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系浙江余姚
浙江是我的家乡。祖先怎么漂泊到浙江来的且不去管他，而我的生命却确确实实首先出现在浙江的，并在那里首先拿起书，握起笔，认了字。是的，不管我今天写下多少文章，从笔端流泻出来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浙江给予我的。最初在纸上划来划去就像道士划出一个咒符，没想到一个个小小的咒符竟能拼接出一大片，拼接出我的生命与外部世界的大沟通。沟通的范围越来越大，却无法忘记沟通自己的起点是浙江的一个小山村。
这是《秋雨散文》后记中余秋雨描述他与浙江难解的情缘。
余秋雨1946年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那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村前是一垅垅的水稻田，村后是上林湖。每当微风掠过，湖面泛起阵阵涟漪，涟漪过后，倒映湖中的葱茏的杨梅树，仿佛仙女，婆娑起舞。余秋雨从小就喜欢到湖边玩耍，他常依在杨梅树旁，静静地看着这灵性的湖水。这湖水养育了他，滋润了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余秋雨的情智就在这里催生，余秋雨的灵性在这里释放。
十几年前因行政管辖的需要，桥头乡从余姚县划归了慈溪县，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一文中写道：
我不想过多地责怪改动行政区划的官员，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改动对四方游子带来的迷惘是难于估计的。就像远飞的燕子，当它们随着季节在山南海北绕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屋梁上的鸟巢还在，但屋里的主人变了，屋子的结构也变了，它们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盘旋，盘旋出一个崔颢式的大问号。
尽管余秋雨对此有颇多的困惑，好在地名永远只是一个符号，不变的唯有余秋雨童年对余姚的那份感情。余姚对于余秋雨来说也是骄傲的象征，因为在余姚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一批振聋发聩的名字，诸如王明阳、严子陆、黄宗羲、朱舜水等。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时，也对余姚盛产硕儒的能力表示钦佩。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一文中继续写道：
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历世，犁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间世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
关于余姚的人才辈出还有两件令余秋雨感到惊奇和有趣的事情。一是余秋雨刚进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发现当时全院学术威望最高的朱端钧教授和顾仲彝教授都是余姚人。另一次，余秋雨参加上海市的一个教授评审组，来自各个大学的几位评审委员坐在一起聊天，发觉彼此乡音靠近，三言两语便认了同乡，然后都转过头来询问没带多少乡音的余秋雨是哪儿人。余秋雨的回答使他们怀疑他是冒充同乡来凑趣，直到余秋雨几乎要对天发誓他们才相信。这时正好走进来新任评审委员的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大家也连忙问他是哪儿人，王教授十分文静地回答：“余姚人。”这个场面实在有些无巧不成书的味道，然而偶然中存在着必然，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余姚自古到今，从来都不乏文人志士。直到现在，每每有人问起余秋雨：“你是上海人吧？”余秋雨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是余姚人”。
余秋雨原以为，余姚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余姓是当地的大姓，没想到并不是这回事，余氏家族是几经周折才搬到这里来的。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中继续写道：
身边多了一部《余姚志》，随手翻开姓氏一栏，发觉我们余姓在余姚人数不多。也查过姓氏渊源，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余氏的后裔，唐代之后世居安徽歙州，后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历史上姓余的名人很少，勉强称得上第一个的，大概是宋代天圣年间的官僚余靖，但他是广东人。后来又从福建和湖北走出过几个稍稍有点名气的姓余的人。
余氏在大陆、台湾都不是大姓，正因为这样，余秋雨无论在哪里见到余姓的人都感到很亲切，有一种归宿感和认同感。
余姚带给余秋雨的童年是美好的、有趣的，也是贫困的。当上林湖畔山坡上的杨梅成熟的时候，余秋雨就和小伙伴们一头钻进杨梅树丛中，尽情享受着那红得发黑、清甜微酸的果实。孩子们暂时摆脱了家长的管束，家里也可因此节省一点粮食。
