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社强（John Israel）撰 饶佳荣译
三校联合为联大……融合成一种既同于北大、清华、南开，而又不完全同于任何一校的新特点和新风格。
——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三校各具特色，各有其历史、传统和风格。在这方面，联大与战时由华北另几所高校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不无相似之处。不幸的是，西北联大不久就沦为私人纠葛与机构纷争的牺牲品，西南联大却在宽厚容忍、和衷共济的精神下坚持了八年之久。
联大三校
要理解联大成功的经验，我们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北大、清华和南开。
北大
国立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维新运动的产物。辛亥革命后，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简称“北大”。京师大学堂位于一国之都，享有官方优待，很快被誉为中国的最高学府。由于学生都已成人，且是有所建树的学者，师生关系便有点像传统的师徒制，他们携手戮力探寻真理。这一作风遂成为北大的传统。由于功名心切，政治和国事便成了北大学生经常谈论的话题。因此之故，在20世纪中国政治转型的各个阶段，北大学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创办伊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就是中学西学并重。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西学开始占据上风，但北大仍以中国传统的考据、义理、辞章之学和小学蜚声学林。
北大在蔡元培长校时期形成自己的传统。蔡氏受过传统教育，颇有革新思想。1907年，蔡元培三十九岁，赴欧学习，四年后归国。在此期间，他深悉世界教育潮流，1916年12月担任北大校长后将其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他把北大视为广阔的交流平台，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尽可争鸣齐放，学者尽可客观研究、自由交锋、审慎选择。
为贯彻这一理念，蔡元培为北大延揽了一批独具个性和思想的学术明星：反传统的自由思想家陈独秀、千禧年玄学家李大钊、师从杜威的实用主义者胡适、疑古派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蔡元培学术自由原则的指引下，这些教授及其学生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批判传统文化，介绍西方思想，重估一切价值。在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处于顶峰的时候，蔡元培依然为辜鸿铭这样的保守派学者保留了荣誉席位。辜鸿铭曾在牛津学习，时任北大英国文学系教授。他留着长辫，赞成缠足，支持纳妾，拥护儒家君权，在他看来中西之间并无扞格。由此可知，校方对性情古怪的饱学之士持宽容态度，这也成为北大学术自由传统的一部分。
同时，北大也是激进民族主义的发源地。1919年5月4日，北大率先发动反帝反军阀的游行示威，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这次示威游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使胡适等实用主义改革者和陈独秀、李大钊等政治激进主义者从此分道扬镳，也使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浮出水面。此后陈独秀、李大钊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北大仍是激进民族主义大本营，也是学生反军阀运动的中心。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三年后，北大迎来蒋梦麟长校时期。蒋梦麟竭尽全力把北大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为此，他压制激进的学生运动，设法使北大成为中国政治风暴的“台风眼”。
通过合并、扩张和积累，北大校园囊括了各个时期的校舍，布局上相当散漫，加上地处北平中心城区，这使得她的校园生活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北大学生总共不到一千人，校方却无力提供充足的宿舍，因此不少同学住在校外。斑驳的红楼东一幢西一幢，杂乱无章地矗立着，也无法为课外活动提供合适的聚会场所。北大几乎不举行仪式性的活动——不搞每日例行的升旗仪式，不做早操，不搞开学典礼，也没有毕业庆典，自然难以营造集体生活的气氛。
相对宽松的入学标准，不甚严格的功课考评，包容一切的生活姿态，在在体现出自由放任、张扬个性的北大精神。这种风气使得北大学生很不合群，同处一室的舍友常常在寝室中间挂一张床单，四年间老死不相往来。最初，考入北大的学生大都出身官绅家庭，给这所学校留下了雍容的贵族气派，余风迄今未消。有的北大学生天赋异禀，只凭兴趣选择科目，随意旷课，即使通宵达旦唱京剧，也不当一回事。他们几乎不用综合性的教材，总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博览群书。他们穿褪色的长袍，上面打满了补丁。与正餐相比，他们更喜欢光顾小吃店，以此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除了在抗议运动时表现出积极的组织才能，一般情形下北大学生天马行空，放荡不羁，特立独行。
清华
