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疯了一样，用手拼命地扒开沙子，并喊其他人来帮忙。其实那奶瓶和鞋子也许只是个巧合，99.9%的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婴儿正安全地躺在家里，或是正在幼儿园里玩耍。但我们没有停手，有0.1%的可能就足够了。要知道，我们每次去抢救的受伤者，他们生还的可能性都只有0.1%。生命太宝贵了，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不会放弃。
突然，约翰兴奋地大叫起来：“我找到他了！”确切地说，是个“她”。这是个只有9个月大的女婴，她被毯子包裹着，浅浅地覆盖着一层沙，还在甜睡，全然不觉周遭发生的不幸。一定是紧急煞车时，由于惯性被弹出了车窗，刚好落在沙丘上。令人无法相信的是，她除了右脚上有处小划伤外，毫发无损。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的喜悦之情。
虽然在后来的交锋中，我们曾无数次败给死神。但挂在倒车镜上的婴儿鞋时刻提醒我，只要有一丝胜利的希望，我们的战斗就是值得的。
神学院的一堂课
文/赖尔特
一位神学院教授为未来的牧师讲课。在讲到《圣经》里“乐善好施的撒马利亚人”
这一段时，教授安排学生进行试讲。他要每名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别的教室向其他人宣讲。在每次宣讲后，要在10分钟之内赶到另一个教室继续宣讲。活动开始后，学生们都急匆匆地在各个教室之间穿梭。
每一名学生在教室之间来回赶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走廊，走廊尽头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是那位神学院教授故意安排在那里的。最后，全部试讲结束，教授对结果显然大为不满。因为，这些未来的牧师们没有一个停下来，给乞丐哪怕一点点表示，他们都从他身边走过，急着去向其他人宣讲爱和同情。
讲课结束时，教授说了如下一席话：“我饥肠辘辘时，你却成立一个人道主义俱乐部来讨论饥饿问题；我衣不蔽体时，你却大谈特谈我是否违反了道德规范；我无故被人打伤时，你却对犯罪率滔滔不绝，义愤填膺；我无家可归时，你却悠然走来，对我宣讲上帝仁慈的庇护。你看来如此神圣、如此高尚、如此善良，可我为什么还是饿得发昏、冻得直哆嗦、感到孤苦无依呢？”
给妈妈做美容
文/玛丽·皮尔斯
妈妈洗过头发，坐到梳妆台前的椅子上，我开始给她做发型。她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了一番，就像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容貌。她说：“差点认不出镜子里的人了，看起来就像刚满18岁。”她比18岁要稍稍大上一点，今年91岁。
去年，妈妈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她身体很健康，头脑也很清楚，不像大多数同龄的老人那样离不开人，但我们还是经常帮助她照顾她，让她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我把发胶挤到手上，一边给她按摩头皮，一边把发胶涂满她湿漉漉的银发。妈妈闭上眼睛，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她说：“感觉像一只小猫，睡在火炉边上。”她假装睡着了，直到我按摩完，才打了一个呼噜，“醒”了。我们相视而笑。
我给她吹干头发的时候，她又谈起她年轻的时候，每天睡觉前怎样给母亲梳头，怎样把母亲漆黑的长发编成辫子。现在生活转了一个圈。
我经常在早晨给妈妈做美容，每周做好几次。我们把这当成一种游戏。她一进门，我先给她倒上一杯咖啡，说：“欢迎您来到玫琳凯美容院！”玫琳凯是面部保养品的一个品牌。有一次，她像是被这句话弄糊涂了，满脸疑惑的表情，然后又大笑起来。“我以为你说的是‘欢迎来到美少女美容院’”，顿了一下，她又说，“抱歉，我来得有点晚。”我被逗得哈哈大笑。
