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就是说：“（周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就会环绕在它周围。”这就强调了德治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义作为治国的原则。
孔子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礼治统治百姓的言行，百姓就会守规矩，进一步强调了用道义教化百姓的重要性。
因此，领导者也应以义为本，软性管理，然后兼用法律，以此来凝聚下属的力量，从而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
延伸思辨：多做情感交流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绳之以法……”在孔子看来，管理国家政务的原则，就是要有高尚的品德，多与下属做情感上的交流，能形成强大的号召力，自然就会赢得百姓的拥戴。
但是在感情上和百姓多做交流，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律，因为法律是外在的约束，而感情是内在的约束，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对孔子态度的客观评价。
因此，领导者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下属的感受，让更多的人从中受惠，而不能允许不公正的现象存在。更重要的是，孔子还道出了为政者最精要的思想：为民着想，不怀偏私之念，才能赢得人心。
领导者能真正做到多和下属在情感上进行交流，就能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安定、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且实现修德修身，服务于民，开创新的和谐法治社会的目的。
精彩典故：
赵绰依法办事
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采取了各种巩固统治的措施，他派人修订刑律，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但是隋文帝本人就不完全按照这个刑律办事，他经常在一气之下不顾刑律规定，随便下令杀人。
这种情形，让大理寺（管理司法的官署）的官员很为难。大理少卿赵绰觉得自己有维护刑法的责任，于是就经常跟隋文帝发生冲突。
隋文帝曾经下令禁止使用不合标准的钱币。有一次，大兴（隋朝的都城名）大街上有人拿次币换好币，被人发现了，捉到衙门里。这件事让隋文帝知道后十分气愤，隋文帝听说有人竟敢违反他下的禁令，一气之下，就下令把换钱的两个人统统砍头。
赵绰接到命令，赶忙进宫求见隋文帝。他对隋文帝说：
“这两个人犯了禁令，按刑律只能打板子，不该处死。”
隋文帝厌恶地说：“这是我下的命令，你没有权利过问。”
赵绰说：“陛下不嫌我愚笨，叫我充当大理官员。现在遇到不依刑律杀人的情况，怎么就和我没有关系呢？”
隋文帝恼羞成怒地说：“你想撼动大树吗？撼不动你就走开吧！”
赵绰说：“我只是想劝说陛下改变主意，谈不上想撼动大树。”
隋文帝又说：“你想触犯天子的威严吗？”
赵绰不管隋文帝怎样威吓，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尽管隋文帝几次都想赶他走，但赵绰丝毫不动摇。隋文帝没法，很不高兴地进内宫去了。
后来，由于别的官员也上奏章谏阻，隋文帝最终取消了杀人的命令。
又有一次，官员辛穊被人告发搞不法的迷信活动。隋文帝又命令大理寺把辛穊处死。
赵绰上朝对隋文帝说：“辛穊并没有犯死罪，我不能接受这个命令。”
这一次，隋文帝简直忍无可忍，说：“你想救辛穊，就是不想要自己的命了。”说着，喝令左右侍从把赵绰拉下殿去。
赵绰面不改色，说：“陛下可以杀我，但是不该杀辛穊。”
左右侍从果真把赵绰扭下朝堂，剥了他的官服，摘掉他的官帽，准备处斩。这时候，隋文帝又问赵绰：“你还有什么话说？”
赵绰跪在地上，挺直了腰说：“臣一心执法，不怕一死。”
隋文帝仔细想想，赵绰能忠于执法，毕竟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就把赵绰放了，过了一天，还派人慰问了赵绰。
秉公执法的包公
包拯，安徽合肥人，在地方和朝廷都做过官。他在做县官时，据说有一次，他的堂舅犯了法。包拯不讲私情，照样依法办事，派人把他抓到官府，判处死刑。许多亲戚赶来求情，但是包拯义正辞严地说：“不是我没有情义，谁叫他犯法呢？”
后来，包拯又到朝廷做官，他也不怕得罪大官。有一年开封发大水，威胁到老百姓的安全，包拯发现河道被阻塞是涨水的原因。原来一些大官在河道上修筑了花园亭台。为了保障开封的安全，包拯立刻下命令，要求他们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即使是皇亲国戚，违反了法令，包拯也绝不手软，他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直到这些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才就此罢休。对受冤枉的老百姓，包拯却充满了同情。每次遇到案情，他总是深入调查，详细分析，替百姓伸冤。因为他公正执法，因而得名“包青天”。包拯一生做官清廉，深受老百姓的敬仰。
当代镜鉴：管理要靠情、理、法
孔子的管理学，除了强调制度，还说到了“软性管理”；以表现人情、道理为准。在孔子看来，所谓管理，实际上是掌握人心的过程。由于被管理者皆是有感情的人类，在用制度管理的同时，如果能够做到“动之以情”，找准二者的平衡点，常常能收到极好的效果。
