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祖母是一个有头有脸人家的女儿，姓毛，不过在嫁给余秋雨的祖父后便没了名字，成了“余毛氏”。余秋雨和弟弟总是为祖母叫什么名字苦恼着，觉得没有名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常常做着为祖母猜名的游戏。那时祖母常要他们为她捶背，他们就在为祖母捶背时和她讨价还价，叫祖母说出自己的名字，但无论怎样软硬兼施，祖母总是表现出少有的茫然。后来他们想出一个狠招，开始随便乱叫，有的名字很难听。他们就是想让祖母恶心，然后不得不说出真名。没想到，祖母听到这些名字时，脸上没有一点愠色，也没有一点诧异，这让他们感到很失望。最后他们干脆为祖母取了一个固定的名字“素娥”。“素娥”二字出自两个几岁孩子的口中，真不知他们当时是怎样想的。其实细细想来，这名字既不俗，也不雅，还有点古代仙女的意味，或许他们起这两个字，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如此看来他们当时还是颇费了一番功夫的。
余秋雨的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企业的高级职员，薪俸优厚。祖母为余家生了十个孩子，可是由于当时医疗水平太低，陆续病死了三个。不久祖父也去世了，留下七个孩子给祖母。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在完全断绝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要养活七个孩子实在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
但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余秋雨的母亲居然嫁过来了，而且娘家还是个大户人家。余秋雨母亲的祖父朱乾利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染料市场上发了财，沈钧儒先生曾题词评价他是“商界泰斗”，可见其在当时的地位。
母亲出嫁的时候，惊动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他们都跑来想看一看这个富贵人家的小姐。婚后，父亲和母亲相处得很融洽，一年后便有了余秋雨。
如今，时常有人夸赞余秋雨这个名字起得好，很有诗意，一看就知道是有文化的人家起的。每每听到这些称赞，余秋雨都会毫不掩饰心中的那份骄傲，他会告诉别人，名字是他祖母起的。祖母告诉他，母亲生他那天正下雨，祖母说先起个名字叫着吧，现在是秋天，正下雨，顺口叫，就叫秋雨，等天晴了到庙里再请和尚取一个正规的名字。妈妈听了这个名字却很喜欢，于是余秋雨这个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
五、四岁走进课堂
余秋雨的母亲爱读书，她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早日学到文化。在余秋雨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到他家里，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余秋雨正与几个小伙伴在玩耍，把母亲的围裙绑在八仙桌的腿上当大幕，母亲就笑着指了指余秋雨，对老师说：“在地上爬的要不要？”
老师也笑了，说道：“怎么不要？登记！”
老师的一句“登记”，就让余秋雨提前成了一名小学生。上学那天，他和别的孩子也不一样，他的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母亲用毛笔题写的几个大字：“秋雨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但每每看到这几个字，人们都会停下脚步看一眼，他们心里一定在想，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背着书包，戴着个大草帽，草帽上还写这么几个大字，这到底写的什么呢？这么小的孩子真的是去上学的吗？面对路人茫然的目光，余秋雨小小的心灵便感到一阵满足，是啊，我母亲识字，我这么小也要去识字了。
果然，老师对余秋雨草帽上的这几个字也很感兴趣，他们一定从这几个字的功力判断出了余秋雨的文化背景。到底还是个孩子，余秋雨在学校对什么都感到新鲜，那个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和墨，每次下课，余秋雨总是满手满脸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他到河边洗脸，快速地洗完又跑着把他抱回教室。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要重复一遍这样的情景。其他学生都比余秋雨大，看着下了课老师就抱着余秋雨往河边跑，都觉得很好玩，有的干脆跟在老师的屁股后面跑，看老师怎样给余秋雨洗脸、洗手。
余秋雨虽然觉得老师们都对他很好，但是课却讲得不好听、不生动，实在赶不上妈妈。上课的时间长了，余秋雨就知道了怎样不把墨弄到脸上，可这对余秋雨来说，也并不是件好事。老师们看到余秋雨脸上没墨水了，一张小脸长得实在可爱，就都喜欢拧他的脸。这让余秋雨很是恼火，又不好发作，尤其是男老师，拧得可疼了。
余秋雨学会用字典也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次，胡校长拧完余秋雨的脸，就拿来一本厚厚的书给他看，问他认不认得这是什么东西。后来胡校长告诉余秋雨，这叫字典，并且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就教会了他怎么查字典。余秋雨觉得好新鲜，他拿过校长的字典查自己的名字。查的第一个字是“余”，意思居然是“我”。余秋雨感到好惊奇，这字典连我也知道，真是无所不知啊。
余秋雨对字典产生了兴趣，心想，回家要妈妈买本字典就不用上学了，天天自己在家里查，什么字都查得到，这才叫真本事呢。
母亲听他这样说，笑了一下说道：“上学不光是认字，还能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余秋雨却不以为然地说：“老师的课都讲得不好听。”
余秋雨的母亲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
这就是母亲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她无时无刻不在为余秋雨开辟学习文化的渠道。
母亲的话让余秋雨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他很想早点见识一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竟有如此大的能耐。事情果真如母亲所说，第二天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男老师，他讲的全是余秋雨没有听过的东西——语法。他给学校的老师们讲课，讲得非常生动。那些老师都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课，有的老师还在做笔记。
