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政权建立以后，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试图建立一个实行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表现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精神。但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不能建立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新社会。太平天国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但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封建化，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高潮中已经孕育着走向衰败的危机。《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基本精神体现了农民平均的社会理想，其核心内容（即土地和产品分配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则设计了达到这种平均的社会理想的途径和方案。它大胆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地主残酷剥削的强烈要求和获得土地的热切愿望，并且把农民的这种要求和愿望用政权发布的文件系统地规定和肯定下来，这是一项伟大成就。《天朝田亩制度》所体现的平均思想达到了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平均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反映了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会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使其固定化。此外，这个文件中的有关规定，还体现并肯定了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关系，这些又表现出它的封建落后性，表现出农民阶级的严重局限性。
此外，尤为可贵的是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的领袖们还对近代中国的出路作出了开拓性的探索。1859年干王洪仁主政后，根据自己对西方先进思想的理解，并针对太平天国存在的问题，经洪秀全批准，颁布了带有施政纲领性质的《资政新篇》。《资政新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使中国达到“富国强兵，俗厚风淳”的目的。
在政治方面，洪仁认为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没有提出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和羡慕。例如，说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的“最强之邦，由法善也”。并且，他明确主张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某些精神灌注于太平天国君主制度之中，例如主张政权既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又要反对封建专制的倾向，要求洪秀全自今而后遇事“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长率六部等议定再献”，并建议设立报纸，置新闻官和意见箱，使“民心公议”。他还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党联盟”。这既是一个设法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用人问题。
经济方面的内容是《资政新篇》的核心，《资政新篇》的主题就是效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他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修浚河道，以兴车马和舟输之利；主张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主张发展邮政事业；主张迅速发展近代工矿业生产，开矿设厂，并且奖励民间开矿，同时提出奖励民间制造火轮车、轮船及其他“器皿技艺”，“准专其利”若干年，“准其自售”，以大力发展民间企业。
《资政新篇》还包括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内容，主张设学馆、医院、育婴堂等社会福利设施，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及买卖人口，禁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学风文风。
此外，在外交方面，提出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资政新篇》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提出了反对封建制度、改造中国的设想，它当然还很不完备，并且有明显的重大局限，例如，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特别是没有反映农民的迫切要求——土地问题，它所提出的建设要求也脱离太平天国的实际。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系统著述和大胆设计，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对后人起着启迪的作用。
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及意义
1856年前后是太平天国军事形势发展的巅峰期。千里长江，上自武汉，下至镇江，几乎都控制在太平军手中。在天京方面，石达开破江北大营，天京附近清军的包围圈几年以来第一次被打破，军民欢欣鼓舞。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程度日益加剧，领导人的思想日益蜕变，生活上追求享乐，政治上争权夺利，致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定都天京以后，领导核心人物宗教色彩愈加浓厚，洪秀全“僻处深宫，从不出户”，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表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戚、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小集团，并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这些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尖锐，终于导致公开的分裂。
1856年8月、9月间东王杨秀清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在被迫答应后，密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和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回京，引发了天京事变。9月1日韦昌辉率3000名心腹先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将杨秀清及其眷属、侍从全部杀死，并在天京城内大开杀戒，独揽军政大权。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劝阻韦昌辉不应多事杀戮。韦昌辉再起杀心，企图加害石达开，石达开逃至安庆，调集兵力，起兵靖难。11月2日，洪秀全下令杀韦昌辉。11月底石达开回天京辅政，天京事变始告平息。但经过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对石达开心存戒意，以安、福二王牵制他。1857年6月石达开离京出走，带走精锐10万人。天京事变成了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一场自毁长城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它动摇了太平天国将士对太平天国理想的坚定信念，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丧失了趁机歼灭清军的有利时机，清政府趁机纠集军队进行反扑。于1856年底，攻陷武昌、汉阳，随后占领了江西大部分地区，并重建江南、江北大营，于19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提拔了一批年轻的优秀将领，其中以陈玉成、李秀成最为突出，他们为挽救太平天国的危局，在军事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太平天国在后期军事上出现了最后的辉煌。
1861年11月，辛酉政变发生，掌权的慈禧对内更加倚重汉族地主武装，对外决意依靠外国侵略者，中外反动势力公开联合起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62年2月，慈禧宣布支持东南地方官“借师助剿”。不久，太平天国在苏州、常州失守，苏浙战场失利，此时，曾国藩率湘军加紧围攻天京，天京形势更加危急。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被湘军轰塌，天京陷落。
