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的意思是说，将皇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以此为筹码，使天下的诸侯大臣不得不服从指挥。这里暗指“永嘉”号有可能控制林遵，向其他舰艇下达错误的号令，以破坏起义，甚至裹胁大家直接开往上海。
林遵听了觉得有一定的可能性，不可不防。于是，在戴参谋的陪同下，悄悄地离开了“永嘉”号，回到原来的旗舰“惠安”号上。
可是，林遵他们一时疏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以致差点铸成大错，使整个起义计划失败。原来，他们离开“永嘉”号时，忘记取走“司令旗”，到“惠安”号后又没有及时升起“司令旗”。
果然如同戴参谋所预料的，22日傍晚时分，“永嘉”号反水了。他以旗舰的名义，发出“各舰起锚，准备开航”的信号。除“惠安”号以外的各舰艇，均以为是林遵司令的命令，顿时下令升火起锚，一时间整个笆斗山江面浓烟滚滚，汽笛声响成一片。
“太原”舰舰长陈务笃正在舰长室内准备行动方案，突然听到报告说，旗舰命令起锚，准备开航，顿觉得有些不对劲：原计划是就地先疏散，然后根据与解放军联系的情况再确定航向，怎么会这么快就开航呢？
陈务笃奔上驾驶台一看，十几艘军舰的烟囱都突突地冒着黑烟，有的主机已经发出隆隆的响声，有的正在起锚。他向上游看去，但见“永嘉”号挂着“司令旗”，桅杆上挂着“紧急起锚，准备起航”的旗号，信号灯正在频繁地与几条军舰进行通信，重申命令。
在“永嘉”号的率领下，很多舰艇发出了战斗警报，站踞了炮位，汽笛响成一片。只见“永嘉”号舰艄翻起巨大浪花，斜着舰身急速地调过头来，桅杆上升起一串“跟我走”的旗号，接着便以极快的速度向下游驶去。在其身后，紧跟着“永修”、“永定’，“美亨”“武宁”“永绥”“美盛”等舰，——艘艘舰艇如同疾风一般，掠过“太原”号右舷，向长江下游驶去。
“楚日”号是艘老舰，动作较慢，起锚后徐徐驶向“太原”号的右舷。该舰长与陈务笃较熟，见该舰没有任何行动，陈舰长站在船头四处张望，便大声喊道：“老陈，你怎么还不起锚呀？”
“你们上哪里去？”
“下去呀！司令都走了，你还不走吗？”
“不对吧！你看老旗舰‘惠安’号正在发信号。”只见“惠安”号发出的信号是：“各舰，司令在本舰上，并未下达起航命令，请各舰原地待命。”
陈务笃知道各舰上了“永嘉”号舰长的当，立即乘炮艇前往“惠安”号。当他登上“惠安”号的前甲板时，林遵正站在舷侧。
林遵一见陈务笃非常高兴：“你没走，我很高兴。”
“人说话要算数，要讲信义。决定了起义，怎么他们又都跑了呢？”
林遵把手一摊说：“我也正在纳闷呢？”
“我看坏就坏在司令到‘惠安’号时，没有及时降下‘永嘉’号上的令旗和升起‘惠安’号上的令旗，有些舰长还以为司令仍在‘永嘉’号上。‘永嘉’号假传圣旨，许多舰长未能认真思索，盲从地以为是司令的命令。刚才，我与‘楚日’号的舰长对过话，他就是以为是司令下达的开航命令。”
林遵一听如梦初醒，后悔不已。这时，一直站在司令旁边的参谋戴熙愉急忙建议道：“如果是误会，我们就用电台叫住他们。”
“那好哇！戴参谋，这事就清你去办吧。”
“是！”
“等一下。”陈务笃赶紧说道，“司令，我想最好是用报话机，由司令亲自喊话，这样他们才可能很快返回。”
于是，林遵亲自用报话机进行喊话。听到司令的声音，那些尚未走远的舰艇都调转方向，驶了回来。由于报话机的通信距离所限，那些走远了的舰只便难以联系上了。
当天晚上，林遵派戴熙愉去浦口，找到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5军联络部长张普生。张普生高兴地握着戴参谋的手说：“我们知道你们起义，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们。现在你们来了，我们特别高兴，热烈欢迎你们弃暗投明。”
1949年4月23日，林遵率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惠安”“江犀”“联光”“太原”“吉安”“永绥”“楚日”“安东”“美盛”等军舰和第一、第二两个机动炮队各种舰艇25艘，官兵1 200多人，于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七、战斗在敌人心脏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经济日趋崩溃，但国民党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为了镇压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的革命力量，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妄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南京市委充分估计到敌人的垂死挣扎将会给地下工作造成的困难，一面强调“稳扎稳打”，继续动员群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揭露他们的腐败，另一方面，撤退一部分暴露的党员与非党进步人士到解放区去，同时加强重点工厂、学校、机关的组织力量，加紧训练干部。
1948年1月，工人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彭原同志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天被捕的还有张家元、孔罗礼等同志，致使下关地区党支部的活动完全停顿，支部书记马继善等5位同志不幸牺牲。
1948年5月，两浦铁路工人就一再向厂方提出发还欠薪，要求发米贴，但路局方根本不理，黄色工会则站在厂主一边。直到6月中旬，米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群众十分愤怒，向黄色工会提出要求，结果工会与厂方互相推诿。事前中共已发展了一些党员，这些党员分布在车务、机务、检车段、港务所等地方。鉴于铁路工人中党组织力量较强的实际，中共南京市委为了牵制国民党当局，减轻长江北岸解放军的压力，决定发动一场大罢工。