“你的服务真周到。”她说。再周到的服务，她都受之无愧。我还记得妈妈含辛茹苦抚养我们长大的情景。我十几岁时，她找了一份给别人熨衣服的工作。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电熨斗在衣服上滑动时发出的嘶嘶的声音、浆衣服时淀粉浆的气味，还有摸到妈妈手上厚厚的老茧时那种粗糙的感觉。我读高中时，爸爸患了癌症，妈妈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在城里给人看门，晚上还要帮人打扫办公室。她每天乘公交车上下班，半夜才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妈妈在一生中经历了一次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用自己柔弱的双肩给我们撑起了一片天空，她理应得到一些娇惯。
“感觉像是贵妇人，就像范德比夫人（范德比是美国运输业巨头）。”她说。我小时候，妈妈哪有钱做发型啊。
“嗯。范德比夫人，您真漂亮。不瞒您说，您越来越漂亮了。”我告诉她。
“亲爱的，这么说可就坏了。”她说。
“此话怎讲啊？”“这说明你年纪越来越大，眼睛开始花了！”说这句话时，她一本正经，显得更滑稽了。
我用梳子把她的头发弄蓬松，头发做完了。“范德比夫人，您还需要其他服务吗？”
她顽皮地眨了眨眼：“我想要——范德比先生！”
又听到了妈妈爽朗的笑声，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一个垂暮之年仍然坚强乐观的妈妈，是上帝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在妈妈生命的尾声，能让她享受天伦之乐，远离孤独与痛苦，是我最快乐的事。
踏着天使的脚印
文/皮雷特
又是忙碌不堪的一天。我家住在加州的科斯塔梅萨市，每天，我带着6个孩子，再加上腹中的这一个，一天到晚，忙得我头昏眼花。今天更要命，除了那些繁杂的家务外，伦这个小家伙，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一直在故意给我添乱。
伦，我们家的小三，今天古怪得很，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紧跟在我身后，好几次我转身的时候，都差点被他绊倒。我耐着性子，不断建议他去玩些有趣的游戏。“你不想去荡秋千吗？”我再次问他。
伦甜甜地笑着，一脸纯真：“噢，妈妈，我很喜欢荡秋千，但是，今天我最想跟着你。”说完，他继续亦步亦趋、快乐无比地跟在我身后。
在第五次差点踩到他的脚后，我终于失去了耐心，我以命令的口吻让他到外面和其他小朋友玩。伦磨蹭了一会，还是没有离开我。我感到有些奇怪，平时，伦很讨人喜欢的，今天怎么这么固执。我强压怒气，问他为什么今天老爱跟着我。伦仰起头看着我，漂亮的蓝眼珠闪着光芒，说：“妈妈，昨天，我们老师说，天使是最好的人，小朋友都应该像天使那样。”我对伦说：“老师说得对。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老跟着我？”
“老师说，小朋友应该踏着天使的脚印前进。”伦顿了顿，“我不知道天使在什么地方，但我知道，妈妈和天使是一样的。”
我一把将伦揽到怀里，眼睛一下子湿润起来。
意外的收获
文/詹姆斯·埃尔伍德·康纳
故事发生的地点是阿肯色州的一所乡村小学。这所学校的学生主要是那些非洲裔美国人的孩子，他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一年级的学生才能有机会参加一个特殊的阅读项目。
孩子们每读完一本书，就可以在周末把书、磁带以及随身听带回家。这样的安排是对孩子们用功的奖励，也有助于巩固学习成果。
当周五的课程全部结束后，妮科尔抱着一本书、几盒磁带和随身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学校。按照事先的约定，孩子们该在下周一把这些拿到家里的东西还给老师。但在那个星期一，妮科尔没有把书、磁带和随身听归还给学校。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次问她的时候，她要么借口说忘记了，要么就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教阅读的老师心里明白，这不像是妮科尔平时的做法，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3个星期过去了，妮科尔带到家里去的学习材料仍然没有归还！
