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都是先前的事了。如今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是同志式的平等关系，社会虽有分工，但工作不分贵贱。在革命队伍中，以“同志”相称。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千百万工人农民士兵对自己的领袖列宁无不亲切地称呼为“列宁同志”。三十年代直至卫国战争时期，上下级之间大都以“同志”相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文件中，也曾有过这样的规定：在党内一律称为“同志”，不称职务。老一辈革命家带头遵守，身体力行。然而此道渐渐行之甚难，甚至行之不通。不叫他“××主任”，“××局长”而叫他“××同志”，那就不得了。修养差的，面有阴云怒形于色；略有修养的，口上不说，可心中怕是“别有怒情暗恨生”。
不由想起了前几年在一家报上看的一则“黑色幽默”，说的是某单位党委书记付有贵和年轻的副书记小郑称呼的问题。那付有贵同志，人们见了总叫他“付书记”，他闻之总要脸上“风起云涌”一番。“付书记——副书记”，这还得了？更成问题的还是人们称小郑为“郑书记——正书记”，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付有贵书记冥思苦想，先为小郑设计（实为“规定”）了称呼，如“郑副书记”、“小郑书记”等，然后为自己的称呼反复揣摩了一番，如“付正书记”、“老付书记”什么的。念来念去总觉不妥，一不得体，二不中听，三不自然。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付书记终于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心理折磨之后，想出了一个最为适合的万全之策：“今后大家就叫我有贵书记吧！”
“幽默”毕竟是幽默，不能当真。然而它总让人深思，干嘛对称呼问题这么“严肃”“认真”？称呼又不是“原则”，又不是论政绩，评职称，提工资。不过，在一些为官者眼中，它是“名份”，是“威严”，是“架式”，是让人们“围着他转”的象征，能是小事么？
当然，笔者不是强求为官者硬要人家称“同志”，而是说为官者对其称呼大可轻松些，“开放”些，洒脱些，被称之以“××长”之类的官衔当然可以称心，而一旦被之日“同志”时也应同样如意。何况“同志”往往比官衔来得亲切。
《四川统一战线》，1997，第2期“再过几年……”
那天与朋友侃未来。A君说现在他过的是紧日子，再过几年，家境就好过了；B君说再过几年，他可以达到一套漂亮房子，一部“野狼”摩托车之奋斗目标；C君说，再过几年，其女儿就毕业工作赚钱，解其后顾之忧了；D君说，再过几年，他可熬到个副处；而当中学校长的F君则不紧不慢地说：“再过几年，我的老师恐怕要跑光了——”
哄堂大笑，笑了之后或是惊愕或是诘问：喂，这怎么讲？不满现实，挖苦社会主义教育乎？
F君不慌不忙，一五一十吐出该校“教师荒”的境况来：“全校教师五十余名，去年跳槽调动或不辞而别者达20％，今年呢，其纯增长部分比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12％还高出1个百分点……”
此F君还怕你不信，立时掏出一张“立此存照”。
不过这不是“敝校”的，而是一张刚出版的《××日报》。文章不算长，可那标题是如此触目惊心：××市教委负责人忧心忡忡：——再过几年有的班级没有老师上课。
往下看去，那文章越来越令人出汗。文中写道：
“今年全市需补充教师4444人，可分来的大中专毕业生指标为1700人，缺口近2800人。其中××师范大学、××大学共有280名××籍毕业生，实际回到××的仅44人，其余236人大多数被北京、上海、汕头、中山4城市以每人3000元的价买走。
“一方面师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现有教师队伍又在不断减员。1990年至1992年，××市有611名教师跳槽，246名教师调到省外，67名教师不辞而别……”
教书育人，圣贤之事，乃千秋万代的立国之本，而教师厌教、跳槽或弃教而走，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之危机。教师心猿意马，纷纷跳出教坛，同战场中士兵纷纷开小差同样可怕。
平心而论，教师们近年来的境况总算比“臭老九”时代好得多了，舆论重视了，有人关心了，而教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实实在在得到了改善。而时下教师跳槽，远走高飞不辞而走，大概又是“事出有因”——与自身利益大有瓜葛吧。衣裳比不上别人的挺括，腰包比不上别人的鼓胀，待遇比不上别人高，住房总又比别人的差几档，教师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能“六根清静”、“安分守己”吗？一个劲儿要马好好拉车，又不给马儿好好吃草。