村里的生活单调而纯朴。村民们围在一起说得最多的话题是余姚县城里的“养命”医院——村民们如此称呼这家医院。他们既没有钱也从来没想过要到医院去治病。他们的命是天定的，他们怕死在医院。他们宁肯少活几年也一定要死在家里，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乡间比迎亲还要热闹的出丧待遇。孩子们也喜欢这种时刻，因为出丧的目的地是山间，他们可以跟着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同进山。听着出殡家人的哭啼声，他们却有着别样的心境：凄婉中夹杂着一丝美丽，这美丽体现在他们略带兴奋又故作镇静的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是啊，他们想，死人是经常发生的，再说又不是自己家的人死了，于是他们就带着这种心情将出殡当成了难得的郊游。余秋雨在《笔墨记》一文中用有些凄美的语调写道：“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
余秋雨的家乡有很多规模不一的寺庙。童年的他对寺庙的活动感到新鲜，也感到敬畏，虽然他当时并不太懂得寺庙的真正意义，但他隐约知道，人们去寺庙礼拜，是因为寺庙是行善的地方，寺庙在他的心目中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以至他成人后的文化信条之一就是“文化的无伤害性原则”（《台北街头一盆水》）。他在《寺庙》一文中这样描写村里的老妪：
柴门之内，她们虔诚端坐，执佛珠一串，朗声念完《心经》一遍，即用手指拨过一颗。长长一串拂珠，全都拨完了，才拿起一枚桃木小梗，蘸一蘸朱砂，在黄纸关牒上点上一点。黄纸关牒上印着佛像，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圈，声如潮，老太太们念佛的声音渐渐含糊，脑袋耷拉下来，猛然惊醒，深觉罪过，于是重新抖擞，再发朗声。冬日雪朝，四野坚冰，佛珠在冻僵的手指上抖动，衣履又单薄，只得吐出大声佛号，呵出口中热气，暖暖手指。
余秋雨说他“自幼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从乡间老妪们的口中听熟的。”这种幼年的熏陶也使得余秋雨时时将目光投射在慈善事业上。他到台湾的时候，被那里的慈善事业感动，他说：“台湾社会文化的种种潜藏中，最震撼人的莫过于民间的慈善事业。”这些感动不断提高着余秋雨的精神境界，进而也影响着他的写作，他笔下的文字因而充盈着别样的魅力：温柔、细腻、多情。
二、河姆渡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余姚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不过从1973年开始，几乎国内所有历史教科书的前面几页都出现了余姚这个地名，这是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一文中这样表述着他既兴奋又复杂的心情：
河姆渡着实又使家乡风光顿生。一个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遗址，而人们平日里说起华夏历史总是五千年。河姆渡雄辩地证明，长江流域并不历来是茹毛饮血的南蛮之地而愧对黄河文明，恰恰相反，这儿也是中华民族的温暖故乡。当自己的故乡突然变成了全民族的故乡，这种心理滋味是很复杂的，既有荣耀感又有失落感。总算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好事吧，从七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切历史教科书的前面几页都有了余姚河姆渡这个名称。
后来，几位大师逐一恢复名誉，与河姆渡遥相呼应，故乡的文化分量就显得有点超重。记得前年我与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和画家程十发一起到日本去，在东京新大谷饭店的一个宴会厅里，与一群日本的汉学家坐在一起闲聊，不知怎么说起了我的籍贯，好几个日本朋友夸张地瞪起了眼，嘴里发出“嗬——嗬——”的感叹声，像是在倒吸冷气。他们虽然不太熟悉严子陵和黄宗羲，却大谈王明阳和朱舜水，最后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确信，我的家乡是神土，是福地。
余秋雨从日本回来后，一种强烈的欲望驱使着他回余姚看看。恰在这时，余姚政府也有意聘请余秋雨担任文化顾问，这正好遂了他返乡的心意。到了余姚，当地的乡土文化研究者姚业鑫先生执意邀请余秋雨先去参观河姆渡文化馆。在参观中余秋雨发现，当地七千年前就有了稻谷、谷壳、稻杆、稻叶，还有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等藻类植物遗存。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了人类最早的“防洪”住宅，这些住宅以“干栏式”建筑为主，其中最长的一幢长23米，面积达160平方米以上。这些住宅在距离地面0.8—1.0米的地方安置地板，再在地板上采用榫卯构成“半楼式”木屋。据考古学家研究，河姆渡文化的水井距今已有5600年。在烧制炊具和饮食方面，有学者根据出土的陶碗上所刻的图形，判断当时的河姆渡人不仅烧食猪肉，而且还在陶甑所盛的香喷喷的米饭上盖着一层梅干菜。这种现代人惯常使用的做法，很有可能就是从河姆渡时代遗传下来的。
河姆渡的历史，毕竟走过了七千多年，那时的人不可能不在文明与野蛮中搏斗，现在也无法来探究七千多年前河姆渡人的心态，或许野蛮和愚昧占据着很大的位置，只是那时的人们无法感知，那就是，考古学者在陶釜和陶罐里发现了煮食人肉的证据，而且，煮食的是婴儿！
这是人们不愿承认但必须承认的事实，人们宽容它的愚昧和野蛮，只是宽容它的时代，那是一个无人再去契及的时代，毕竟河姆渡人开辟了很多前人没有开辟的文化足迹，现代人不能苛求得太多，如果那样，也是不理智和公平的。
