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时，战后在全球范围内，苏联与美国的侵略政策相抗衡，极大地牵制了美国的力量，但在对华政策上，苏联的态度比较复杂。战后苏联对中国采取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避免内战的政策。这是因为：第一，苏联领导人过低估计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共根本无法推翻国民党政权；第二，苏联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力图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推行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条文；第三，苏联也不愿意中共势力过于强大和蒋介石相抗衡而发生内战，担心一旦中国内战爆发而将美国引入，导致美苏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苏联为了其在华利益，始终未放弃争取同国民党合作的努力，欲使中国亲苏疏美或至少保持中立。基于上述考虑，苏联明确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给蒋介石提供大量物资支援，同时又多次劝阻中共终止武装斗争，如1948年2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的卡德尔的谈话时就说到：“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同志应当找到某种同蒋介石妥协相处的安排，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这种态度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一定的困难。与此同时，战争后期及战后，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20世纪40年代末期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广泛开展，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增强了；全世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高涨。使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总体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有利的。
其次，战后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代表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抗战结束后，为了重建国民政府的统治，尽可能在与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一方面极力阻挠解放区军民收复失地及接受日伪投降，另一方面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将其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军队空运、海运到华北、华东、华中、东北等地区，并利用美军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同时，蒋介石还利用日伪军来抵抗人民军队收复失地甚至替他“收复”已被解放的地区，大批伪军成为国民党的“地下军”、“先遗军”。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收编的伪军达50多万人，甚至还把日伪军的军事、行政、特务等机构及统治秩序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保存实力和美国的援助接收了约100万日军装备，国民党的军事势力达到了最高峰。至1946年国民党总兵力约430万人。美国的援助和蒋军的优势是蒋介石维持其政治统治的支柱和敢于发动内战的资本。
国民党政权通过受降和接受日伪产业使国家垄断资本空前膨胀，垄断地位大大增强。从1945年8月至1946年底，国民政府的“四行二局”接受了日伪的金融机构及掠夺来的财产，计有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553429两、白银7639323两、银元371783枚、美金5500000元；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0000两、美金10201560元、26544英镑。1946年6月，国统区共有银行3489家，其中官营银行账号446家，约占银行总数的3/4。其余银行也有官僚资本渗入或为其控制。在工矿企业方面，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接收的日伪工厂、矿场共9345个，约83.5%的资产转移给了官僚资本。交通运输业的资产也完全为官僚资本所得。在此基础上，官僚们建立了许多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垄断企业。在“受降”过程中，国民党官僚们的大肆聚财，使沦陷区人民深受其害。在“接收”的破坏下，工厂、商铺纷纷停工或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店员失业，加上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大公报》评论此举是“随着胜利而来的财富的大转移”，称这一“无形”又“无限”的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当时京沪一带流传的民谣就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不得不对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认为如此接收“政府因此而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国民党在军事上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经济上疯狂掠夺的同时，在政治上则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既要达到“军令政令统一”的目的，又要通过召开“国大”给其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既要准备发动内战，又要用政治欺骗的手段欺骗人民。1945年9月3日，蒋介石在《庆祝抗战胜利对全国同胞广播词》中重谈“召开国大，还政于民”的老调。但对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真正民主要求却提出种种“先决条件”。1946年元旦，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又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的唯一先决条件。”
针对蒋介石的独裁主张，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1945年8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座谈会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明确指出：“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和平建国的时期已经到来，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实现和平建设，还提出了六项紧急措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六项紧急措施，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因而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抗战胜利后，在国内激烈的政治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倡导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消除内战，实现军队国家化，建立联合政府等主张。
在各民主党派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0月1~12日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民盟的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选举张澜为主席。大会强调在抗战胜利后民盟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他们主张：在政治上，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并主张主权永远属于人民；在经济上，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之平等；在军事上，军权属于国家，军人不得干政等；在外交上，主张保障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与各国平等相处。此外还主张教育普及化、大众化，学术研究绝对自由，保障妇女权利，男女平等。
