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褒的想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人公开表示反对说：“与贼讲礼，恐怕是对牛弹琴啊！讨贼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呢？万一有人诬指大人和贼人同流合污，大人岂不是自找麻烦？”
韩褒说服众人道：“从前官吏不能灭贼，致使贼患日大，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吗？他们有的胆小怕事，放纵不理；有的只知讨伐，不加安抚。我如果对贼寇恩威并致，相信他们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你们就拭目以待吧。”
韩褒将当地豪强一一找来，他假装不知他们的罪行，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我地贼患严重，百姓不得安生，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能任贼横行，何况我这个刺史呢？你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更不忍看乡亲受苦受难吧？我是一个读书人，对行军打仗并不精通。所以我想把剿贼的重任交给你们，请你们协助朝廷一同为百姓除害。”
韩褒用盛宴招待他们，态度十分谦和诚恳；说到百姓的苦难，韩褒几次流下泪水，声音哽咽。当地豪强大为不安，也心生震撼，他们面有愧色，都不敢正视韩褒。
韩褒于是委任他们为剿贼的主帅，每人划分一块地盘，地盘内如有盗窃发生而没有抓获窃贼的，以故意怂恿罪论处。
当地豪强聚在一处，个个垂头丧气，有的说：“刺史大人明知我们就是盗贼，却仍对我等礼待有加，他这是在给我们自新的机会，我们也不要不识趣了！”
于是，这些豪强齐向韩褒主动认罪，还交待了同伙的姓名。韩褒接着贴出告示，说：“有罪之人，只要马上到州府自首，可免除其罪恶。到了本月底还未自首的，格杀勿论。”
四方的盗贼对韩褒又敬又怕，一时纷纷来降；韩褒恪守信义，准许他们改过自新，免除了对他们的惩罚。从此，北雍州的贼患彻底平定了。
武后化仇
上官仪是唐初重臣，曾一度官任宰相。高宗李治不满武则天独断专行，便密令上官仪代他起草废后诏书，不料被武则天发觉，便以“大逆之罪”使上官仪惨死狱中，同时抄家灭籍。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时年一岁的婉儿及其生母充为宫婢，被发配东京洛阳宫廷为奴。婉儿14岁那年，太子李贤与大臣裴炎、骆宾王等策划倒武政变，婉儿为了报仇也积极参与。但事情败露，太子被废，裴炎被斩，骆宾王死里逃生。上官婉儿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结果完全相反：竟被武则天破例收为宫女专事书信。
原来上官婉儿非常有才华，而武则天又尤为爱才。上官婉儿14岁时曾作了一首《彩书怨》的诗，被武则天无意中发现。武则天不相信这么好的诗竟会出自一位女孩之手，便以室内剪彩花为题，让她即席做出一首五律来，同时要用《彩书怨》同样的韵。
婉儿略加凝思，就很快写出：“密叶因栽吐，新花逐剪舒。攀条虽不谬，摘蕊讵知虚。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疏。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武则天看后，连声称好，并夸她是一位才女。但对“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装作不解，问婉儿是什么意思。婉儿答道：“是说假的花，是以假乱真。”“你是不是在有意含沙射影？”武则天突然问道。婉儿十分镇静地回答：“天后陛下，我听说诗是没有一定的解释的，要看解释的人的心境如何。陛下如果说我在含沙射影，奴婢也不敢狡辩。”“答得好！”武则天不但没生气，还微笑着说：“我喜欢你这个倔强的性格。”并将她14岁入宫时制服烈马狮子骢的故事，讲给婉儿听。
接着又问婉儿：“我杀了你祖父，也杀了你父亲，你对我应有不共戴天之仇吧？”婉儿依旧平静地说：“如果陛下以为是，奴婢也不敢说不是。”武则天又夸她答得好，还表示正期待着这样的回答。接着，赞扬了她祖父上官仪的文才，指出了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的罪恶，期望婉儿能够理解她、效忠她！
然而，婉儿不但没有效忠武则天，却出于为家人报仇的目的，参与了政变，成了罪人。按律婉儿应处以绞刑，若念其年幼，也可施以流刑，即发配岭南充军。武则天认为婉儿才十几岁，若再受些教育，是可以变好的，所以不宜处死。而发配岭南，山高路远，环境又恶劣，这对一个少女来说，也等于要了她的命，所以，也太重些。尤其是她很有天资，若用心培养，一定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才。鉴于此，武则天决定对婉儿处以黥刑，即在她的额上刺一朵梅花，把朱砂涂进去。并把婉儿留在自己身边，还表示：如果我连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都不能感化，又怎么能够“以道德感化天下”呢？
结果，武则天确实把婉儿感化了。该杀而不杀，反而留在自己身边，这已使婉儿感激涕零。此后，武则天又一直对婉儿悉心指导，从多方面去感化她、培养她、重用她。婉儿从武则天的言行举止中，了解了她的治国天才、博大胸怀和驭人艺术，对她彻底消除了积怨和误解，代之以敬服、尊重和爱戴，并以其聪明才智，替她分忧解难，为她尽心尽力，成了她最得力的心腹人物。甚至婉儿的生母也曾对人私下议论：“婉儿的心完全被武后迷住了！”
当代镜鉴：恩威并施，才能管理好下属
有位企业家在总结他的管理经验时说：“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意思是对部下施威，批评或者责罚，使他对自己的错误有所醒悟，但是不能一味责罚，还要给予情感上的安慰、鼓励，引导他继续以高昂的激情投入工作。
