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最朴素的就是最深奥的。想起来真类似于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以小搏大，以轻举重。类似的原理，可以用时下一些包工头更为精辟的话去概括：“用咱的小钱去换大权，再用大权去获取更多的大钱。”说实在的，商海中总有着一批擅长于“攻关”的“企业家”，他们没有多大本事，却坚信“攻关也是生产力”，凭着类似于“百分之十定律”式的种种“定律”进行运作，一路夺关斩将，旗开得胜。君不见那些劣质工程队居然能揽到许多国营工程公司都揽不到的政府大楼、桥梁、高速公路之类的项目，并造就一个个令人拍案而起的“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乎？！
世上的事物无不有其存在的理由。“百分之十定律”或是“百分之×”之类的“定律”自然有着深刻的“中国特色”和社会基础的。某些政府官员或经济部门权要职业道德糟糕，总想在自己的权力上捞一把。倘若他高风亮节，为政清廉，你就是给他“50％”，他也不为所动。是什么使他想贪，敢贪，能贪，大大咧咧地贪而又无事儿一般？关键在于“吏制”、“吏治”的漏洞，换言之就是干部人事管理和监督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吃饭财政”的低薪制下，许多人很难抵挡某些诱惑。官员们说，我工薪这么低，不贪、不“捞”点儿怎么行？此其一也。政府职能转化，不是要“发展经济”吗？那我政府及其官员就什么都管，银行贷款、项目审批、工程发包、公司上市，无不抓在手里，其“作案条件”就十分优越，此其二也。权力过于集中，而又不受制约和监督，更没有那么一种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生杀予夺往往是一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王国，就有一些“主”，一些“爷”，“贪”得容易，“捞”得顺心，“发”得放心。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权大无边，不是敢指令一家报社花一亿多元钱去购买一幢极端劣质的商品楼吗！？此其三也。
想一想，这些年头，哪个被曝光了的书记、市长不“亲自抓”项目审批、工程发包、银行贷款之类的“美差”？是谁给他这个职能和权力？可以说，不是官员想贪，而是制度使他能贪，敢贪，甚至大贪特贪。在制度严明、监督有力、厉行肃贪的新加坡、香港，你官员敢贪，能贪吗？存在决定意识，咱们的可爱的A老板们，怎能不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去施行他那套得心应手的“百分之十定律”或什么别的“定律”呢？
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要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认认真真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改革：严吏治，厉法制，倡民主，强监督。不然，那些令人纳闷的A式的“亿万富翁”，触目惊心的“豆腐渣工程”，恐怕是永远断不了根的。
《天涯同舟》，2000，第2期
“士欲愚”之哲学
一日，与A君侃《水浒》。当侃到梁山泊大寨一百零八将以李逵、“三阮”、鲁智深式的鲁莽汉居多，如吴用之辈太少时，A君反诘道：“倘若梁山泊中尽是聪明透顶的吴用，宋江这第一把手之交椅能坐稳吗？”