7月2日，两浦地区一场暴风骤雨终于爆发了。浦镇机厂工人率先罢工，浦口工人迅速响应，声势浩大。当浦镇罢工工人游行队伍到达浦口车站时，自来水厂、电厂等厂矿的工人也闻汛而起。工人们高呼：“两浦铁路工人团结起来！”
工人的罢工，使得两浦机器停开，机车不动，车站无人售票，水电也没有供应，一列列军车不能开出，严重影响了津浦、陇海等路列车的正常行驶，急得国民党政府毫无办法。
铁路当局向法院控告工人罢工是“捣乱”“破坏秩序”，由于“本月初正值中央大军与匪军激战于黄泛区之间，运输部队军用物资万分紧张，实为有意妨害戡乱”。他们虽然逮捕了一些工人领袖，但广大工人群众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并不妥协，一致要求改善生活，争取生存权利。最后，反动当局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释放了被捕工人。这次罢工宣告胜利。
两浦铁路工人的工潮也影响到其他产业部门。要求发放米贴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工厂纷纷掀起工潮，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几个企业、兵工系统等都行动起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这些斗争基本上均取得了胜利，因此，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威望，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一些没有共产党员的空白单位也发展了党员。
鉴于国民党当局在中央大学等学校大肆逮捕进步学生，不许学生组织自治会，破坏民主选举等实际，中共南京市委坚决领导学生进行反迫害运动。1948年4月1日，成立了“中央大学学生争取自治院系联合会”，后改为“学生院系自治联合会”，使敌人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由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中央大学学生争取自治反对迫害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了迎接解放军渡江，减少解放军的流血牺牲，顺利占领南京，必须进一步加强情报与策反活动，南京市委经过研究，决定采取有效措施，采用攻心战术，积极开展策反工作，以便里应外合，使敌人内部发生动摇，弃暗投明，从而使敌人的陆、海、空军失去抵抗力。在敌人溃退前，要防止敌人的破坏，保卫好人民财产，制约国民党迁移人力、物资去台湾，使国民党的公务人员不跟着逃跑，争取有用之才能够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同时，应充分考虑好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以便中国共产党顺利接管城市，恢复生产。为此，一是成立专门的策反部门，负责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二是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想方设法控制媒体、电台等舆论工具；三是进一步加强警察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准备在南京解放时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地方安全：四是建立公务员工作委员会，积极在国民党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军队的各级机关发展对象，进而发展为中共党员，通过他们搞情报，保护档案、资料等。
经过有效的策反，1948年12月16日，在南京发生俞渤驾驶B—24轰炸机起义的事件，对整个蒋管区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俞渤原是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的飞行员，有一定的正义感，厌恶内战，积极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南京空军医院当军医的林诚与他联系，帮助他进步。在党组织的教育下，俞渤要求在起义前批准他入党。经过考虑，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16日晚，正当蒋介石在空军俱乐部召开庆祝会，嘉奖飞行人员时，俞渤驾机起义了。他本想把炸弹扔在俱乐部头上，可惜没有命中。一阵强烈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南京城，国民党紧张得全城戒严，四处派出特务，并派飞机进行追击，但一无所获，这架飞机早飞到石家庄解放区去了。这是第一架从南京起义的飞机，在俞渤的带动下，随后上海、西安、杭州、香港等地均有国民党的飞机起义，飞往解放区。
地下党员沙轶因的姐夫杨兆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思想比较倾向革命。党组织通过沙的关系，与杨兆龙谈话，了解到他深感国民党政府腐败，司法界黑暗，决心弃暗投明，为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党组织希望他同代理总统李宗仁做工作释放政治犯。经过反复做工作，李宗仁迫于全国形势，终于下令宣布释放政治犯，使得南京被捕的几个党员和进步群众也得以释放。杨兆龙还在南京解放前夕，将检察署的档案材料保存下来，解放后完整地交给了军事接管委员会。