我们可以把管理者发威看成是“刚”，施恩看成是“柔”。一味的“刚”或者“柔”都是不妥的，软中有硬，刚中有柔，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收服人心，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盛田昭夫所创办的索尼公司是靠生产电子产品起家的，随身听是该公司的重要产品。一次，一家分厂的产品出了问题，不断收到来自客户的投诉。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这种随身听的包装上出了些问题，并不影响内在质量，分厂立即更换了包装，解决了问题，可是盛田昭夫仍然不依不饶。
在董事会议上，盛田昭夫对这家分厂的厂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全公司以此为戒。这位厂长在索尼公司干了几十年，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难堪尴尬之余，禁不住失声痛哭。
会后，厂长恹恹地步出会议室，正考虑着准备提前退休。可是董事长的秘书走过来，盛情邀请他一块儿去喝酒，厂长哪里还有这样的心思，无奈秘书几近强拉硬扯，两人走进一家酒吧。厂长问：“我现在是被总公司抛弃的人，你怎么还这样看得起我？”这位秘书说：“董事长一点也没有忘记你为公司作的贡献，今天的事情也是出于无奈。会后，他害怕你为这事伤心，特地让我请你喝酒。”
接着秘书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厂长极端不平衡的心态开始缓和一些。喝完酒，秘书陪着这位厂长回到家。刚进家门，妻子迎了上来对丈夫说：“总公司对你可真重视啊！”
厂长听了感觉非常奇怪，难道妻子也来讽刺自己。这时，妻子拿来一束鲜花和一封贺卡说：“今天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子，你忘记了？”原来，索尼公司的人事部对职员的生日、结婚纪念日等都有记录，每当遇到这样的日子，公司都会为员工准备一些鲜花礼品。这束鲜花是盛田昭夫特意订购的，并附上了一张他亲手写的贺卡，勉励这位厂长继续为公司竭尽全力。
盛田昭夫不愧被誉为“经营之圣”，为了总公司的利益，他对下属不能有丝毫的宽贷，但他并没有忽略下属的感受，于是又采用了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歉意。
白璧有瑕，再优秀的员工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这时候管理者就应该向盛田昭夫学习，在予以应有惩罚的同时，不忘施以“鲜花疗法”。通过施之以恩、施之以德，来感化影响下属，倘若此时员工们能明白管理者的关爱发自内心，就会对管理者产生信赖感，哪怕他们在前一刻还一心想和管理者作对或发泄愤怒。
所以，身为管理者必须深谙“打一巴掌不忘揉三揉”的道理，适时利用一些温馨的话语来鼓励下属。或者在痛斥之后，向下属传达“爱之深、责之切”的深意。通过如此恩威并施的管理，下属必然会更加发奋努力地工作。
3.礼者，所以正身也：正人先正己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
译文：
孔子说：“在高位的人能遵循礼法，那么百姓就容易指使了。”
国学链接：“礼”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位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袭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和调整。
诸子之言：
“礼”的约束性是通过正身和自律来实现的。荀子说：“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意思是说：礼，是用来端正身心的。没有礼，用什么来修正自己的行为？古代的“礼”对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的言行都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礼”的规定来约束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使之符合“礼”的规定，要“顺乎礼义”，以礼制欲。尤其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者更要以身作则，为在下位者起到榜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领导者要通过自身德性的修养，来达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效果。假如领导者连自身行为都不能端正，这样怎么能令下级信服呢？正如孔子所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对此，唐太宗有很深的认识，他在《贞观政要·卷一》中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在《周书·苏绰传》中，也对此做了形象比喻：“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意思是说：君主本身，就是黎民百姓的“表”，就是一个国家的“的”。“表”树立得不正，就不能要求有笔直的影子；“的”不明显，就不能要求射中目标。如果君主不能自我治理，而希望治理百姓，这就如同“表”歪却要求影子直。如果君主不能自我修养，而要百姓修养，这就如同没有“的”却要求射中目标。
延伸思辨：“其身正”未必能够“不令而行”
孔老夫子有句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与此意相近的还有一句：“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纵观《论语》一书，类似的话，孔子讲过若干遍。可见，在他看来，执政者自身的品行如何，对“令”能否行得通是起首要作用的。
