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在日本的吴锦堂来信，说东方公司曾向福建马尾造船厂定购一艘轮船，被东方公司拒收，船厂准备削价出售。虞洽卿一想，买这条船很划算，既省钱，又可以马上投入使用，省去很多时间。于是，建议董事会开会讨论此事。但是，股金尚未筹足，哪来的钱买船？虞洽卿提出借钱买船。负债经营在当时需要一番魄力，董事们闻言立即大哗。虞洽卿倒是胸有成竹，说：“大家如果齐心协力，为公司多揽业务，何愁负债？此次筹股，宁绍同乡极为踊跃。我们吸纳的多是散股，光这些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坐船，就是一笔收入，何况还有更多的甬人支持我们。”
在虞洽卿的坚持下，董事们最终同意借款买船。虞洽卿又去找金融界巨子宋汉章帮忙。宋汉章也是宁波人，对兴办轮船公司大为赞同，不几日即拆借来二十万元。在宋汉章的帮助下，买轮船的钱凑足了。很快，宁绍轮船公司买回了马尾造船厂的那艘船。
有了轮船，还有难题，就是找不到码头。水深港阔的黄浦江是最好的轮船停泊处，但漫长的黄浦江岸却没有宁绍落足之地。1843年，英国领事巴富尔为日后进行大规模的殖民侵略，就不断在上海口岸寻找停泊处。巴富尔擅自将洋泾浜至苏州河口的黄浦江定为停泊界。随后，各国列强接踵而至，纷纷抢占黄浦江西岸的岸地，四处修码头、货栈和仓库。签订马关条约以后，西方列强拥有了开矿设厂的特权。开始在黄浦江边扩建码头。他们在浦西改建旧码头的同时，修建新码头，大肆侵占浦东的空余岸线。二十世纪初，上海董家渡至杨树浦的沿岸随处可见西方列强的码头、堆栈和仓库。西方列强利用上海港区，完全控制住了上海的进出口咽喉，紧抓经济侵略的主动权不放。
虞洽卿找了几家外商码头，均碰壁而归，先是日商的外白渡桥东洋公司码头，原想这家码头与沪甬航线上的英法公司不沾边，又很便利，许与重金，定能成功，不想英法两公司得知宁波轮船公司成立的消息后，早与日商通了气。日商在英法租界地面上不敢得罪英国人和法国人，直言相告：“虽然我们想把码头租给你，可英法领事有言在先，不让我们租。”真是岂有此理！虞洽卿心说既然找不到码头就找你们去，憋了一肚子气径奔法国领事馆。
到了法国领事馆，并不说找过日商的事，只说自己创办了一家轮船公司，这黄浦江岸虽阔，却找不到停泊之处，请法国领事帮忙。法国领事敢在背后施伎俩，却不敢在正面与虞洽卿发生冲突，笑着说：“虞先生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只是……”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虞洽卿故作不懂，道：“只是什么？”法国领事只好说：“宁绍是华商办的公司，在法属码头出入极不方便。既然虞先生是自己人，我破个例。只要宁绍公司在法国领事馆注册登记，悬挂法国旗帜，就可以在法属码头停泊。”虞洽卿本是赌气而来，岂肯低头，愤然作别。心道：“我偏要租个全上海最好的码头。”
虞洽卿把目光投向了寸土寸金的十六里铺码头，那里是上海的黄金海岸。虞洽卿暗自发誓：“我一定在十六里铺争得一席之地。”此时，十六里铺码头正被大达轮船公司包租，大达公司经理张謇与英法两国有着特殊关系，虞洽卿知道正面相求，定无结果，心想这大达轮船公司乃官商合办，何不拜访端方大人，以求支持。此时端方尚在两江任上，虞洽卿正好筹办劝业会，时有工作往来，说话极为方便。端方遂写信给上海道袁树勋，着令大达公司让出一块码头给宁绍轮船公司。
虞洽卿回到上海，并不等上海道的消息，先去拜访张謇，将端方对此事的态度通报与他。张謇是南通人，光绪二十年中的状元，人称张状元。南通、上海有许多张氏实业，他的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和天生港轮船公司相当有名，张謇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如日中天。张謇见虞洽卿有两江总督的支持，不敢得罪，笑道：“既然是你的事，老夫怎能不帮？明日我便通知码头，你静候佳音好了。”虞洽卿恭敬地说道：“多谢张老成全。我还想在码头设置货栈，还望张老一起行个方便。”张謇索性好人做到底，点头应允。