不由想起前几年某大报的一篇专门谈“节”的文字，文中说，如今是“人造节热”，一年来大大小小、各色类等的“人造节”计有500余个，“节”造出来后热热闹闹地“庆”，风风光光地吃，舒舒服服地玩，好不惬意。相对之下，教师节多是不闹不吃不游玩——凄凉多了。别说是“闹庆”，就是教师们的正常工资，也有不少地方是一拖再拖的呢。这也许是“再过几年教师跑光”的又一重要论据吧？
常听到这么一句话：“教师是全社会最受尊敬和羡慕的职业。”然而“再过几年，教师跑光”的说法叫人心里发冷，愿这不是事实，然而这偏偏是事实。
《杂文报》，1994．9
真牙膏·假牙膏
今时假冒的东西虽屡打而未尽，奈何天！假茅台、假人参、假玳瑁、假珍珠、假香烟、假洗发精、假胶卷、假天然椰子汁之类，方兴未艾，令你防不胜防。那天上街，听见一位家庭主妇将一支牙膏上下左右端详了好一阵然后问售货员：“这牙膏是真的吗？”不禁要发笑。“假作真来真亦假。”假货害人害到这等程度，令人感慨不已。
假货害人，假事当然更加害人。不由想起了某些机关单位桌面上堆放着的一叠叠报表一份份总结来。少少许说成多多许，小小的“报”成大大的，低低的吹出高高的，不亦“假”乎？“别信那些吹牛数字！”这类群众语言听得多了，不由想起法国学者蒙田的这句名言来——“如果对方是专门撒谎的人，那么我们相信他们的反面就是了。”
据说今时这种的造假很有韧性，虽屡遭“严打”也能顽强兴盛而不衰。何也？原因固是很多，但如果你看完下面某记者采访某乡村干部的“采访实录”，恐怕就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村支书：“……要问去年人均纯收入，我们村可有三个数目。第一次报上去的是808元，到乡政府不但通不过，还挨了一顿批评。后来我们咬咬牙忍痛加了一点，报了个831元才算过了关，而实际上真实数字要比上报数少200元。”
记者：“水分太多了，干嘛要这样报呢？”
村会计：“不这样还行？晚稻收镰不久，乡就把我们召集到一块‘统一认识’，说这次县里刚开完会，定下上报数的盘子，要在880元左右。我们乡17个村，分为上中下三类，我们村属中等，不能低于860元。”
记者：“全乡17个村都是这么干的？”
乡干部：“那当然，我们还算好，只返这一次工。有的村折腾了三四次，支部书记当场骂开了娘，才通过……”
原来国人不畏假。岂止是不畏，还目为鲜花美酪“好”之“癖”之呢！
“假”风在中国数千年来可谓源远流长且香气扑人。不少孤家寡人就是在其中糊里糊涂地陶醉，也糊里糊涂地倒下去。“假”风吹到“指鹿为马”的田地，江山还不“崩”吗？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中写开封官吏得知真宗皇帝要登御楼察看民情，事先将城中的贫穷人家尽赶出城。真宗登楼，但见满城“士女繁富”，欣欣向荣，龙心大喜，精神得到陶醉，官吏们也捞到了不少好处。吹“风”者乐是乐了，可社稷却得倒大霉了。培根说过：“撒谎者，只不过是‘对神的大胆，对人的卑怯’而已。”腹怀虚荣私欲，自欺欺人，到头来只能是害国害民害己。
古今中外开明的领导者无不恶“假”，主张实事求是，说真话。“大跃进”、“文革”中说假话办假事将国家推入深渊。虽说那荒唐岁月已不复再来，但今时那些光怪陆离的，形形色色的假话假数字假报表假总结，却也顽强坚韧，以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常见有严打假冒商品的红头文件，而对这类人为的假事该不该“严打”？
从“真牙膏，假牙膏”说到治国理政，未免有点拉拉杂杂，恐多了无趣，因此打住。
《热地》，1993，第7期
公道·山薯·诺贝尔奖金
作为一个乡下人，侃乡下小时的故事是件相当兴味的事。记得十几岁时，虽说“两个文明”高度匮乏，但在孩童的记忆中倒还有乐透心的时候。最有趣最亲切的事莫过于那种“做公道”的玩艺了。那时候，过的是“生产队”的日子，打鼓出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没有电视电影卡拉OK之类的文化，也没有麻将骨牌的“四旧”。无聊之际，肚子总是要饿得咕噜咕噜叫。
温饱是最最要紧的，于是十人八人围起来“做公道”——杀鸡煮饭，一只或几只鸡从头到爪从肉到骨都平均分配，人手一份。这种饮食消费方式是以“排排坐，分果果”的平均主义为标志的。“公道公道”，“公平之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其本质。不难设想，有谁个要说这鸡我全吃啦，对不起，当心你的头要给砸出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