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枪声威震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长期蕴藏在亿万人民心中的革命高潮，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把革命斗争迅速推向新的高潮，各省革命党人纷起响应，各地人民群众掀起了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推进这次革命中，曾经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革命形势在全国的胜利发展。但是，当革命洪流滚滚向前，需要革命派进一步加强领导并把革命引向深入时，革命派却没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健全的组织机构，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面临着如此广泛和迅速的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妥协性进一步暴露出来。他们害怕帝国主义干涉，又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一再声称“赔偿外债照旧”，维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一再要求有“秩序的革命”，压制工农群众，他们希望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制度，尽量缩短革命的历程，以为如此可以换取帝国主义严守“中立”和旧官僚、立宪派的支持，结果却给了反革命势力以可乘之机。
其次，是革命政权纷纷被立宪派和旧官僚篡夺，立宪派在高潮时转向革命，利用自己在各省咨议局中的地位，策动清官员“反正”，宣布“和平光复”，对清王朝的崩溃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极力维持旧秩序，阻止革命深入进行，并同旧官僚勾结，进行篡权活动，有些省的立宪派利用革命党人政治上的不成熟，轻而易举地从革命派手中夺取政权。但这些立宪派掌权后，由于地位变化，很快右转，甚至蜕化为新的政客或新军阀、新官僚。
三、临时政府的建立及内政外交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不仅是这次革命的目标，而且是当时起义各省共同对清王朝进行斗争的迫切要求。中央政权如何建立、由什么人掌握，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卷入革命营垒中的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等各派政治力量最为关注的问题。此外，由于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而出现的湖北、江浙等地方集团，也都力争对临时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这就使得临时中央政府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武昌起义和各省纷纷独立的形势，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以克服各自为政的状态，起义地区武汉和同盟会总部所在地上海，几乎同时发出建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通知，双方为争夺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权展开了复杂的斗争。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名义通电各省，要求独立各省派代表到武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
11月11日，江苏、浙江、上海都督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联合发出通电，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集会，商讨设立临时中央机关，一时间两个集团对会议地点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问题争执不下。11月30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在汉口英租界举行。此时袁世凯已向南方发出停战议和的试探。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出现妥协倾向，所以，各省代表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就特地决定“虚临时政府之职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12月14日，汉口和上海的代表齐集南京开会。会议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临时大总统。此时代表会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并已派谈判代表到武汉，遂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虚位以待，由大元帅代替临时大总统的职权，并选出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拒不就职，而黎元洪尚在武昌，临时政府陷于难产。正当各省代表会议处于僵持局面的时候，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5日，自国外返回上海。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受到革命派的拥护，一致同意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连立宪派旧官僚也认为该职“非孙莫属”。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用公历，以当年为民国元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的建国方针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表示坚决贯彻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实现民族、领土、内治、财政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所提出的国务院名单，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推林森为议长。从政府和临时参议院的人员组成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居领导地位，执掌这个政府大部分实权的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职责的革命党人，他们无可争辩地处于控制这个政权的优势地位。在临时政府的9名国务院中，虽然立宪派、旧官僚为6名，即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和海军总长黄仲英，而同盟会成员仅3名，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但按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个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全是留学欧美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同盟会的骨干，且由于程德全在上海养病，汤寿潜远去南洋，张謇拒不就任，各部几乎全由次长代理。在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的43名议员中，同盟会员占33名，可见，革命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居主导地位、掌握实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还具体地规定了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在内政方面，要求实行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和财政统一，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指出各地响应武昌起义的“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这对于团结全国各族，激发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巩固祖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外交方面，亟谋改变清政府那种“洋人朝廷”的屈辱地位，要求独立自主，凡“清朝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号召全国人民保持革命精神，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孙中山本着就职宣言的革命精神，为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目的，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民主改革的政策法令。政治方面：宣布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割据，坚持全国统一，并根据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人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信仰、结社、集会、出版、言论等私权；解放“疍户”“惰民”等所谓“贱民”；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蓄奴和买卖人口；禁止刑讯逼供；废除“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缠足、蓄辫、赌博、种植和吸食鸦片。
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民主性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被选举的权利；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体制。经济方面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鼓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切实经营。文化教育方面，提出德、智、体、美等教育方针，否定“忠君尊礼”的封建教育，明令禁止小学读经，禁用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提倡男女同样，奖励女学，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
《临时约法》都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原则，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立宪派、旧官僚军阀的破坏，南京临时政府的上述政策、法令、措施等等基本上没有贯彻和实施，更不可能解决当时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基本问题。在对内问题上，没有去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没有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广大农民群众为自身利益自发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时，临时政府没有加以切实的领导。相反的，各地方政府竟然加以禁止，甚至进行镇压。在对外问题上，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存在着天真幼稚的幻想。在《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中，正式承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各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清政府所借的外债、所承诺的赔款以及所让与各个国家和个人的种种特权等等，幻想借此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对立物，因此它的存在也就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不能容忍。又由于临时政府不依靠人民群众并切实地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对内外反动势力妥协退让，因而导致它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面前软弱无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致最后夭折。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和各种弱点，但它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对立物出现的，它的成立，正式宣告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胜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在它存在的短短100天中，颁布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时期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这里的亚洲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次变革社会制度的伟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它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
辛亥革命推翻了260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主义势力，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民主、议会、共和、选举等新思想、新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前进。从此谁想做皇帝或拥护别人做皇帝，都无一例外地为人民所唾弃，并遭到可耻的失败，这种民主思潮和民主精神的不断高涨，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一定的思想上的准备。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统治，是对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沉重打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辛亥革命后，在革命力量的继续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频繁地更换走狗，它们再也找不到像清政府那样在表面上还能控制全国局面的走狗了，从此被帝国主义扶植的走狗都是短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统治秩序，再也不能恢复到辛亥革命以前那种局面了。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清王朝的被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遭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派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奖励工商业的法令，一些革命党人和开明士绅控制或参与各级政权等，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华民国建立后，国内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开工厂、设立银行蔚然成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几年以后，便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取得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并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巨大鼓舞。在中国革命的影响下，亚洲一些国家广泛地掀起了民主革命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亚洲殖民统治的基础。
阅读书目：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赫德与中西关系》，汪敬虞著，人民出版社。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化史》，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上海三联书店。
思考题：
1.试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2.试分析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3.为什么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
4.试对清政府的改革措施进行分析？
5.试分析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