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仍旧作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革命而最终失败了，但是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动摇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成为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建立起与清朝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建立了比较系统完备的制度，提出了以否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又提出了以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心的革命文献——《资政新篇》，提出并部分地贯彻实行了代表农民利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封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给予了猛烈的冲击，这无疑会起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成长和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出现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第一次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说明近代时期的农民不仅是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而且是反抗外侵的主力军。尽管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某些时候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他们坚持反对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坚持严正的外交立场，并且与配合清政府镇压革命的外国干涉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其深远影响鼓舞了以后的人民反封建斗争，同时对亚洲和欧洲革命也有重大影响。太平天国革命还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大平天国革命运动也是19世纪中叶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革命运动。它对当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对于促进欧洲大陆政治革命的到来都有着很大影响。当时俄国进步作家冈察洛夫曾经指出：“太平天国革命对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来说，好像是地震似的打击”。马克思更是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通危机爆发。这个普通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太平天国的失败，从客观上说，主要是因为中外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因为大平天国革命不但打击封建势力，同时也直接威胁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外反动势力最终建立起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这样太平天国的敌方势力是很凶恶强大的。从主观上说，第一是由于农民阶级无法避免的局限性造成的。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阶级力量和生产方式，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他们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明确领导方针。他们用以指导行动的是农民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这种思想武器尽管在当时是革命的，但不可能摧毁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他们尽管能建立起农民阶级的政权，但不能防止它向封建政权蜕变。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保守性和落后性的弱点，使他们在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纯洁、对敌方的认识等方面都受到局限，这些都是造成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方面的因素。拜上帝教虽然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起过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重大作用，但终究不能够解决革命发展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不能成为抵御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而逐渐对太平天国革命起着阻碍作用。第二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的人为因素，例如为追逐个人权位不惜在内部互相残杀，以致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此外，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直接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结果表明，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农民阶级虽然能够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统治，但却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变革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长久保持起义队伍内部的团结。这是因为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不能依靠自己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不能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不能摆脱地主阶级的思想束缚，也不能避免农民革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在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思想的指导下，单纯依靠旧式的农民运动，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引向彻底的胜利。
（第三讲）清政府的改革措施
一、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清朝统治阶级极力标榜所谓“同治中兴”，这成为当时清朝政治背景的一个重要特点。所谓“同治中兴”应该说是清朝地主阶级制造的为清王朝歌功颂德的舆论和对时局的估计。镇压了太平天国，清王朝在苦苦挣扎中勉强地暂时渡过了难关。而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被列强驯服了，它向列强献媚妥协，列强则采取支持清政府以维护和扩大自己在中国侵略权益的政策。这样，清王朝对内对外似乎都可以舒一口气了，不像前十来年间那样应付不暇，手忙脚乱，岌岌可危了。于是乎清室君臣在上谕诏旨奏章书牍中充满中兴之类的颂词，歌颂“大难削平”的成功，吹嘘“中外相安”的局面，得意于清王朝气运的复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被颂为“圣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帅则被吹捧为所谓“中兴名臣”。一时间，朝野上下一片鼓噪，似乎清王朝真正政清人和、天下晏然了。这一是反映了清朝统治者，渡过难关后急欲复兴的愿望，再就是意在稳固统治集团内部，鼓励沮丧的士气，振作离散的人心，三则以“中兴”来激励臣工，好让他们继续为清政府卖力效劳，而下级则利用“中兴”为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逐渐分化成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是由一些昏庸大贵族和一批守旧的大官僚结成的反动政治集团，是中国近代生产关系中最落后、最反动、最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态度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性和以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的牢固性，以及中国大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和反动性。19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派虽然逐步丧失对军事、外交和财政的控制权，但却能运用封建主义的教条形成舆论来阻止洋务派的一些活动。洋务派是由封建地主实力派所组成。他们在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军事力量，渐渐掌握了清政府的军事、外交和财政大权，他们大都是集军阀、买办于一身的大官僚。这一派人物在“自强新政”的标榜下，办起了“洋务事业”，从而被称为洋务派。
当时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情，以至一切与外洋来的事物有关的事情。洋务运动就是指19世纪60年代开始，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所从事的外事交涉、购买洋枪洋炮、兴办近代军事和民用性企业，用“洋法”操练军队以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