一天，妮科尔的母亲突然来到学校。她穿着快餐店的员工制服，年轻得出奇。她告诉学校的秘书，她想跟教她女儿阅读课的老师谈谈。于是，那位老师满腹狐疑地去和妮科尔的母亲见面。那位母亲手里紧紧抓着书、磁带和随身听，告诉老师，她是来解释为什么妮科尔没按时把该还的东西带回学校的，该责怪的不是妮科尔，而是她自己。起初，这位母亲说话还结结巴巴的，突然一下子好像找到了感觉，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妮科尔回到家，告诉我她在学习阅读。我不相信她说的话，我们家里从来就没有人能读书。我爸爸和我妈妈不会念书，我几个兄弟姐妹也是这样，还有我自己！
“我六年级时就怀上了妮科尔，然后就放弃了继续上学的希望。上学时，我根本没学会怎么去阅读。妮科尔把这本书带回家，念给我听，我感到很吃惊，问她：‘你是怎么学会的？’妮科尔说：‘妈妈，很容易的，只要一边听磁带，一边看着书。还可以边听边自己跟着读。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了。妈妈，试试看，你也能学会！’
“我不太相信妮科尔的话。但我想自己得试一试……妮科尔没按时把阅读材料带回学校，是因为我不愿意她拿走。我要试试看自己是不是能像我女儿一样学会读书。”
说到这里，她停顿了片刻，然后问：“我能念给您听吗？”
于是，坐在她女儿就读的学校的台阶上，这位看上去还像孩子的年轻母亲开始对着老师大声朗读起来。与此同时，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淌了下来。那位老师也忍不住失声哭了起来。路过的人也许以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令人悲伤的事情，他们决不会想到，那眼泪是为希望的重生而流淌的幸福之泪。
妮科尔的母亲接着说，在这本书——现在她紧紧地把它抱在胸前——的帮助下，她已经学会了阅读。先前她总认为自己读不了书，觉得自己脑子太笨。如今，她早已把这些条条框框扔掉了，她甚至能做她很早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在圣诞节那天早晨，念圣经给她的母亲听！
怎么生活最幸福
文/卡沙特尔
拉里·爱德华出身贫寒，缺吃少穿的日子让他从小便感受到了贫穷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耻辱。邻居的嘲笑、同学们的取笑，常常让拉里·爱德华伤心不已。他对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很敏感，甚至路人一个不同寻常的眼神，也会让他难过半天。
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所有鄙视他的人都比他过得幸福。于是，拉里·爱德华决心出人头地，他要跟那些鄙视他的人过上一样幸福的生活。他几乎不跟同学们来往，哪怕是一丁点时间也要用在学习和工作上，课余时间，他不是在图书馆学习，就是在快餐店打工。他靠自己打工挣的钱读完中学，并考上了大学，此时，他认为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但幸福的感觉很快离他而去，因为昂贵的大学学费还等着他用课余时间去挣呢。
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拉里·爱德华觉得，要想过上幸福生活，自己还得继续努力。于是，他在一家大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因为他从小就羡慕那些出入写字楼的白领。可是，当他坐进明亮的办公室，每月拿着固定的薪水时，他才知道，原来白领也不幸福，因为不但要受老板的气，还要受同事的排挤。拉里·爱德华每次看到老板夹着公文包，大摇大摆地出入高级餐厅时，他觉得只有当了老板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拉里·爱德华拿自己几年的积蓄去注册了一家小公司，又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小公司变成了大公司。他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豪华别墅、高档轿车和巨额银行存款。这时，就是下半辈子不工作，他也吃穿不愁了。可是，幸福却没有随之降临。令拉里·爱德华烦恼的是，他的员工总是不听话，不但偷懒，工作效率低，还老要求加工资；他的竞争对手心狠手辣，整天想着要挤垮他的公司，让他没有立足之地；还有，从邻居和路人的眼神里，他也看到了人家对他的嫉妒。因而，拉里·爱德华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他幸福。