“晓之以理”是经营管理中的教化活动。即使是在同一个经营情况下，由于人的不同，也能悟出不同的道理。贤明的管理者，必先修身，然后再用理来教化下属。在儒教文化圈中，日本首先成为先进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了儒家社会秩序中的合理成分，然后融入了本国文化，从而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功。而且它们都把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更加看重人的质量。管理者的文化素养是一个方面，人民大众的文化也没有忽视。
孔子在《利己·仲尼燕居篇》中说：“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乎人。”这里所说的“礼”就是中国制度的根源。法、理、情的经营法则是孔子礼的表现。施行的时候必须符合道义，又合乎人情，如果缺少一样，便算不上是正确的管理。
如果把制度比喻为人的一条腿，那么人情就是人的另一条腿，两者缺一不可。
所以，企业管理必须平衡人情和制度。
之所以是平衡而非摒弃，是因为人情管理和制度管理从本质上说并无优劣，主要依企业管理而定。但不管怎样，这两种制度都是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开发员工的潜力。
所以，当人情过了头，员工开始疏懒、不积极、潜力不能正常地发挥出来；同样，当制度苛刻、员工消沉时，只有人情，才能使其在平衡中重拾信心，进取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人性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只有人情与制度配合恰到好处，才能使员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为公司作贡献。
只是如何让员工最大限度作贡献，方法也是重要的。
记得看过一个故事：说公司最牛的业务员总迟到，屡教不改，按制度处罚，恐其逆反，影响业绩；不予处罚，又难以服众，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怎么办？经过思考，公司在发工资时果断地扣了其钱，而第二天，上级主管又把其叫到办公室，说因其业绩好，奖励了他，同时和他认真谈了迟到的问题。此后，该员工再也没有迟到过。
所以，只有胡萝卜，员工容易骄横；只有大棒，员工又没有归属感。要胡萝卜加大棒，员工才能认识自己，认识公司，从而成为优秀的员工。
由此，当人情泛滥导致公司发展受限时，公司挥泪斩马谡并不为过；当公司初起步，公司讲究“情同手足”，也是可取的。管理是科学，只不过是艺术的科学，这种艺术就体现在平衡和平衡的分寸拿捏上，管理者要想更好地经营企业，就要让自己成为能准确拿捏分寸的“艺术家”。
7.君子之仕在于义，认清君臣关系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译文：
鲁定公问孔子：“君主怎样使唤臣下，臣子怎样事奉君主呢？”孔子回答说：“君主应该按照礼的要求去使唤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事奉君主。”
国学链接：孔子的君臣之礼
人生于世，“君臣”关系是人类基本的五种伦理关系之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孔子君臣之礼的核心思想。从孔子对于鲁定公的回答中看到，孔子主要侧重于对君主的要求，国家元首的责任和义务就是首要的，是政治的先决条件，强调君主应当以正确的原则来任命和召唤臣子，以正确的原则来责成臣子进行工作。在这个前提下，臣子才能竭诚服从君主的指令。如果元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官员们乃至人民当然可以不执行他的命令，普通公民当然也可以不遵从他的主张。这和宋明之际朽儒们高喊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的反动口号是不一样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儒家政治思想，首先强调领导人物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才谈及领导的权威性，如果君主不称职，臣子就有权利另立称职的君主；只有君主做到了他应该做到的本分职事的前提下，臣属和人民才有必要服从他的命令。尤其臣属以政治道德原则废立国君的论调，孟子更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发，这种早期的原始的儒家政治思想和2500年后17世纪美国的民主政治思想是相当吻合的。
诸子之言：
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君君臣臣”，君要有君样，臣要有臣样，各职其责，不得有越权行为的存在，否则就会出现“君不是君，臣不是臣”的局面。孔子曾在《八佾》中痛斥季氏“八佾舞于庭”的越礼行为，认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样的越礼行为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论语·八佾》中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正确处理好其内部关系，大臣要对君主“忠诚”，不能有非分之想。《论语·先进》中也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因此，臣子应以合乎仁义道德规范的方式去对君主，直到能被君主采纳为止。必要时，大臣还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所谓“见危授命”，“事君，能致其身”。