有人推出一个命题：“部下全是聪明人是件头痛的事。”梁山泊总头目宋江先生有没有喜欢部下“头脑简单”尚未考证，但几千年来治国治民治“下”者们大都喜欢这等源远流长的“愚民”哲学已属无疑。二千多年前的儒家始祖孔夫子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便被历代统治者捧为圭臬。还有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也成为历代统治者之至宝。几百年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更是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权术·心术》中，提出“士欲愚”（士兵不要使其精明而要使其愚蠢，才有利于指挥）之哲学，并目之“兵治要略”之一，那道理也很简单：“兵哥儿”是去流血牺牲当“炮灰”的，谁都像诸葛亮、吴用那样思想复杂，神机深邃，妙算精明，能管得住调得动吗？据说三国的曹操先生就是因为部下杨修太聪明，“善知吾意”而借故将之杀掉。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先生更是此哲学的杰出的实践者，凡是皇上赞赏的有好感的下属，他第二天就让人家“卷铺盖”。此公当了九年的宰相，有德才者，一个不用，能钻善拍之小人却用了一大打。
如今没有皇帝，当然就用不着那“士欲愚”的哲学。天下是人民的，这就需要与之相反的哲学——“士欲精”，呼唤千千万万个诸葛亮、吴用那样睿智的人，为振兴祖国建设四化服务。作为一个领导者，身边尽是“吴用”，那实在是一件“善莫大焉”之事。
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有一部“台历小说”，写一妻子问其丈夫：你不能当科长，为什么偏要你当？答曰：“正因为我不能当科长，所以才让我当科长。”可以说是“士欲愚”哲学的生动写照。这虽然是“虚构”，但“艺术原型”却是有的。有的单位和部门中何以“三种人”（听话、顺从、老实的人）居多？盖因头儿们喜欢“低能儿”，“低能儿”好管。某单位“组阁”时先将那几位“吴用”式的人士“炒”了“鱿鱼”，而批量地弄来虽然“低能”但合乎自己心意之士来取而代之。“士欲愚”哲学可谓学得到家。前几年方成先生那幅“武大郎开店”的漫画，为什么那样具备轰动效应？我看恐怕与这种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的传播和“普及”有关。
改革盛世，人才辈出，千千万万个单位、部门无不腾龙跃虎。然而我真为某些“龙”“虎”惋惜，为他们“腾”不起来，“跃”不出去，卧伏于那信奉和笃持“士欲愚”哲学者们的“囹圄”之中受“困”受“抑”和受“缚”而遗憾。
《海南特区报》，1993．1．7，“符江专栏”
出汗说出国
现在咱们的同胞出国之事渐渐多起来了。出国考察、出国学习、出国进修、出国经商、出国办实业、出国观光旅游、出国联谊交友……一位供职于外向型经济企业的朋友开句玩笑说：过去出国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今出国就像乡下人进城赶集一样容易。
国人出国日多，自然是件大好事，至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改革开放，观念更新，国门打开，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往日盛。老外们大批大批地进来，咱们国人大批大批地出去，惟此咱们中国才以得走向世界，与世界经济文化接轨。回想当年。咱们的闭关锁国政策贯彻得十分彻底，别说能出国，就是有点“海外关系”也挨查挨整，其儿孙们也自感灰溜溜低人一等，那情景真叫人脸上发烧。
出国固是件大好事，但出国也与天下好事一样，怕就怕刮大风、“旋风”。而事实是你越怕它就越“刮”。某地区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新形势，动用账户里的公款，分期分批选送干部出国考察、学习、培训，声势显赫。不少市、县定出不成文的规定：凡属各级领导者均可出国考察、学习、取经。于是市长、镇长、乡长也成批成批出去，不亦乐乎！气得办事员们满口牢骚骂声不绝（据说此差距正在考虑解决）。
干部分期分批出国考察学习好则好矣，但倘坐下来细细算一下经济账，大脑皮层未免要烘热。一个人到外国，吃住行用，少说数千，多则上万、数万（外汇），如此这般“成批”计算，其数目叫人惊诧。咱们的国家还不富，不少地方财政还打“赤字”，人均收入还相当“羞涩”，不少百姓卖粮还“打白条”，中小学教师工资屡屡拖欠，未知咱们某些出国考察学习的组织者可想到没有？