同时，其他民主党派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致公党和新成立的一些党派，如由谭平山组织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由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等组织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由许德珩、涂长望等组织成立的九三学社、由李济深、蔡廷锴组织成立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这些党派及成员人数虽少，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他们的政治主张虽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主张，但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与主张和平民主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促进国内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共和谈的进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集团迫于国际上美苏的压力和应付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强烈要求，采取了既贯彻其既定的“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方针，又进行和平谈判的做法。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194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用专机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接到重庆。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就各项问题进行具体会谈，蒋介石和毛泽东也多次交换意见。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中，国共双方在和平建国、坚决避免内战、结束训政、实现宪政、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政府应保证人民享有民主国家人民所享有的一切自由、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各地积极实行自治并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双方最大的分歧是在军队问题和中共的地方政权问题上。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中共愿将其军队“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愿意退出南方八个地区的根据地；解放区的民兵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中共坚持国民政府必须承认各根据地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国民政府则坚持全国必须政令统一，解放区应成为过去。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但双方仍未达成协议。尽管双方分歧颇多，但毕竟有了一个共同协定，全国各界为之喝彩。当时的《中央日报》认为：“这一结果固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内战之不至发生，却已有确实的保障。”然而《双十协定》无法解决关键性的军队问题，国民党不甘心于屯兵西南，其大批地运兵北上势必造成新的军事摩擦。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10月13日，蒋介石便秘密下令各地，“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大批国民党军队迅速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四条铁路线展开，目的是争夺华北和打开通向东北的道路。10月底，执行“进剿”的国民党军队达80万人以上。针对蒋介石的意图和蒋军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回击：一是派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着手建立东北根据地，二是在关内进行了四次较大的自卫反击战，迟滞蒋军北进。9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山西发起“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的军队3.5万余人；10月下旬，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及地方部队又发动“邯郸战役”，全歼国民党军队7万余人。晋察冀和晋绥地区的部队也进行了“平绥反击战”。新四军也在津浦线上展开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
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发展，也不希望中国马上发生内战。1945年12月15日，美国发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指出，国共两党“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之内争”，同时明确表示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12月下旬，美国派马歇尔作为特使来中国，进行“调处”，力求达到使中国停止内战的目的。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民政府与中共展开了停战谈判。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与中共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张群、周恩来代表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规定由双方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从1月10日零时起停战。至此，国共两党的斗争由军事冲突暂时转为政治协商会议上政治上的较量。
停战令发布的当天，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31日结束，历时22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有38人，其中国民党8人、中共7人、民盟9人、中国青年党5人和社会贤达9人。参加政协的五方，实际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会议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军队问题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国民党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即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青年党提出，军队不应属于任何个人、党派，主张公平编遣、军民分治、军党分立，实行征兵制度，建立国防部，实行民意监督。中共代表和民盟同意青年党提出的原则，民盟还主张“全国军队脱离党派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大量裁减常备兵额，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最后，会议达成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实行整编的折中方案，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还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纲领，在宪法草案、国民大会和政府改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在1936年5月5日公布，故又称《五五宪草》）提交大会讨论，经过修改，会议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立法院和行政院大体相当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议会和内阁，总统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体现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主要分歧在代表资格的认定上。国民党坚持抗战前选举的1200名代表有效，中共及民盟反对。经过协商，会议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规定原代表有效，新增台湾、东北代表150名，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大会总代表人数为2050名。规定宪法须取得出席会议代表的3/4通过方可生效。
关于改组政府问题。会议通过的《政府改组案》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府最高的国务机关”，国民党人占有全部委员总数40人的1/2，其余由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担任。还规定，一般议案得有出席会议委员的半数通过；重大方案得有出席会议委员的2/3通过。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关国家宪法、政治、军事问题的一系列协议，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在政治建构中容纳了不同党派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体体制，显示出国人要求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强大力量。尽管不久后，政协会议的精神就被破坏，但它无疑仍是中国民主力量反对专制集权的一大胜利。
解放战争的进程。发动内战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到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认为全面内战已经准备就绪，部署已经完成，便以30万大军首先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由此点燃了全面内战的烽火。解放区的军民依照中共中央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内线歼敌。从1946年到1947年2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这期间分两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