为了纪念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辉煌，今人在宁绍平原上建立起一座桔红色的现代化建筑，它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鲲鹏，在蓝天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的气派而倨傲。而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市，也有一个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遗址，它存在于距今7000年前的第四文化层，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个遗址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叠压着4个文化层，每个文化层的厚度在4米左右，它也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人类文明离不开水，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流域，都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今日人们以这种隆重的方式纪念它，是想挖掘一种民族精神，纪念其厚重的文化历史，也藉以展示数千年前先人的智慧和勤劳。
身为余姚人，余秋雨感受着河姆渡文化带给他的荣耀，他想走近它，用他的智慧、热情，对它回望、诠释。河姆渡文化影响着他，他的脚步由此迈得更加坚定有力！
三、读书，受母亲影响
余秋雨的成长和所取得的成绩，是与他的父母分不开的，尤其是母亲。试想，如果他出生于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家庭，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成功了。
余秋雨的母亲算得上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穿的是在上海精心制作的旗袍，加上其高贵娴雅的气质，让村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更让村里人仰视的是，他的母亲居然还能识文断字。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乡村，能达到如此文化程度的妇女是不多的。余秋雨在《老屋窗口》一文中这样回忆：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像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到乡下，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接契约，视为奇事。好多年了，母亲出门还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母亲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
母亲的到来无疑是乡村的福音，自从她来以后，屋子里便经常坐满了人。无论白天、黑夜，母亲都要给全村乡亲写信、读信、记账、算账。村民只要收到信，也根本不考虑信的内容能不能公开，就老远嚷着跑到余家，这时母亲就会放下手中的活，或者手中正写着的信，开始念信。听母亲念信便成了村民最享受的事情，他们会以类似猜谜的心情，伸出长长的脖子聆听信里到底要说什么，或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到高兴的事情大家哈哈大笑，听到不好的消息大家又会由衷地唏嘘、惋惜。然后大家开始发表议论，帮这位村民想办法、出主意。
几年的义务读信、写信，非但没有让余秋雨的母亲感到厌倦和抱怨，她还提出免费在村子里办识字班。为了方便村民，她将上课的时间排在了农闲时。不过母亲粗粗一算村民人数，觉得这么多人自己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于是想到了“破产地主”朱炳岱先生的年轻妻子，打算让她教数学。朱炳岱的妻子叫王逸琴，是个身材娇小、美丽动人的女子，她比余秋雨的母亲还小一岁。母亲将这种打算告诉王逸琴后，她的脸上先是掠过一丝欣喜，稍许才迟迟疑疑地对余秋雨的母亲说：“我是地主的老婆，别人都不喜欢我到外面走动。”
余秋雨的母亲说：“我还是地主的女儿呢！”
王逸琴说：“万一人家拖脚怎么办？”她说的“拖脚”在当地是检举揭发的意思。
余秋雨的母亲回答：“有人拖脚，我们歇手。”
王逸琴加入到识字班后，余秋雨母亲的信心更足了。那时余秋雨已经会走路说话，他耳闻目睹了母亲写信、读信、看书、教书的过程，以及母亲对待村民真挚的感情。这一切都在无声地启迪着他。
识字班开始时是在余秋雨家东门口的堂前开办。母亲一家家的上门动员，大家听说上识字班不交学费、不误农活，都抢着要来。
母亲把一块深色门板当黑板，拿着几支从半里外的小学要来的粉笔便开始上课。每天上课时的景象真是壮观，男女老少都涌过来，黑压压都是人头。由于上课时人太多，吵吵嚷嚷的，母亲便想到把识字班搬到祠堂里办，那里桌椅多，地方也大。
余秋雨回忆说，识字班办得很苦，经常是下雨下雪，不能干别的活了，才上课。两个女子撑着伞，在泥路上走，从来都是她们等学员，没有让学员等过她们。母亲平日不怎么打扮，但每次去识字班前却总要在镜子前妆扮一下，王逸琴也一样。远远看去，两个年轻的女子像两个新出嫁的漂亮媳妇。
只可惜，识字班只办了三年。这期间，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去世，接着王逸琴再嫁，没想不多久第二个丈夫又去世。于是王逸琴悲痛得实在没法教下去了。
没有了王逸琴作伴，母亲也没了心情，识字班只得解散。
识字班解散后，妈妈又开始给乡亲们读信、写信。在余秋雨的印象中，他家的前间，永远是挤挤嚷嚷的。尽管挤挤嚷嚷，母亲也从不忘将刚刚会说话、会走路的余秋雨带在身边，让他在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自发产生对学习的乐趣。如果余秋雨在旁边吵闹，她就会轻言细语地对他进行教导。母亲的言传身教像雨露滋润着余秋雨，他渐渐懂得：做文化人是高尚而神圣的，是受万人尊重的。
四、祖母与“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