更要紧的还是见贤思齐，比学赶超。他甲县能组团考察美国，咱乙县凭什么不能考察新加坡？他正的能出得加拿大，咱副的为何不能去马来西亚？他镇长乡长什么的都能到外面“潇洒走一回”，咱科长干吗不能去开开眼界？于是乎，该比的比，该学的学，该赶的赶，出国考察之“风”便平地刮起，越刮越烈。
不由想起了《西游记》的“三藏取经”。说句老实话，这位三藏先生不畏千难万险去西天取经，完全称得上是形式主义的极致。如来的三藏真经至圣至宝，凭着孙悟空的本领，让孙悟空一个人翻筋斗即刻取来便可，何必硬要让师徒四人历尽艰辛降魔伏妖去取？眼下的“出国考察风”，是否也有点“三藏取经”之味呢？
前几年某家报上说有位官员夹在某科技考察团中出国，人家正儿八经地谈业务，他却在洽谈席上打瞌睡，打呼噜。如此这般的出国，其效益实在令人担忧。然而你叫苦，他却在舒服惬意：“我这是赶上了时髦，潇洒走一回！”
写到这里，又该出汗了。
《三亚晨报》，1994．1．14
说谎说惯了
偌大之中国可谓无奇不有。话说1994年6月2日，浙江省云和县石塘镇镇委书记王林伟、镇妇联主任洪秀珍因赶舞场撞车身亡。这原本也没有什么大错大过。谁料干部们却将之说成为“外出搞计划生育”，“因公殉职”。一时声名大噪，引起县地领导的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王、洪两人治丧委员会”，组织较大规模的追悼会，并同意以组织名义在其墓碑上刻镌“因公殉职”之字样。（见《中国纪检监察报》）
好一伙石塘镇的干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偷梁换柱，指鹿为马。据说，这是经干部们反复讨论，统一口径后定的说法。
这些人何以敢如此这般指鹿为马且“指”得冠冕堂皇面无愧色？大概在于说谎说惯了，不怕你不信，就怕俺不说，况且身边眼见的也多是贪污有罪，撒谎无事。
中国人的说谎，确实也源远流长，在那千百年吃人的社会里，那贪官酷吏不是哄骗皇帝，把哀鸿遍野掩饰成“太平富贵”，直哄得皇帝或上峰连声叫好吗？即令是战败，也要有“屡败屡战”之光彩。在前些年，肚饿得咕咕叫，却说是“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讲形势，说够“大好”之后还不够，还要加上“不是小好”。改革盛世，这号劳什子居然没有绝迹。假数字、假材料往往搞得你生气。有一则假数字奇闻：“造林造出县外去。”某县某年至某年造林面积之总和居然超过全县的土地总面积！
好在现在是实事求是的年代，撒谎弄虚者有术，但也有限，到头来总得曝光现丑倒霉。那位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为信条的野心家早已身败名裂，“亩产万斤”之类也早已受到历史的嘲笑。单说如今石塘镇那伙放开胆子，将赶舞场死亡说成“因公殉职”的撒谎者吧，也早已是罚有应得，咎由自取：撤职的撤职，警告的警告，各得其咎。
是实事求是还是弄虚作假，咱们的学费交得太多了。社稷国家，四化大业，再也经不起扯谎弄虚造假地折腾了。不严肃纪纲，不执法如山，不动大力气动真格地整治那些说谎说惯了，且说得脸不红心不跳的谎言专家，咱们的事业的生气起色、兴旺发达，只能是镜花水月。
《法制周报》，1995．6．13
干吗这么多“庆”
改革盛世，万象更新，万里神州，一时知有多少好事、喜事、盛事？开工、投产、落成、创刊、新发明……无不需要大庆特庆。
有意义的庆，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不庆无以振奋精神，不庆不足以鼓舞人心，不庆无以扩大影响。无奈该“庆”“贺”的“好事”、“喜事”、“盛事”越来越多，厂有厂庆，校有校庆，报有报庆，刊有刊庆，场有场庆，还有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县庆、镇庆、乡庆、院庆、“集团庆”、中心庆、开发区庆。你庆我庆他也庆，处处皆庆。
我的天，干吗这么多“庆”？“庆”多也罢，惊诧的是其规格越来越令人慨叹。张灯结彩，花团锦簇，火树银花，车水马龙，贵客如云，高谈阔论，佳肴可口，美酒飘香，觥筹交错不亦乐乎。然后是挟着大袋小袋纪念品去游山玩水赏风光，更兼有各路新闻记者蜂拥而至专题采访报道，赫赫扬扬传千里。某县举办“建县四百周年大庆”，专门成立由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成员在内的超级筹委会，发函恭请海内外数千名贵客佳宾，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庆”足一周，花费款项数百万元计。相邻诸县，感慨之余无不“见贤”而“思齐”，也在跃跃欲试。