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堂，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大学。在办学缘起、发展历程和校风建设上，清华与北大迥然有别。秀丽的清华园位于北京城外，其前身是一座皇家园林。在幽雅迷人的自然环境下，清华园里竖立起坚实的现代建筑，并配有便利的设施。北大学生依赖校工送水到寝室，清华学子却可以在宿舍里喝自来水，在体育馆淋热水浴。
风景宜人的清华园里，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既有各种热烈的体育运动，也有许多文学、音乐和戏剧社团，还有一大批研究团体、班级社团及形形色色的聚会。入冬以后，清华学生还组织滑冰协会，在大礼堂前的湖面上翩翩起舞。因为校园生活格外丰富，学生几乎没有理由离开学校，除了在周末，他们会乘坐每小时一趟的公共汽车到城里聚餐，或拜访朋友。
与北大学生的自由散漫不同，清华学生过着秩序井然、按部就班的集体生活。有些大会以西方议会作为模仿对象，一位观察者这样写道，与会者“庄严的发言，庄严的听讲，庄严的举手表决”。无论什么季节，男女学生都要到室外上体育课，穿短裤做健身操。每日下午五时，他们成群结队来到田径场、篮球场或游泳池，参加更多的体育活动。清华人对竞技体育热情似火，从学校的英语口号“Fight to the finish and never say die”就可略窥一斑。跟课外活动一样，清华的学术生活谨严而有条理。北大可能允许学生偏科，清华则只录取在入学考试中成绩优异的考生。至少，清华要求大一学生通过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课拓宽知识面。教授上课一般都会点名，不时进行大考小考，而后根据讲义授课，这就是典型的清华作风。正如萧公权教授所观察到的，清华学生“阅读和思想的能力都不弱”，并且“对学术发生了兴趣”。
清华学生热爱传统的蓝布长衫胜过西服，他们在课外几乎不说英语。不过，与包括北大在内的其他国立大学相比，清华带有鲜明的美国烙印。每位清华学子都会几句英语对话，不少人说得相当流利，而北大几乎没有学生能娴熟地用英语交流，甚至外语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留洋深造的北大学生屈指可数，而清华因为特殊的办学背景，考上这所学校的几乎都能负笈海外。由于清华教师经常使用英语，有一位洋教授的夫人对汉语一窍不通，却能在清华园里度过二十个春秋。要是把体育活动的竞争、对新生的恶作剧、活跃的校友会及“啦啦队”精神等源于美国的大学的做派考虑在内的话，北大和清华在校风上的差别就更加显著了。
南开
跟清华一样，天津城外的南开校园风景优美，到处都是坚实的现代建筑。作为华北重要的通商口岸，天津不可避免地给南开带来了某种布尔乔亚的商业气氛。当时全中国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女，但南开在这方面上更加明显，这部分是因为，作为私立大学的南开，她的学费比国立的北大和清华高。南开最有名的教授集中在商学院和闻名遐迩的南开经济研究所，而商学院是南开特有的学术机构，北大和清华都没有。
不过，市场机制对南开作风的影响，远远不如张伯苓的一言一行。南开是张伯苓创办的，他也是一校之长，负责规划她的未来。作为年轻的海军学校毕业生，张伯苓曾经目睹列强对中国的欺侮，用他的话说，“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于是他“立志终身从事教育救国事业”。1904年，他和严修一道创办南开中学（梅贻琦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周恩来毕业于1917年）。最初，南开中学仿照日本模式，但几年之后，从美国归来的张伯苓借鉴了麻省安多福（Andover）菲利浦学院（Phillips Academy）的学制。张伯苓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热心的会员，因此南开中学很重视信仰教育和修身教育，对体育也抓得很紧。
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继承了南开中学的理念。南开以“允公允能”为校训，真切地反映出张伯苓的爱国情操和求实作风。南开学生在学业上大都中规中矩，偶有出类拔萃者（如数学天才陈省身），但总体上既不像清华学生那样多才多艺，也不像北大学生那样头角峥嵘。
北大盛产学生诗人、哲士和文艺鉴赏家，且不乏寒冬夜饮温酒的特出之士。清华人以篮球队队长为榜样，他们毕业后可能前往MIT或哈佛深造，业余时间喜欢打桥牌、看电影。南开学子有点像美国本科生，不够老练，但活泼开朗，乐观向上，乐群好动，精明实际，但很少作长远的规划。对他们而言，课外活动特别重要，因为南开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并特别讲究群育。在体育教学方面，讲集体荣誉，讲体育道德，讲互助合作，讲坚持到底的精神；反对锦标主义，反对个人出风头，反对胜利第一。这种注重团队的作风，对南开的校务管理、学术研究和学生生活都有巨大的影响。
三校一体
三所大学一旦组成西南联大，各家便争相阐发各校对联大的独特贡献：“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北大开放，清华严格，南开活泼，而联大是三者的融合。”联大融合了“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南开是顽皮好动的孩子，却不免是活泼可喜的；清华沉着和气，有中年气概；北大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深沉老到。”