解决了码头问题，通航在即，宁绍轮船公司内部又发生了争执。在票价问题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将票价定在五角，是其他三家轮船公司的一半，这比较符合创办轮船公司的初衷，也符合广大宁绍同乡的利益。另一种意见主张票价略微低于其他三家公司即可，说宁绍初创，票价过低，难于获取利润，而且明显与其他三家做对，徒树强敌，对公司不利。虞洽卿倾向于前者。他发起创建宁绍轮船公司，本就想利用宁绍两帮的势力挤走外轮，然后再霸占沪甬线。可惜，在董事会上，后者却占了上风。虞洽卿不甘心，在他的极力反对下，董事会未能形成决议。
第二日，董事会再次开会议讨此事，两派意见仍是争执不下。虞洽卿心中焦急，有些无可奈何，话题一转，问道：“诸公可曾去过外滩跑马场？”诸人不解其意，多是摇头。原来，西方列强为了在上海寻欢作乐，1850年将河南路以西、南京路以北的大片土地，强行建成公园，用以赛马。随着地价的上涨，1854年该公园被卖出，西方列强又将西藏中路以东、北海路以北，湖北路、浙江路以西、芝罘路以南的空地建成公园和跑马场。1862年，新公园再次被高价卖出，西方列强又在租界外建起了第三个跑马场，这里就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娱乐场所。虞洽卿指的就是这个跑马场，上海的娱乐场所只为洋人提供服务，不允许华人进入。虞洽卿笑道：“虞某有幸应荷兰领事之邀去过跑马场，可虞某最终没有进去。”诸人问：“为何不借机看看，以饱眼福？”虞洽卿道：“诸君不知那块‘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吗？试想，洋人携妻带子，牵着小狗，自由出入，我华人连那条狗都不如吗？虞某焉能不知羞耻。诸君还记得当年苏州河上的义桥吗？”众人道：“义桥之事，历历在目，此等义举，方长我国人志气。”
原来，横贯上海的苏州河使英美租界的交通非常不便。1856年，怡和洋行的威尔斯和一些外商在苏州河口修建了一座木桥。但中国人过桥，每人要交一文的过桥费，后又涨价。这令上海人民非常愤怒，几个爱国绅士集资在木桥附近搭建浮桥义渡，木桥的生意一落千丈。这座浮桥被上海人赞为“义桥”。1873年，工部局在苏州河口兴建了“外白渡桥”。1906年，外白渡桥改建为钢架桥。随后，又在苏州河上兴建了浙江路桥。慑于国人的反抗，后来修建的这几座桥不得不允许华人免费通过。虞洽卿道：“过桥还要交税，这与抢钱有何区别？我们是甬人，我们运的也是甬人，岂能重利忘义，步洋人后尘？”众人闻言，不禁汗颜，反对之声渐弱。
就这样，宁绍轮船公司终于挂起了“立永洋五角”的牌子。正式通航那天，这块牌子格外引人注目，宁绍同乡自豪地说：“这是我们的家乡轮！”宁绍轮不但票价便宜，而且船员服务也热情，客运货运都非常兴旺。沪甬航线上的外商航运业因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太古公司有班船甚至放了空船。为了进一步提高宁绍公司的声誉，虞洽卿故意让宁绍轮和太古公司的“北京”号同班发船，往往“北京”号驶出港口，宁绍轮紧随其后，然后开足马力，超越“北京”。当时众人将此事编唱为歌谣：“宁绍斗太古，乘船不再苦；三北虞洽卿，‘宁绍’追‘北京’。”
宁绍轮船公司的出现，导致其他三家轮船公司联盟的瓦解，东方公司率先宣布降价，与宁绍公司看齐，接着“招商”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太古公司英藉经理对此恼羞成怒。三家公司联合提价本是“太古”的提议，而其他两家弃盟而去，剩下“太古”一家，孤掌难鸣。太古公司的经理眼见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不仅打破了三家轮船公司对沪甬线的垄断，而且后来居上，独占鳖头，岂肯服气，说：“‘宁绍’胆敢和我们斗，他有什么资本？就凭宁绍公司凑起来的几个小钱？我们太古公司家大业大，还斗不过小小的‘宁绍’，我们不仅降价，还附送乘客毛巾肥皂，给‘宁绍’点颜色看看。”