他记得那个戴眼镜的男老师是这样讲课的，他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一个复杂的句子被这个老师讲得既生动，又好懂，这次听课，再次勾起了他对学习的兴趣。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真是麻了头，母亲看着睁大着两只眼睛的余秋雨说：“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可是谁会这样绕来绕去的说话？”老师们对这句话的争论就更凶了，余秋雨只记得那天真热闹。那是他读书以来最有意义的一天，从此他懂得了什么叫语法。
父亲知道余秋雨四岁就去上学的事吓了一跳，他觉得秋雨年纪太小，所以坚决不同意，不断来信要他留级。余秋雨的叔叔、舅舅也反对，其中大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余秋雨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者故意答错题。余秋雨入学的次年国家教育部下了规定，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更使得父亲有理由阻止余秋雨上学。
母亲却支持余秋雨继续上学。她征询他的意思，余秋雨说，装成傻瓜留级才是最丢人的事，脑子也容易坏。于是母亲写信给父亲，表达了她和余秋雨都不愿意他留级的意思，还说她会减轻余秋雨的学习负担，代余秋雨做家庭作业。
余秋雨每每谈起母亲给自己做家庭作业的事都兴致勃勃。他说，母亲只花半天时间就做完了作业，她最吃力的还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余秋雨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就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他再抄上去。母亲见他这样灵光，直夸奖他懂事。母亲实在是太疼爱余秋雨了，当然他那时的年纪也确实是太小了。
不过余秋雨天生就喜欢读书，他后来说：“自从四岁时走进山村学校，学校就成了我的基地，记得我们一开始学的是‘开学了，我们上学，学校里同学很多’三段文字。对我来说，这是个具有仪式感的终身性文化行为。从此，我再也没离开过学校。如果问，余秋雨的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那就是上学。可以说，我是一个永恒的读书人。”
六、八岁写信、记工分
自从余秋雨和母亲听了那堂语法课后，母亲就担心爱好读书的他成为“书毒头”。所谓“书毒头”是余姚乡间对于书呆子的称呼。余秋雨弄不明白的是，乡亲们为什么那样看不起“书毒头”，“书毒头”总比没有文化强吧。那些大字不识的村人，他们有什么理由看不起书呆子呢？
母亲说，“书毒头”的说法有个来由，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余秋雨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忙问：“后来印度人傻了吗？”
母亲说：“这我不太清楚。但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毒的。”
后来余秋雨长大后明白，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蠢”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蠢头”，不过是躲在书籍中的小虫的意思。
不过在当时，“书毒头”还是成了余秋雨心中最不耻的字眼。他将语法课的内容向同学们转述了一遍，同学们都觉得很好玩。再上课的时候，如果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弄得老师莫明其妙，一再地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
余秋雨认为小时候听那位老师讲语法，是他童年时代种下的最珍贵的疫苗，帮他防治了一辈子的学术流行病。在他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语法课也给母亲敲了一个警钟，“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下去。她与祖母商量，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七岁的余秋雨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
余秋雨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次年，母亲怀上了他的二弟，又把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交给了他。从此每天晚上，村民就在这屋子里围着余秋雨。他感受到村民热切赞赏的目光，感受到这份工作的光荣，他小小的心被众人托起，他觉得都快挨着星星了。
不过把这么繁琐的事情搁在一个八岁孩子的身上，实在是委屈了他。但是余秋雨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他小小的虚荣心依附在责任心上，责任心驾驭在快乐上，快乐让心情放飞。他于是对这些琐事乐此不疲，惟恐不能将事情做好。
对于余秋雨来说，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一家是村头的讨饭奶奶。她现在不讨饭了，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她便成了军属。她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毛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每天余秋雨上学经过她家，经常能听到她“哎哟”的叫唤声，凄凄哀哀，让人心里总是阴凉阴凉的。讨饭奶奶很希望她的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可是作为普通战士，儿子没有这个能力，而当地的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所以村长、乡长都无能为力。村里能做的就是，每逢过年过节给她送一点粮食，但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余家，要余秋雨给她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叫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因为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所以余秋雨一看就知道那些字写得很好的来信都是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先讲一段当前形势，再写自己的近况。老奶奶让余秋雨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部队终于有答复了，虽然不能在浙江给她找医生，但信里夹有一页给乡政府的信，意思是要乡政府多照顾一下老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