在经济学家戴世光看来，联大的学风可以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这些特色继承了三所学校不同的传统。教授治校源于清华，由教授而不是校长来聘请学者；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是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传统；注重实干来自南开，商学系就是其典型代表。校友金长振认为联大糅合了“北大的主动自由，清华的活泼进取，南开的踏实严谨，形成了学生奋发进取的性格，认真求知的态度，主动自发的行为”。
南开自称是“民国唯一一所享誉全国的非教会大学”，但它无疑是这个联合体中资历较浅的一个搭档。因此，恰恰是南开从这些隽永的格言中获益最多——这些格言在修辞上赋予了三校平等的地位，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难怪最有名的箴言出自黄子坚之手，陈序经和查良钊大力宣扬：“南开坚定如山，北大深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而黄子坚、陈序经和查良钊都是南开人。
幸运的是，三所大学不必仰赖诗一般的语言获得团结。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历史相互纠结，错综复杂。正如冯友兰1941年代表北大出席清华周年纪念会时所指出的，“我是北大毕业，现在是清华的文学院长；而北大的文学院长胡适之先生，却是清华毕业生。”1946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注意到，他既是南开的校董，也是全美清华同学会总会长。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理学院院长（饶毓泰）都曾是南开教授。北大数学家江泽涵是南开校友，清华校长梅贻琦、教授朱自清也是南开校友[译注：朱自清毕业于北大]。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三所学校创办时间不一，发展步伐也不一致，但几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大是其他院校的基地。清华早期“五霸”中有三位教授出身北大，即刘文典、冯友兰和朱自清。20世纪20年代，公立大学财务紧张，教师薪资没有保障，于是许多杰出的学者选择了经费稳定的南开，当然张伯苓的个人感召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南开中学跻身中国最优秀的中学行列，它为北大和清华培养了许多教授和学生。南开中学与清华的关系格外紧密。长期以来，南开和清华这两所大学在足球场和篮球场上旗鼓相当。20年代，南中学生的一大愿望就是考入清华。1927年至1928年，清华挖走了一批优秀的南开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蒋廷黻、经济学家萧遽、生物学家李继侗及政治学家萧公权（就职清华之前，萧公权曾在东北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几乎一夜之间，清华从学者的接收站转变为输出地，它派到北大开课的教师，比北大回派到清华授课的还要多。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除了历史上的渊源，有些联大教员还有亲属关系。教授队伍中有兄弟，如闻一多（中文）和闻家驷（外语），费孝通（社会学）和费青（法学），冯友兰（哲学）和冯景兰（地质学），此外不少人有姻亲和叔侄关系。这种关系跨越了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界限，不分学科，有助于将联大教员变成关系密切的共同体，俨然一个大家族。学生当中，“在大学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也不在少数。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他的父亲杨武之曾是联大数学系主任。如果把叔侄甥舅关系考虑在内，我们可以绘制出一个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网，这个网络更加强了师生之间本已相当紧密的联系。
共同的战争经历促成了集体意识。联大师生来自华北校园，而今远离大都市，安扎在偏远的昆明，都曾亲历战火的洗礼，度过艰难贫困的日子。陈岱孙回忆：“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在这种处境下，以前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教师和谦卑驯顺的学生前所未有地亲近起来。有时，老师和学生一起研究新材料。学生敢于质疑教师，而教师带着欣赏和尊重予以答复。有时，未经提示，教师发现讲授有误，就赶紧改正。学生之间也互敬互爱，切磋砥砺。
三校联合优势互补，使薄弱环节得以加强。例如，清华率先在理科和工科方面取得卓越成绩。通过聘用留美深造归来的本校毕业生，清华能够紧跟现代科学发展前沿。1931年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他为一批研究型教授争取基金，聘请年轻有为的学者取代能力较差的年长学者（其时中国学术界还没有终身制），也开始努力发展北大的自然科学。这一时期，北大、清华和北平研究院的科学家联合开设讨论班，以增强学者的团体协作意识。