“太古”也把票价降到五角，还附送毛巾肥皂，这一消息很快在乘客中传开了。会有这种好事？大家不禁狐疑。当毛巾肥皂送到众人手中时，大家变得势力起来，一些乘客又被太古拉了回去。宁绍同乡见有人贪图小利，气得直骂：“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小人，若不是宁绍公司，其他三家能降价吗？怎能图小便宜拆宁绍的台？”遇到犹豫不决的，宁绍同乡就会主动上前做工作，说：“外国佬以前怎样待我们？送毛巾肥皂，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有宁绍同乡的支持，太古公司虽然又降价又送东西，但收效甚微，“宁绍”照常客满。太古公司一招不成，又生一计，仗着财力雄厚，再一次降价，并雇佣许多人在上海大造舆论。“太古降价了，票价三角，附送毛巾肥皂照旧。”一时，上海城到处都能听见这种广播声。太古公司不惜血本，再一次降价，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乘客骤增，宁绍公司的乘客则大大减少了。太古洋经理狂妄地说：“不出两个月，宁绍就要被我挤垮。”
宁绍公司确实本小底薄，经不住打击，公司内部再一次发生争论，矛头直指虞洽卿。有些董事指责说：“当初就不该与洋人做对，如今反被人咬了一口。”论实力，宁绍公司确实缺少与外国公司做对的资本，可是，虞洽卿心气高傲惯了，敢于以硬碰硬，面对众董事的责难，坚持己见道：“当初的决定是董事会做出的，如今遇到困难，为何把责任推到虞某一人身上？何况我们现在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降价，我们也降价。”虞洽卿给人的印象是天不怕地不怕，众人见他有些恼火，倒有几分怕他。朱葆三忙出来解围，安慰虞洽卿：“大家也是心急，发发牢骚罢了。愈是困难之时，愈是大有作为之时。大家还是想对策的好。”董事长乐振葆也插话说：“洽卿，我们大家还是相信你的。”虞洽卿道：“我刚才说的是气话。太古降到三角，是逼我们将价格降到三角。但降到三角就赔钱了，我们本小，不能做蚀本买卖。我有个主意，发动宁绍同乡，成立宁绍轮票价维持会。公司先将票价降到三角，然后由维持会补两角，以弥补亏空，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太古公司斗下去。别看我们举步维艰，太古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就不信，太古能硬撑到底！”朱葆三笑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才是你的风格。我也不信宁绍同乡眼看着公司困难不伸出援助之手。宁波帮这边由我负责……”说完看着乐振葆。乐振葆当即表态道：“绍兴帮这边由我负责。”
吴锦堂来沪，闻听此事，赶来相助，问虞洽卿：“你看太古能支持多久？”虞洽卿对上海各大公司的情况了如指掌，说：“‘太古’不过打肿脸充胖子，实则外强中干，不出三个月，必然受不了。维持会如果能筹到十万元，就可帮宁绍公司渡过难关。”吴锦堂慷慨解囊，道：“这关系到甬人的声誉，我先认捐一万元，以后若有困难，可电告我。”虞洽卿感激道：“有前辈做后盾，还怕什么太古！”
在宁绍轮票价维持会的帮助下，宁绍公司轮渡过了难关。太古公司低估了华商的凝聚力，意识到挤跨宁绍公司并非易事，由于做不起长久亏本的生意，遂将票价涨回五角。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终以太古认输告终。此后，宁绍公司又添了些船只。虞洽卿看到航运业大有发展前途，遂产生了独树一帜的想法。1913年，他独自办起了“三北轮船公司”。
