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兴起，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经济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建。洋务派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举办洋务是从近代军用工业着手的。他们感到自己最缺乏的是坚船利炮，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近代“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认为清王朝一旦掌握了外国的“坚船利炮”，便可以强盛起来。洋务派办工业有三种方式：一是官办，二是官督商办，三是官商合办。官办就是完全由官府创办和经营的，是洋务派办军事工业的主要方式。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其主要精力用于军用工业。三十余年中先后办过规模不同的兵工厂24个，重要的有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福州马尾船政局、湖北枪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是1865年李鸿章筹办的第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军火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派所办军用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先后设有十多个分厂，分担不同的生产任务；另外还附设一所机械学校和翻译馆（译书局），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及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金陵机器局是1865年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时，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为金陵机器局，用外国机器制造火药、大炮，产品大都供应淮军及北洋三省，小部分调拨给南洋及临江各省。此局规模小于江南制造局，但受淮系集团的控制。后来李鸿章调到北方，金陵机器局仍然由他掌管。经费从淮军军费和江海关洋税等处调拨，每年5万两到11万两。
福州船政局是1866年由左宗棠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个造船厂。1866年，左宗棠在马尾港附近建立，1867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该局除铁厂和船厂外，1866年冬，还附设福州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学堂学法文和造船学，后学堂学英文和驾驶术，招收少年入学。
天津机器局是清政府特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1867年在天津创办的机器厂，制造火药，供给卫戍京师的军队使用。由于管理腐败，毫无成效，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该局改由李鸿章接办。李鸿章从香港招聘外国工匠加以扩充，使之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大型兵工厂，主要制造火药、子弹，以配合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枪炮。
湖北枪炮厂是由张之洞创办。1890年张调任湖广总督，把他在两广总督任内即筹办的枪炮厂随之迁移至湖北汉阳设立湖北枪炮厂。从德国购买机器，制造克虏伯后膛炮等。在华中一带是一所重要的大型工厂。
清政府办军事工业是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开始的。清政府感到统治危机，内忧外患一起袭来，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安内攘外。在灭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思想指导下，举办军事工业前期主要目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急需，但即便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他们练兵，举办军工的目的，也还是有两重意思在内的，正如曾国藩所说“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既有对内镇压的目的，也有对外抵抗外国侵略的目的。在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抵抗外国侵略的目的就更突出了。
洋务派的兵工厂，是使用机器生产或者半自动化生产。使用机器生产，是中国生产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进步，表明了生产技术的变革，反映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控制力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些军工企业的出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新事物，所有权都掌握在洋务派手中。而洋务派的成员是清政府中一部分掌握实权的官僚和地主买办，他们并不是纯粹的资本家。新生产的产品不是一般意义的商品，它们所生产的船舰、枪炮、弹药均由清政府统一调拨给军队使用，如江南制造总局产品主要供淮军使用，福州船政局供养着福建海军，不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生产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谋利，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到市场进行交换。从生产关系上看，一般讲是雇佣劳动关系。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但有时由士兵服役，他们按照军事编制进行生产活动，“工役有犯，均按军法从事”。江南制造总局规定“机器宜择人指授，工匠不能随意去留”。工人们仍受着封建工役制度的压迫，并不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这些企业非但不具备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反而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由于洋务派都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他们在创办和主持近代军事工业时，不可避免地把封建官场中盛行的官僚制度带入工业中去，使工厂变成了衙门。伴随工厂衙门化而来的是经营管理方面的混乱和腐败。封建官僚制度带给这些工业的另一个恶果，是经营管理的腐败，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高昂。
有了新式武器，还要有新式军队使用它。洋务派的“自强”是从制械和练兵两方面入手的，练兵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终，这就是训练新式的陆军和海军。清朝旧有的水师和海防设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暴露出远不能对付外侵。有识之士早有加强海防的呼吁。北洋海军是清政府最主要的一支新式海军，也是洋务事业中筹建时间最长、用钱最多的一项，1875年筹建，1888年正式建军，始终为李鸿章所操纵。大部分舰只购自国外，19世纪70年代主要向英国购买，19世纪80年代起逐渐转向德国购买。“定远”、“镇远”、“济远”、“经远”等都购自德国。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处理海军日常事务。1887年，李鸿章奏准淮系将领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经19世纪80年代多年修建的旅顺口和威海卫成为它的两个主要基地。1888年正式建军时，共有大小舰只20余艘。1895年，北洋海军在中日战争被歼灭于威海口。