随着南京解放的时间表越来越近，中共南京市委对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判断：一是负隅顽抗，死守南京，力图造成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二是且战且退，逃往西南。在此之前，敌人可能会纵火烧杀，破坏全城，如工厂、学校、机关、仓库、码头、轮渡及各种设施，劫走档案、文物等。三是自认失败，插白旗投降。经过研究，大家认为第二种行动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派系林立，不可能固守南京，所以。必须做好保护人民财产的充分准备。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一是瓦解敌人宪兵警察力量，准备内应；二是组织群众护厂、护校，保护机关、仓库，维持地方治安，特别重视人民的自卫力量和利用敌人的起义或投诚力量；三是调查敌人机关人员、物资、地产、特务组织，准备接管；四是稳定人心，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使大部分公务人员留下，为人民服务。
虽然国民党军在前线已经溃不成军，但在南京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城内还是敌强我弱，因此中共地下党组织必须“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充分利用合法组织开展工作。当时，敌人在各机关纷纷组织了所谓的“应变会”，准备逃跑。但许多“应变会”中都有我们的同志或者同情我们的朋友。
中共南京市委及时调整了组织，以适应今后的接管工作：抽调一批党员去加强工人、学生、店员、公务员等工作；加紧组织工人自卫队，布置夺取敌人装备；发动一部分群众和党员参加“应变会”，以保护工厂、学校、机关，并通过他们清点物资，登记造册。中央大学的“应变会”里我们的同志设法从警察手中弄到200多枝枪和一部分弹药，进而武装了我们的纠察队，用以保护学校的安全。另外，地下党还通过邮局，发出许多给国民党各机关负责人的信，宣传中共的政策，要求他们立功赎罪，保护人民财产，规劝他们不必弃家逃往台湾。
敌人本来准备将一些工厂迁往广州，并威胁说，如果不迁走就放火烧毁。地下党提出了“职工团结，劳资合作，保厂护家，共度难关”的口号，并立即组织职员、工人一同护厂，反对迁移。同时还成立了保厂护家指挥部。为了防止破坏，加固了门窗，增加了纠察队站岗，围墙加装电网。经过做厂方的工作，权衡利弊后，厂方最后决定不迁，并出了一笔钱，购买了3个月的粮食，准备长期坚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南京城内由工人、苦力、店员组织起来的自卫队约数千人，警察内部可以控制的约2 000人，从而保护了全市土地财产登记册，并制订了300多本账册。在保护人民财产方面，除下关车站和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被敌人临走时放火烧了一部分外，其余机关均完整地保护下来，并且保证了南京的电、水、电讯、轮船、火车、汽车交通等在解放时均未停过。
1949年1月，中共地下工作者弄到了一份美蒋联合绘制的长江水文、地形、地貌和江防工事图，送给了刘伯承、邓小平。经过研究，认定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作用很大。但由于对图上的水文符号不太懂，专门请河南开封市水利部门的专家帮助识别，经情报部门进行一一注明后，翻印了若干份下发部队，进一步作实地考察和订正。
3月底，皖南游击队派专人来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准备接应人民解放军渡江。刘伯承司令员专门听取了汇报，要求皖南游击队进一步把东南数省的交通、居民点的人口密度、粮食供应等情况搞清楚。经过皖南游击队及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人民解放军绘制了东南数省的兵要地志图，并找了一家印刷厂进行印刷，到4月15日左右发到营级以上单位，使人民解放军有了渡江作战的行动路线图。
4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入城指示”，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一切渡江准备，要求地下党也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准备。中共南京市委迅速作出决定：控制各警察局的人、枪、弹，保护电台、电厂、自来水厂、桥梁、仓库等重点设施，利用已经掌握的力量维护地方交通与治安，并组织船只迎接解放军部队过江入城。
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0日午夜和21日晚，人民解放军的中突击集团和东、西突击集团，分别在各口岸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攻势，一举突破了敌人的江防，南京城内已经能够听见人民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就在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入城前，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南溃逃，一切镇压人民的统治力量完全解体，城里一下子变成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有一些坏人想乘机打劫，中共南京市委立即号召各部门各级组织，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有效地制止了南京可能发生的动乱。
八、英舰挑衅遭惩戒
1949年4月21日，在我军东突击集团三江营至张黄港起渡江段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当天午饭过后，正在忙于渡江准备的第23军前沿阵地的官兵，突然发现七圩港以东江面上开来了两艘兵舰，行进速度很慢，舰上有人不时地拿起望远镜向我方阵地窥探，显得来路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