杭州湾南岸的浙东平原俗称“三北”，虞洽卿遂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三北公司。所谓“三北”，是慈溪、镇海、余姚三县之北的总称。虞洽卿的老家龙山正位于这一地带。这一带枕山面海，靠山的一带盛产水稻，靠海的一带盛产棉花，滔滔东海，鱼、虾、蟹、螺、蛤更是产量颇丰。龙山地区的物产，一向由陆路运往宁波，再由宁波转口。虞洽卿早就看到这里的潜力，此间货物若由海路运销，业务量一定不少。虞洽卿决定在龙山建码头，通轮船。码头建成后，他购买了三艘百吨小轮，慈北号、姚北号往来于舟山、沈家门之间，时称五山头线，镇北号行驶在甬江上，将龙山与沪甬航线连在一起。这就是三北轮船公司的雏形。三北轮船公司得到很大发展，是甬兴轮事件发生以后的事。
虞洽卿一直掌管着宁绍公司的业务，直到发生“甬兴轮事件”。虞洽卿虽是宁绍公司的总经理，可以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但遇到大事就要受制于董事会。1914年，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乐振葆提议出售甬兴轮，以解公司资金短缺之急。虞洽卿认为公司的困难克服一下就过去了，卖家底绝不是干事业人之所为，但董事会还是决定出售。
当时，有人愿出六万两银子，虞洽卿一赌气出了六万五千两银子。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一些外轮被征调回国，外商四处租借华船。虞洽卿将所购的甬兴轮租给了外商，双方议定年租金为三十万元。宁绍股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哗，纷纷指责虞洽卿此事做得过分，有投机取巧的嫌疑。于是股东大会决议：撤消虞洽卿宁绍公司总经理之职，推选盛丕华为监察人，代表广大股东向法院起诉，并申请扣押甬兴轮。
虞洽卿自出道以来，哪受过如此大辱。一面登报进行申辩：“本人事前反对出售，成交又经董事会议决，怎能指为舞弊营私！”一面找好律师，决心将官司打到底。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就在这时，朱葆三出面讲和。朱葆三劝他说：“我们宁波人一向精诚团结，才有今日之骄人地位，你不能因为一时之气，做出有损宁波帮团结的事，要以大局为重。”虞洽卿委屈道：“当时情形朱老是知道的。”朱葆三道：“毕竟有嫌疑嘛！你在上海滩闯了这么多年，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不让步，难道让大家让步？洽卿，众怒难犯啊！”虞洽卿也感到事态的严重，宁波帮是他在上海做大的最大后援，失去这个后援，将来的损失更大。见有朱葆三调解，顺势收篷，将甬兴轮退还给宁绍公司。从此离开宁绍公司，全力发展羽翼渐丰的三北轮船公司。
1915年，虞洽卿将大笔资金注入“三北”，添加了海轮，此时的“三北”已小有规模。此后，三北轮船在南北洋各埠往返，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西方商轮纷纷归国忙于战事，中国航运业呈现了货多船少的局面，运价不断上涨，民族航运业开始蓬勃发展，虞洽卿迎来了航运事业的春天。虞洽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投入百万元，为三北购来五艘大轮。又接收了英商鸿安轮船公司，三北公司迅速壮大起来。虞洽卿高举向列强“收回航权”的口号，向沿海及长江中上游拓展航线。短短数年三北公司旧貌换新颜，拥有了庞大的商船队伍，成为了民营航运业令人瞩目的新星。虞洽卿为三北公司也耗尽了心血和财力。
很快，三北公司成为中国民营航运业三巨头之一，虞洽卿朝着中国轮船大王一步步走去。截止到抗战前，三北公司拥有三十多艘轮船，总吨位达九万多吨，拥有二十多处分公司，其在全国沿江沿海商埠均有码头货栈，名副其实的“为民营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