洋务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首先，适应经济法则的要求。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矛盾上升、发展军工的需要，以及洋务派对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求富”的口号，知道“必先富而后能强”，主张“富强于富”。主张在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同时，把一些近代化的经济设施移植过来，以增加清王朝的力量，化弱为强，变贫为富。李鸿章曾说：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主要是由于贫穷；西方国家领土幅员不如中国辽阔，每年财政收入之多却很惊人，无非是由于它们开采矿产，征收铁路、电报、邮政等税。衡量目前的时势，中国如不早图变计，仿照西方的设施，那么以贫交富，以弱敌强，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患。认识到国防强大的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工业与之配套。其次，出于发展军工的需要。洋务派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费巨大，有出无盈，日益感到经费的不济；而清政府鉴于财政枯竭，虽然“百般罗掘，仍不足用”。同时，军工的发展也迫切需要获得原料、燃料的供应以及运输、电讯等事业的配合。李鸿章一再指出，机器、船舰“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要求自行开采煤铁，以免受洋商的控制，同时还主张建立新式交通运输工具和近代化的电讯工具，以便使军事工业能够正常运转。军事工业的经营，推动了民用企业的兴起。第三，出于维护民族利益的要求。鉴于洋货入口日增，华民生计日少，白银不断外流，利权日益丧失，因而主张堵塞漏卮，“分洋商之利”，与商人进行“商战”，收回已丧失的一部分利权。当时有许多民用企业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兴办起来的。第四，洋务派对军工企业的苦心经营，在经验、技术、人才方面为发展民用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性企业。1872年，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委派从事商船业的富商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在上海设局招集商股，当年计招得四十七万六千多两，定为官督商办，正式开张。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招商局的海外航运，屡受挫折。
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用机器采掘的大型煤矿，1877年李鸿章派唐廷枢在滦州开办。原拟官办，因清政府财政拮据，改为官督商办，总计招得商股80万两。1878年开始以进口机器钻探开采，至1881年日产煤达五六百吨，除供应招商局及天津机器局使用外，还有余额可供出售。但好景不长，1900年被英商夺走。
天津电报总局是1879年创办的，李鸿章在大沽和北塘海口炮台到天津之间，试架中国自建的最早的电报线路成功。翌年10月，设立该局。1882年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召集股本11万两。经营方式有官督商办和官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工厂，1882年创设于上海杨树浦。1880年李鸿章奏准拨给官款，派郑观应主持，官督商办，并请准享有专利10年。由于美国技师刁难，封建官吏营私舞弊，抽逃资金，直到1890年才建成投产。1893年不幸失火，厂房设备几乎全被焚毁。
汉阳铁厂是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任总督时为减少外耗而筹建的，并向英国订购机器。同年调任湖广总督后筹备芦汉铁路，他认为应尽量用中国材料与资本，故需大规模开矿炼铁。1894年6月开炉炼钢，“成色无异洋铁”，但产量低，亏损大，1896年因无法增筹经费，由盛宣怀接办改为官督商办。
湖北纺织四局是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昌先后建立的四个纺织局，1890年筹建湖北织布局，1892年开工，1894年增设纺纱厂，成立湖北纺纱局。1894年建立湖北缫丝局。1898年创设湖北制麻局。以上纱、棉、丝、麻四局，面积约16000平方米，共耗银五百余万两，经六七年之久建成。
民用企业多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购买新式机器，雇佣工人进厂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市场，以谋取利润。因而这些民用企业与军事工业不同，已是地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在经营管理方面，也还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们都由洋务官僚创办和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洋务派的代表以总办、会办、帮办等名义把持，产品又往往服从于清政府的调配，首先满足官方或军事工业的需要，从而使它们很难积累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民用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这些民用企业往往好景不长，有的瘫痪、停办，有的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吞，有的被迫转手让给私人经营，真正能维持下去的十分罕见。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与势力扩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轨道。原来在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大部分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摧残，仅有很小一部分步履维艰难过渡为近代工业。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特别是洋务派利用国家权力和资金所创办的近代民用工矿企业的成功及其获得的丰厚利润、近代企业的优越竞争实力与诱人的前景，激发了一部分商人、官绅和买办对资本主义生财之道的羡慕和追求。他们开始自筹资金，自办以蒸汽机或机械动力为主的工矿和交通运输等近代企业，于是逐渐产生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成为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经济基础。
民族企业的出现是在19世纪60年代末。现在一般是把1869年发昌机器厂的出现作为开端的标志。该厂前身是一家打铁的作坊，作坊主是方举赞，到了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机器，实现了由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厂的转变。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家私营近代企业。19世纪90年代初期，民族资本自办的轮船公司开始起步，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经济较发达地区。从发昌机器厂出现到甲午战争时的1894年，这是中国民族企业产生和最初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二十多年间，民族企业大约有百十来家，主要是轻工业和小型采矿业，机器工业为数很少，并且企业技术落后、规模小，大多分布在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因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挤压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摧残而使其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因此，造成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和自身力量的软弱。
民族资本特别是私营资本初期的经济特征如下。第一，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少得可怜。造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轻工业投资较少，企业建设时间短，资本周转快，获得的利润较高，与民族资本底子薄，基础脆弱的情况相宜。第二，规模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第三，分布比较集中，以上海、广州、天津等地为最多，其他零星各厂也都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便利出口，其次是为了运输方便，原料获得便利，另外与技术上依赖外国侵略者也有关系，这说明在中国民族资本产生时期从布局上便带有半殖民地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