在如今这么多“庆”面前，加油派总比泼冷水派多。个中的道理再也明白不过：好事不嫌多庆。然而花这么多人力物力精力耗费这么大资财值不值得，那是妇孺所究之事！您想，钱是阿公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主办者、购物者可以从中拿多少回扣；沾光者、被请者，得多少实惠？有权在手，还不趁此机会捞一把，更待何时？一旦下台滚蛋，门前冷落车马稀，谁请你吃？谁给你回扣？白花花银子哪里来？我今天设“庆”请了你，你明天设“庆”回请我，礼尚往来，横向联系，此谓之“感情投资”。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没钱找老百姓找企业要去。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却对“庆”热持有不同凡响之见，他对近年来国人时兴为某某名人做百岁诞（也是“庆”的一种）大为忿懑，辛辣地讽刺为“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对这号劳什子，应该“息事省费”。我们今天数不胜数的“庆”当中，有没有钱先生所讽刺的那种“招闲人，谈废话，花冤钱”的劳什子呢？不敢说。
在提倡实事求是、务实兴邦的改革年代出现这牛毛般的“庆”之灾，真叫人出汗。须知浮夸、空谈、铺张浪费、误党害国，我们的学费付得够沉重了。
《特区展望》，1993，第4期
一个“忍”字怎生了得
“如今不是事事皆忍的年代，可一切都得忍着。”说这话的是一位与我有忘年之交的企业家。话虽说得有点偏激，但多少总有点道理。
确实，如今要忍的事不少见。你三番五次去办事盖章，他三番五次不给你办不给你盖。于是你三番五次地忍，三番五次给他磕头烧香。拿那位企业家的话说就是上一个项目花费的人力财力，跟那个项目的总投资不相上下，有什么办法？不忍也得忍；他在那里为你优质服务，这个费，那个钱，越收名目越多，款项越来越大，且越收越有理，不由你不忍；他为你培育新一代，学杂费一提再提，价码步步若上青天，你惟一能做出的反应是一忍再忍；得了急病送医院，要忍的事就更多啦，要住院吗？对不起，挤着呢，下个礼拜再说。要做大手术吗？请先孝敬“白衣天使”人手一“包”。人命关天，不由得你不烧香磕头给红包提好酒，连进太平间也没门，除非再交一笔。这码“黑色幽默”，真是让你忍破了肺腑！
中国人的“忍”是出了名的。勾践、韩信、刘备、王莽、娄师德者流无不是“忍”的佼佼者。宋朝宰相范质说：“人能鼻吸三斗醋，斯可为宰相矣。”娄师德官为宰相，其哲学就是“唾面而干”。张公艺九世同居其乐融融，皇帝搜集其经验，此公一连写了一百个“忍”字，写得皇帝也忍不住掉泪。古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中国民谚曰：“忍事敌灾星。”杜牧有诗句说：“忍则事堪喜。”“忍”是中国的国粹之一，是中国君子人生情操最高境界之一。
问题是如今虽已不是事事皆忍的年代，居然得事事皆忍。提起腐败现象不正之风时，个个都怒发冲冠，可个个都得一忍再忍，明知不可忍之而权且忍之——多么可悲的“二律背反”。当然这是“忍”出有因，这章不盖，事就不能办，项目就不能上；不忍，“下一代”就跨不进校门；不忍，“人命”就要“关天”；不忍，连太平间也甭想进得去。“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且几千年来国人都是难得糊涂能忍就忍，一忍消百灾的。
“忍”固然需要，但不能事事皆“忍”。某单位A君的房门坏了，按规定通知了总务处的木工上门修理。谁知三天过去了，均无音讯。第四天，A君火从中来，冲上总务处，指着房管科长的鼻子说：“是你派木工去把门修好，还是我去找你的处长？”说罢气呼呼拂袖而去。第二天，那房门很快就给木工修理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