北大曾在社会科学方面引领潮流，但在30年代，由于国民党党徒的正统观念的压制，这些学科渐渐走向衰落。作为一所易受政治左右的国立大学，加上校长蒋梦麟又是忠实的国民党员，北大不得不向官方学说“投降”，相形之下，清华拥有庚款基金，南开经费独立，它们都不像北大那样容易驯服。结果，在社会科学领域，清华和南开开始赶超北大。早在抗战以前，这三所大学在历史学界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北大和清华的差别在两校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就有体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北大学者为主力阵容，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和胡适整理国故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和文本考证的方法展开研究工作。而清华学者编有《中国近代经济研究集刊》，193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余秉权认为这是“中国最早把社会经济史当做一个专门领域、深入研究的期刊”。南开经济研究所则致力于探讨当时的经济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除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引领风骚，战前十年清华在人文学科上也是硕果累累。梅贻琦虽然出身电机工程专业，但他与各学科的杰出学者都很有交情。他主持清华校务时，有诗人学者闻一多、中国中古史大师陈寅恪、外交史家和思想评论家蒋廷黻、自成体系的逻辑学家金岳霖（除了蒋廷黻，其他人后来都到联大任教）。南开仍以卓越的经济学和商学研究知名，还开设了化学工程学系（清华所无），为联大的工学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校教员不仅相互补充，而且有重合之处。他们志同道合，彼此尊敬，使联大这个学术共同体在昆明自然而然地走向三校历史上互助协作的顶峰。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这三所高校共性增强差异减弱的交会融合之时，这部分是因为这个时期美国模式在中国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清华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作风，与南开大体相似，北大也很赞同。因此，当三校在昆明联合时，几乎无人反对这样的办学理念：所有本科生在一、二年级都要接受通才教育，然后才能升入高年级接受专业训练，同时必须通过常规的各种测验和考试。此外联大还接纳了清华的学术层级制。1937年夏天，北大和清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两校相约举行联合招生考试。尽管这一措施因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但这种合作的态势预示了美好的前景。
清华声誉日隆，影响日著，与其他学校传统的交相汇合，在政治舞台上也得到了体现。北大学生经常领导爱国运动，但1935—1936年的“一二·九”抗日运动最初是由城外的清华（及相邻的燕京）发起的。在运动过程中，联大三校推波助澜，相互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北大—清华—南开学生之间的竞争关系大约一直持续到1941年，也就是大部分考入联大的学生在昆明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活之时。为便于区分，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以字母打头的学号：P代表北大，T代表清华，N代表南开，A代表联大。这种标示延续了昔日的烙印。比如，按学号评分时，T总是排在最前面，N总是垫底。清华的学术优越感，加上清华师生人多势众，使人们以为清华是主办学校。在昆明入学的许多毕业生至今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清华校友，而不是联大校友。北大学生秉承了母校的贵族传统，绝不认为自己比清华同学逊色，在他们眼里，清华人只会死读书，毫无趣味可言。只要发觉南开学生不够扎实的学术功底及虚浮可笑的布尔乔亚做派，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总有几分轻视。
尽管存在着这种竞争关系，但1939年有个观察者在昆明发现联大相当和睦的一面：“虽然佩戴着不同的校徽，无时不刻不在争吵，但他们不至于打架斗殴。”相比之下，西北联大一帮人却“斗得头破血流”。
学校高层的融合无间更增加了西南联大成功的砝码。要是三位校长都想主导学校的管理，冲突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南开的张伯苓远在重庆，有时候他会向位高权重的朋友（包括蒋介石）进言，藉此帮助联大。而北大校长蒋梦麟甚至早在战前就对繁琐的校务兴味索然，最终他也去了重庆。作为一名活跃的国民党党员（梅贻琦是出于工作需要加入国民党的），蒋梦麟和其他大学的领导一道，为联大与政府高层的沟通保驾护航。
这样，清华校长就成了联大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但由梅贻琦主持校务，这背后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逻辑：清华的教师和学生比另两校的总和还多。由于拥有庚子赔款，清华不仅能够维持本校的运转，还奉献给联大。转移到昆明的大部分图书和仪器也是清华的。另外，梅贻琦的个人风范使他担任这一职务成为理所当然之举。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他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梅贻琦和他的妻子及四个孩子住在西仓坡一幢房子的楼上，他和儿子祖彦同屋。白饭拌辣椒是他们一家的主食，而普通的菠菜豆腐汤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梅贻琦每天步行上班，把归他个人使用的汽车让给了联大。有一次，为了处理校务，要到成都出差，他放弃了搭乘飞机的便利，不辞辛劳地坐长途邮车回校，为联大省了两百元。某年，教育部捐了一笔钱资助联大学生，梅贻琦却不允许发给当时同在联大念书的四个孩子一分钱。当独生子祖彦自愿参军时，他给予了支持，并为儿子祈福。在处理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关系时，他不偏不倚，坚持一碗水端平：他把工学院清华服务社经营所得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