但是对待君主也不能百依百顺，“事君”的前提是君主的言行是“仁义”的，如果君主的言行违背“礼”的要求，作为大臣要敢于直谏其过失，而不要阿谀奉承，否则就会“巧言乱德”，使君主执迷不悟，以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当然，作为君主，对待大臣还要“使君以礼”，尊重大臣的地位，当大臣出现过错的时候君主不要一味地把责任推给下一级，而应该首先进行自我反省，对自己要加以重责，真正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样才能让大臣们心悦诚服，甘愿受罚，增加大臣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使他们为“社稷”出谋划策。
延伸思辨：了解你的下属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君礼臣忠”。这也给了现在的企业管理者以启示，必须在充分了解自己下属的基础上，信任下属，以礼相待，这是正确处理与下属关系的关键所在。
身为领导，不是只给员工优厚的待遇就可以了。殊不知，如果对员工的家庭、环境、背景、兴趣和专长等一无所知，很多工作就很难展开。有句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如果作为领导，对你的下属有一定程度的“知”，以礼相待，相信你的下属就会心甘情愿地完成你交给他的任务，还有可能超额完成。
如何知道你的员工在想什么呢？他们想要什么？这就需要领导者与员工在日常生活中相处、相互信任之后，循序渐进地进行了解。领导也可以通过观察去发现你的员工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可以倾听他们的建议，但是语气不能苛求。
总之，就是要一切考虑员工的需要，然后“投其所好”！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从而共同提高工作效率，推动整个企业的发展。
精彩典故：
齐桓公礼待齐东人
齐桓公想要富国强兵，于是礼贤下士，下令广开言路。为了便于四面八方的人士夜晚前来献计献策，齐桓公特意命人在大门里边燃起薪火，照亮来路，还设侍卫人员，随时以礼接待。可是一年过去了，竟没有一个士人来求见。
有一天，一个来自齐东的人来求见了，自称会“小九九算法”，求见齐桓公。接待的人笑话他说：“小九九算法”一般小孩子都会，就凭这个你就想见齐桓公吗？
齐东人回答说：“我听说君王礼贤下士，广开言路，并在晚间燃薪火照路，可一年了竟没有一个士人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吗？就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君王是天下最聪明的人，看不起他们，所以没人敢来啊。为了广开进贤之路，我只会‘小九九算法’这点小伎俩，但还是得到君王以礼接待，那么比我有才能的人，受到启示，自然就会接踵而至了。泰山不弃微尘，江海不辞细流，所以才能成就它们的高大啊。”
接待的人把齐东人的话转告给桓公，桓公说：“客人讲的话很有道理，快请他进来，以礼待为上宾。”
一个月过去了，桓公以礼接待齐东人的事传开了。这时四面八方的士人互相传说，互相引导，献计献策的士人蜂拥而至。他们互相启发，群策群力，百业大兴，齐国从此富强起来了。
苏武牧羊
匈奴自从被卫青、霍去病打败以后，双方有好几年没打仗了。他们口头上表示要跟汉朝和好，实际上还是随时想进犯中原。
匈奴的单于一次次派使者来求和，可是汉朝的使者却被匈奴一次次地扣留。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正想出兵打匈奴，匈奴派使者来求和，并且放了汉朝的使者。汉武帝为了答复匈奴的善意表示，派中郎将苏武及其随从出使匈奴。
苏武到了那里，送回扣留的使者，送上礼物。苏武正等单于写个回信让他回去，却发现，在他没到的时候，有个叫卫律的汉人，在出使匈奴后投降了匈奴。单于特别重用他，封他为王。
后来，单于还叫卫律去逼迫苏武投降。苏武一听卫律叫他投降，就说：“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违背了使命，丧失了气节，还有什么脸去见别人。”然后就拔出刀来向脖子抹去。
卫律慌忙将其抱住，苏武的脖子已受了重伤，昏了过去。卫律赶快叫人抢救，苏武才得以苏醒。
单于觉得苏武是个有气节的好汉，对他十分敬佩。等苏武伤痊愈了，单于又想逼苏武投降。卫律还曾举剑威胁苏武，苏武不动声色。苏武痛斥说：“卫律，你是汉人的儿子，做了汉朝的臣下。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背叛了朝廷，厚颜无耻地做了汉奸，还有什么脸来和我说话。我决不会投降，怎么逼我也没有用。”
卫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向单于报告。单于把苏武关在地窖里，不给他吃的喝的，想用这种方法逼迫苏武投降。
后来，单于见折磨他也没用，就把他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去放羊，跟他的部下常惠分隔开来，不许他们通消息，还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只是想长期监禁他罢了。
一直到了公元前85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来求和。那时候，汉武帝已死去，他的儿子汉昭帝即位。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经死了。使者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