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一番条分缕析、入情入理的话，使梁漱溟顿开茅塞，心悦诚服，他无限感慨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话！您今天的谈话，真使我豁然开朗，心中的愁闷一扫而光！”
第一次晤谈，从下午6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因时间太晚，他们约定明晚继续交谈。临别，梁漱溟拿出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请毛泽东指教。
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两人谈兴甚浓，欲罢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乡村建设理论》，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其实，1951年梁漱溟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对10余年前延安窑洞里的争论做了结论。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
中南海毛泽东家的座上客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党外老朋友梁漱溟。
1950年1月，重庆解放才两个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电邀身在重庆的梁漱溟来北京，共商国是。当梁漱溟到达北京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恰好出访莫斯科。3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返抵北京，在火车站欢迎的人群中，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梁漱溟，他快步走上前去，微笑着紧紧握着梁的手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到我家做客，长谈，再干一个通宵也成！”
毛泽东老友般的亲切话语，使梁漱溟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晚上中央政府举办的宴会上，二人约定次日到中南海颐年堂叙谈。
3月12日下午5时许，梁漱溟作为座上客，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毛泽东早在颐年堂院门等候，并由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陪同，三人一同来到会客室。一番简单的寒暄过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征询梁漱溟对国事的意见。一向爽心直口的梁漱溟随口答道：“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毛泽东摆摆手，笑笑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毛泽东这最后一句话，是梁漱溟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他迟疑了片刻回答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之所以这样回答，当时有他不便说出的顾虑。他考虑到自抗战结束以来，他一直以“第三方面”的资格，参与国共两党的军事“调停”，为国内和平奔走。现在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全国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尚有疑虑。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奔走效劳。若一旦参加了新政府，自然便失去了为各方面说话的身份。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面露不悦，但他随即说：“那样也好！在新中国，民主党派有许多工作可做。共产党是离不开民主党派的，不参加政府，也有许多工作需要梁先生去做。您可以当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里面，就可以为我党建言献策，可以搞调查研究，可以研究一些国家重大问题。”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梁漱溟便说：“到京两个月来，我感觉到近百年来患难中的中华民族可能由中国共产党而开出生机来，但这不过是种感觉，尚未成为一种确切的认识，所以想到国内各地走一走，仔细观察思考一番。”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梁漱溟的这一请求，并建议他先到山东、河南和东北老解放区看看。
从1950年4月开始，历时5个月，梁漱溟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地区的城市、农村，所到之处，都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使他备受感动。9月23日，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梁详细汇报了这次考察沿途的所见所闻。联想到梁对中国农村的固有看法，毛泽东发觉这次考察归来梁的思想有所转变，于是建议他再到南方新解放区走走看看。
1951年5月，梁漱溟主动报名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四川农村。9月3日晚，也就是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即用车把他接进中南海，听取他的意见。
从这之后，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日见频繁，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有一次晤谈，谈论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谈话的气氛从来都是坦诚而从容的。
然而，1953年在一次会议上，这对老朋友因意见分歧而发生公开冲突，竟使他们的友好关系一去不复返。
毛、梁“九天九地”的争执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请周恩来总理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
9月9日上午在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发言，谈了自己学习总理报告后的几点体会。后来周恩来找到梁漱溟，希望他能在大会上把他的意见讲一讲。梁漱溟当即答应下来，并连夜做了认真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