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债务。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归还2005年~2007年债务的高峰期，当时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存在着“免费的午餐”而大幅举债。2010年在西方发达国家，从家庭到企业，一直到国家，都面临巨额债务的偿还问题。而其中最严峻的问题是主权国家债务违约现象上升：从2008年的冰岛，2009年的拉脱维亚、爱尔兰、迪拜，到2010年的希腊和现在的意大利，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统一的货币政策与不统一的财政政策
欧洲的债务与美国的债务在形成机制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债务固然有社会福利支出增长的因素存在，但战争和世界警察的维持成本亦是很大因素；欧洲则不同，欧洲的债务更多来源于福利支出。欧洲长期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近年亦多次提到“提供保障的欧洲”，即欧盟以保障欧洲的独特生活方式为任务。但保障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代价也是昂贵的，这就是近年来一再激荡着欧洲经济神经的债务危机。
欧盟公共社会开支由1980年占GDP的16％升至2005年的21％（美国只是15.9%）。法国的公共开支更达31%，为欧洲之冠，其中政府退休金超过44%。法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是60岁，退休金优厚（公务员可获最后半年薪金的75%作为退休金）。
据媒体报道，此次危机中仅希腊一国的债务就高达2，940亿欧元，按希腊人口1，100万左右计算，人均负债2.67万欧元左右。如此高额负债源于希腊离谱的社会福利。比如，希腊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女儿，仍可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他们的退休金。
高福利制度让财政支出流动性减弱、劳动力成本增加，同时作为欧洲一体化重要成果的货币一体化，也给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欧洲货币联盟把遵守趋同标准作为加入欧元区的条件，对成员国的公共财政产生了紧缩性效应，使成员国不得不压缩财政赤字。
欧元区经济体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它们有着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却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自1999年欧元启动，并于2002年完全取代欧元区各成员国的主权货币后，各成员国就失去了其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和控制权，但财政政策仍然属于各成员国政府的职权范畴。一旦各成员国发生内外经济冲击，成员国能够运用的宏观经济调整工具就只剩下财政政策了。
但同时，货币联盟的健康运行又有赖于各成员国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因为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有较高的偿付风险。如果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滥用财政赤字而不加节制，会导致其公债发行数量的不断增加。如果公债负担过重，政府又不愿或无法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就只好设法赖账。一般情况下，政府更愿意借助间接赖账的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因为直接赖账会引发政治的不稳定。但当一国加入了货币联盟，失去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后，也就失去了间接赖账的手段，于是直接赖账的可能性增大。对于货币联盟而言，其成员国明显的赖账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显然不仅仅囿于该国，而是整个货币联盟。这点我们已经从希腊的债务危机看得非常清晰了。
为避免成员国政府直接赖账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迫于压力不得不对处于困境中的成员国实施救助，即购买该国政府的债券或为该国政府提供贷款，这样一来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会受到成员国财政问题的干扰，丧失其应有的独立性。
另外，如果一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无疑就会增加货币的总需求，在货币供应量既定的情况下，货币联盟的市场利率就会受此影响而趋于上升。而利率一旦上升，这不仅加重了那些财政状况恶化的成员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且也对投资形成巨大影响。如此一来，上述成员国就有对欧洲中央银行施加压力的可能，以此要求它放松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利率。这样以来，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疑又将被这些成员国的财政政策所绑架。
各国财政政策与统一货币政策不相容
由于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外在性影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成员国制定了严格的财政规则，《稳定与增长条约》又加强了对成员国财政状况的监督，建立对违反财政纪律的成员国的制裁机制。欧元启动之初，欧元区12国基于这两个条约作出了财政承诺：国家公共部门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预算赤字则不能超过GDP的3%；各国承诺将于2004年达成财政平衡目标。
可问题在于，各国对财政纪律的承诺导致了两个矛盾：
首先各成员国失去货币主权后，财政政策成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宏观调控工具。但是财政约束使财政政策可操作的空间大大缩小，难以履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
另外，欧元区国家均为高福利国家，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使各国的财政预算经常存在超支的情况，特别是经济增长出现衰退的时期，高失业率带来的失业保障金支付总额的上升，会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如果要严格履行两大条约所规定的财政规则，必然会导致削减福利开支的压力。但在当前民粹政治格局下，从根本上改革福利制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此一来，其财政平衡的目标自然也不可能实现。
对此，美国的一些学者，如弗兰克尔、艾钦格林、多恩布什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如果欧洲继续维持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欧元区这一货币联盟也必将失败。也就是说，区域货币一体化与欧洲的高福利制度本身是不具有相容性的。
当然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上从来就没有严格地遵守过财政纪律，以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为例，2003年其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达1个多百分点。
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由于经济存在结构性弊端，竞争力下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而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经济全面萧条，各国政府无休止援助理应倒闭的银行、企业。在经济下滑得到遏制后，为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扩大开支。面对欧元区成员国的大量举债行为，欧盟委员会采取默认态度，这又给危机埋下了重大隐患。此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洲央行采取的以降息为主要形式的应对，又诱发严重的“道德风险”，在融资成本相对低的大背景下，部分国家在财政支出方面，谨慎不足、大手花钱，这无疑使本就十分棘手的债务问题再恶化。2009年，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达到12.7%和113%。
如果《稳定与增长公约》不能有效制约欧盟各国财政赤字走高，那么这项公约最后可能沦为一纸空文，由此带来欧元信誉下降、欧元汇率频繁波动，从而进一步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因此对公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德国对改革《稳定与增长公约》呼声最高，态度也最强硬，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再呼吁对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进行全面改革，用最严格的要求规范成员国行为，以避免类似此次希腊债务问题的危机重演。但其他成员国觉得这有点极端，各成员国都只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根本达成不了共识，从而吵闹不断。
