在一起工作，我也不敢问他。可是他要捧到一本好画册，就会主动跟我讲，这个是西方哪个派，哪个有名的画家的画册，他也讲他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很穷，买这些画册都要省着，要饿着肚子不吃饭去买画册。”
为了艺术宁愿忍饥挨饿，年轻的廖静文不禁对眼前这位师长产生了敬佩之情，她深深感到眼前的这位大画家对艺术爱得有多么深。
随后，廖静文跟随徐悲鸿回到重庆工作。在那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她得到徐悲鸿的很多关照。有一次，她感冒发烧，多亏徐悲鸿的悉心照料，才使她很快康复，她心中对这位可亲可敬的大画家又多了许多感激之情。
病愈后，徐悲鸿常常邀廖静文在工作之余一同去嘉陵江畔散步。时间一长，两人彼此的了解和默契不断加深。廖静文渐渐理解了徐悲鸿八年无家可归的无奈，他是如何多次试图与妻儿团圆却遭到蒋碧微的拒绝，这又让年轻单纯的廖静文心生同情。从敬爱到同情，加上感激，他们之间的感情悄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个时候，因为我没有恋爱过，也没有交过男朋友，实际上当时我是很尊敬徐悲鸿，也很同情他，但是我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种敬他爱他的成分。徐悲鸿就开始对我说，我很感谢你，你来了以后，我可以常常出来散步，可以跟你讲我的情况。我就跟他说，那我愿意以后一直在你这里工作。徐悲鸿说，你愿意在我这里工作当然很好，但是你也快20岁了，不小了。说我47岁了，岁数很大了，也没有家，说你永远在这里工作，那我们不可能永远两个人这么在一起，你也得要有家，我也得要有家。所以他就跟我说，你如果愿意永远在这里工作，那就让我们结婚吧。”
由敬到爱，廖静文为徐悲鸿付出了纯真的感情，但是她的父亲却如同当年孙多慈的父亲一般也表示了反对，除非徐悲鸿与蒋碧微正式离婚。这一次，徐悲鸿拿出了决断，他不愿再错过。他知道这位善良、有着抗日爱国情怀的姑娘不似蒋碧微，她能读懂他的心。他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给廖静文和自己一个真正的家，也给她的家人一个交代。
1945年12月1日，徐悲鸿与蒋碧微的离婚签字仪式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庆大学饶家院张圣奘教授家里举行。这一段被蒋碧微写入《我与悲鸿》一书。
徐悲鸿当场签字，答应了蒋碧微非常苛刻的离婚条件。除了支付子女每月的抚养费之外，还要兑现一百万元和一百幅画。为了尽快完成画作，徐悲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就是半年。当时有医生劝告廖静文，徐悲鸿的身体健康状况很糟糕，也许只有十年的寿命，难道还要嫁给他吗？年轻的廖静文没有犹豫，她陪伴在徐悲鸿身边，悉心照料，并将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爱慕和敬佩的人。
1946年年初，年届五十的徐悲鸿终于重新拥有了一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