先正己后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起好表率带头作用，这是“其身正”。只正人不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根本就做不到或不想做到；嘴巴说得天花乱坠，干的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表里不一，言行相悖，不仅无人听，还令人嗤之以鼻，这是“其身不正”带来的必然结果：“虽令不从！”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是肯定无疑的。但“其身正”，果真就能“不令而行”么？答曰：未必！诸葛亮说：“人君先正其身，而后乃行其令。”事实上，“其身正”也好，“正其身”也罢，都只是打下了个好的基础，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使“令”行起来理直气壮，有榜可依，有样可学；但这绝不等同于只要上面其身一正，下面人人都会闻风而动，令行禁止了。要知道，总有会那么一些人在找对策、顶风干、打擦边球，甚至视而不见。问题的核心还在于健全体制、完善机制、搞好监督，用以规范那些“其身不正”的人，使之“请跟我来”！所以说，作为管理者，既要“其身正”，还要去正人。如果片面地理解了孔老夫子的话，那就应验了列宁说的另一句名言了——“真理向前跨出一步，就是谬误！”
精彩典故：
季康子问政
鲁国有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尤其是季氏一家，权力特别大。季康子二十几岁就已经当上鲁国的正卿，这时候孔子正在担任国家顾问，季康子就来向孔子请教应该如何从事政治。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当政者带头走上正道，谁敢不走正道？
当时鲁国的强盗很多，季康子又问盗贼太多怎么办。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别人也不会去当强盗了。如果领导人不那么贪心，百姓也会有廉耻之心，懂得自重自爱。”
季康子接着请教孔子，如果我把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都杀掉，去亲近那些修德行善的人，这样做如何？孔子回答说：“您负责政治，何必要杀人？您有心为善，百姓就跟着为善了。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像风一样；一般老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一定跟着倒下。”
孔子的用心是希望领导者“以身作则”，用自身德行的端正来为老百姓树立榜样，从而使国家得到治理。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北极星的位置不动，别的星辰环绕着它各居其位，既和谐又有序。孔子以舜为例向季康子说明这一点，舜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上，就把国家治理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治国的时候先修养自己的德行，当政者成为善的典型，老百姓就会朝着善的方向走。所以，当政者千万不要随便去杀人，以为把坏人通通杀掉，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这个办法成立，恐怕国家都剩不下多少人了。
文景之治
创造出“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为百姓作出了榜样。他们反复强调以农为本，号召臣民重农，同时文、景两帝自己亲自动手，身体力行，为天下先。文帝诏开籍田，并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
文帝在全国提倡节俭，反对浪费，注意先从自己做起。一次，文帝想盖一座露台，和工匠一计算，需花费黄金百斤，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就取消了这个计划。据史记载，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他身穿“戈绨”做的袍子，“戈绨”为当时普通的衣料。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即穿着短裙。他们的帷帐，连花纹也没有，十分简朴。就连死后造陵，他也反复叮咛，建陵要因地制宜，从简办事，不许劳民伤财。下诏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临终前，文帝还下遗诏，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我甚不取。”主张薄葬反对浪费。
君主的作为为百姓作了表率，上下同心，终达到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的封建治世。司马光曾生动地描绘道：“国家太平无事，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家富裕，人人有充足粮食，库府中货物堆积如山，用之不竭，京师府库中的钱多达数百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国家仓库里的新粮压着陈粮，流出仓库堆积于外，以至于烂掉不可食用。广阔田野马骡成群，人们以乘母马为耻。人人自爱以犯法为耻，以行义为先，以愧辱为绌。”
唐太宗身先垂范
唐王李世民不仅说道：“若要安定天下，必须使自身合于正道”，而且自身也努力做到清正廉明。他教育群臣不能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奢欲，如这样做，恰如割下大腿肉以饱口腹，肚子饱了，身也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