强大的欧元与美国利益不相容
欧元区各国无休止的吵闹，决定了欧元必然崩溃。2010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知名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警告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没有结束。他给出的理由是：美国控制着美元，它可以靠大量发行美元来减少其债务，但处在欧元区的希腊和其他国家却无法效仿，所以这些国家的债务成本将会上升。
尼尔·弗格森的观点是对的，但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并不比欧洲要轻，在背负巨额债务的大前提下，要想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就必须拥有相应的债务资源。对于美国而言，它需要做的就是巩固它目前所拥有的这种优势。但随着欧元的诞生，美国的这种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欧元就迅速地成长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严重威胁了美元的地位。
首先，欧元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欧元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由于欧元区主要出口商品品种与美国具有竞争性，欧元结算量的上升也就意味着美元结算量的下降。结算量就是定价权，美元结算量的比重下降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日益流失。
其次，欧元的出现更是冲击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自欧元诞生后，其占全球总外汇储备量的比重就不断上升，与之对应的是美元则持续下降。根据IMF的官方外汇储备构成数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9年，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倒U”型走势，在欧元正式成立之前和成立初期，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占世界储备的比重从1995年的59%上升到了2001年底71.5%。可从2001年以后，美元的比重就开始不断下降，截至2010年已经滑落到62.1%。
这点在格林斯潘的一篇讲话里也得到了印证。2006，年12月11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个商业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讲话称，美元可能继续走低，除非美国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的状况发生改变。而令其得出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目前已有证据显示，欧佩克成员正开始将其外汇储备由美元转换为欧元和日元等货币。”
在目前的这种借款“依赖型”体制下，美国要想维持住它当前的长期国际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就需要以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为保证。而要保证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就需要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换取美元，并用换取的美元购买美国债券投资于美国，让美元回流至美国，为其债务进行融资。
这也就是说，欧元的存在和发展，都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使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两强格局。如果容忍欧元做大，对美国而言，首先买它家债券的人会越来越少。“根据IMF的数据显示，世界外债发行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包括了美国、7个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这10个国家对外发行的债券占全球的83.8%，而这其中欧元区各国债券市场加总后规模占到了全球的45%，已经超过了美国32%左右的份额”，这无疑是对美国债务依赖体系的最大挑战。更麻烦的是，在有选择的基础上，买家在债券买卖上的议价能力，也将越来越强大，其债务的成本也于无形中被拉高，这与美国的利益是绝对冲突的。
为了保障债务资源，美国必须延续其金融货币霸权所赋予的“结构性权力”，继续把持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这样的语境下，作为最有力的潜在竞争对手，可全面挑战美元霸权体系的欧元的命运是显而易见的了。也正是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欧元的崩溃是符合其利益的。
美国可能采取的手段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利用欧元债务危机，轮番对欧债制造动荡，以此来打击欧元。制造出一个比美国国债还烂的债券，让金融市场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一个相对较好的。美元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使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欧债危机的当口，包括美国国债、美股及其他机构债券在内的美元资产大受追捧。尽管当前美国国债已经突破债务上限，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5个月低点，但美国国债受到超额认购，债务融资得以顺利进行。
长此以往，其必然的结果是，美国可以通过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来避免出现偿付危机。反倒是欧洲，由于债务资源被美国抢走，在债务到期日又无法筹借到对应的新债时，随时都可能出现偿付危机。
欧元崩溃符合欧元区国家的“利益”
解决欧洲偿付危机大致有四种途径：第一是本国财政，第二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第三是欧洲联合债券，第四是欧洲央行。但这四种方法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其一，就本国财政而言，单凭各成员国一己之力显然已不可能，福利支出已经让这些国家债务累累。更麻烦的是，长期以来的福利传统已经使得欧洲人习惯于失业等待国家救助而不愿意工作。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资料，2011年6月欧盟地区平均失业率为9.4%，但年龄在15~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却高达20.5%，失业者多达500万人。其中西班牙最为严重，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5.7%。希腊年轻人失业率也高达38.5%，意大利则是27.8%，爱尔兰26.9%，葡萄牙26.8%，瑞典23.1%，法国22.8%，芬兰19.9%，英国19.6%。没有劳动就没有收获，没有劳动，哪来的财富？
其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盟2010年6月同意成立4，400亿欧元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但其实际融资能力依然还是个问号。欧元区对希腊的第一轮援助就已经花去了1，100亿欧元资金，市场认为希腊还需要更大规模的新一轮救助基金。德法是该援助的主要承担者，但就目前来看，两国国内的阻力都非常大。更麻烦的是，被债务危机缠身的不仅仅只是希腊，还有在经济总量上比它大得多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以上两国作为欧元区第四和第三大经济体，一旦债务危机像希腊一样大爆发，对市场的冲击力度远非希腊等国可比。同样的道理，对希腊的第一轮拯救就花费了1，100亿欧元，如果要对西班牙或意大利施救，就不只是区区1，100亿欧元能够搞得定的了。
其三，欧洲联合债券。德法已经公开反对这种缺乏统一金融条件下的债券发行，根据这两个核心国家的路线图，起码要在各国企业统一税制的基础上予以推进，这显然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
那么最后的办法就是学习美联储，让欧洲央行开动印钞机。目前，欧洲央行已经打破一贯坚持的稳定货币的单一目标，在2011年8月份已经连续两次共买入363亿欧元成员国债券。截至2011年8月29日，欧洲央行为缓解债务危机已投入的资金总额高达1，105亿欧元。
但欧洲央行不是美联储，在一个有着17个独立的财政部的货币体系下，欧洲央行释放流动性的局限性远比美联储这样的单一国家要巨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