由于心情不好，拉里·爱德华开车时老走神，这最终导致他出了车祸：他的高级轿车钻进了大货车底下。轿车报废了，所幸拉里·爱德华只是受了点皮肉伤，没有生命危险。事后，一想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拉里·爱德华就吓得浑身发抖。他突然明白，活着是多么美好啊，一个人只要拥有了生命，就是最大的幸福。
秘密园丁
文/罗伯特·克罗斯 译
我居住的社区位于美国缅因州中部的一个小镇，夹在一条货运铁路和贝诺布斯考特河之间。这里一直很贫困，大部分居民都在附近的毛纺厂或锯木厂工作，疲劳和贫穷使人们没什么心情去美化家园。我们的社区从外观上看，寡然无味。社区中一些房子已经摇摇欲坠；有些房子虽然整洁却也缺少修饰，显得拘谨古板；还有一些木屋，四周连调剂颜色的万寿菊都没有。这和镇里其他社区的林木葱茏、花团锦簇形成强烈反差。我决定为改变社区面貌做点什么。小镇美化社区的基金主要用到了镇中心。我曾经写申请书，请求拨一些钱给我们社区用来植树，但被拒绝了。
于是，我决定悄悄地完成一项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小工程。我走到社区的边缘，也就是社区与公路交汇的地方，站在那里，环顾四周。眼前是一条铁路，铁路和公路之间是约8英尺宽的隔离带，上面满是碎石和垃圾。公路对面是一家水泥厂，水泥厂四周也是隔离带，没有一棵树，甚至连野花都没在那里安家。
一天晚上，我顶着一轮满月，从自己家后院那一株枝繁叶茂的丁香旁边挖出衍生的一棵丁香。我把丁香苗装在桶里，放到手推车上，带上铁锹，推着车走出了家门。我敏捷而又小心翼翼地把丁香苗栽到铁路边的隔离带里，培上土，浇上水，然后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那株丁香伫立在阳光下，风一吹，就轻轻地摇晃。当天晚上，我又挖起两棵丁香苗，栽到那片隔离带里，每隔7步栽一株。于是，那里就有了3株丁香。
第二天下午，我去找邻居聊天，想看看他们是否发现了什么异常。我谈话时故意给出一些暗示，比如，“铁路看上去漂亮了一些”之类的，但没人理会这些。我决定更加放心大胆地行动。晚上，我又带着3株植物出发了。这一次，我把它们栽到了水泥厂旁边的隔离带。我在那里栽了一株玉簪、一株牵牛花、一棵樱桃树苗。
依然没人议论。他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我做的那些努力。
以后的几天，我出差去了外地，当我一周后回来，走到社区门口时，我惊奇地发现铁路边上竟然有一长排丁香——至少有十几株，而水泥厂的隔离带上又多了几丛灌木、一小片天竺葵，俨然成了一个小花园。
我满腹狐疑地往社区里面走，一路上看到好多房子外面都种上了花，有丁香、连翘，还有忍冬。一个邻居从窗内探出头来，向我打招呼：“嗨，罗伯特，铁路看上去是不是好看了一些啊？”我满面笑容地回答道：“是啊，漂亮多了！”
勿以善小而不为。通过这件事，我对此有了深刻的领悟。
一株常春藤
文/卡罗尔·丝特古夫斯基
我结婚时用的花束是我自己精心挑选的，每一种花都有着不同的含义：蓝色鸢尾是我丈夫最喜欢的花，白玫瑰象征着纯洁的爱情，而预示我俩将白头偕老的是几根翠绿的常春藤。
婚宴上，我一只手端着一杯香槟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束鲜花，在人群当中来回穿梭，不时与朋友们聊上几句。尽管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心里喜滋滋的。突然，有一只手搭到我的肩膀上。我转身一看，是我婆婆的一个朋友，我与她只匆匆打过几次照面。她手里捏着一根常春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