梅贻琦治校看上去像个道家，奉行无为而治的原则，但实际上，他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主持联大常务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蒋梦麟和张伯苓或他们的代表及列席的其他学校领导。他审慎而明智地给三校杰出的教授委以学校高层管理职务。常委会在名义上由三校校长组成，实际上由梅贻琦主持，其下设有教务处、训导处和总务处。教务长最初来自北大（樊际昌），而后出自清华（梅贻琦和潘光旦）。训导长查良钊与南开颇有渊源。第一任总务长是清华的秘书长沈履。
1941年，郑天挺取代沈氏，担任总务长。在联大校务管理中，郑天挺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抗战前，郑天挺担任北大秘书长。作为蒋梦麟的得力助手，他擅长处理各种日常事务。而在联大，郑天挺职务更多，责任更重。他协助梅贻琦负责具体工作，蒋梦麟缺席时他就成了北大的代表，负责解决各种问题。当学校遇到财政困难，郑天挺就去银行取钱发工资，并制定策略应对重庆的指示。每月临近发放教员粮食津贴时，他派代理人到云南农村寻购最便宜的大米。同时，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指导研究生，还承担颇受好评的明清史教学任务。
在学院一级，三校之间也谨慎地保持均衡。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清华），法商学院院长先是陈序经（南开），后是周炳琳（北大）。清华理学院、工学院的师资都超过另两校，所以院长均为清华人。工学院院长是施嘉炀，理学院院长先是吴有训，后是叶企孙。师范学院院长由南开的黄子坚担任。在联大最后的岁月，梅贻琦在北平忙于清华复校，就由北大的傅斯年代理联大校务。
联大的行政机构精干、高效，不养闲职，拒绝冗员。甚至像注册组这样重要的部门，也仅靠几个人运转。各系系务由系主任负责主持，辅以一两位助教或助理。伙食由学生自行解决。
教授会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授权处理学校的大政方针，不定期举行会议。它通常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特别是联大与重庆政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时，譬如，1945年联大学生发起的“一二·一”运动，就是最有名的例子。教授会每年轮流选出十一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委会成员还包括三位常委、各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校委会讨论学校的各种重大问题，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其职权为审议学校的预算，决定院系的设立和废止，颁布实施规章制度，增建校舍添加设备，讨论改进校务。
教师参与各种学校事务。应学生的要求，教授为业余社团出谋划策，同意校方成立各种专门委员会，这种委员会一度有六七十个之多。专门委员会检查图书馆事务，指导防空工作，编定校歌校训，接待新生，指导大一学生课业，审核毕业生成绩，颁发奖学金，租建校舍，聘任教职员等等。当学校1940年秋计划迁入四川时，有几位教授便率先到可能的地点勘查，最终决定在叙永建立分校，录取新生。教授治校基本上是清华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北大的传统；但是，由热心公益的通才和少数几位职员管理一个共同体，这种理念我们在毛泽东处理战时紧要事务时也能看到，即所谓的“延安道路”。
联大能顺利运转，首先得归功于梅贻琦及其同事的经营，考虑到联大是一个“混合物而不是结合物”（周明道语），就更是如此。三所学校继续自行聘请教员，向本校校友说明情况，各自授予学位，各建各的研究所，各自举行校庆活动，用各种办法维持自己的身份，包括保留各自的管理机构。陈岱孙时任清华法学院院长，而联大的法商学院院长是陈序经或周炳琳。正如冯友兰所说，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通才教育在联大
拥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西南联大是战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尽管它没有农科、医科和美术系。大学课程已很丰富，但新的科目训练仍不断增加。有些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而增设的，有些是基于国际学术的新动向而开办的。而且，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即使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的极为冷僻的专业课，也能坚持下去。每学年开设的课程贴满了总务处办公室的墙壁，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山”“学海”。日复一日，同学们在那里逡巡徘徊，兴致勃勃地抄课表，准备选课。兴趣再广泛的学生也不能把所有想选的课都列入自己的科目表，因此旁听就成了大学的一道风景。钱穆的中国通史课，真正选修的有数十人，旁听者多达数百人，以致座无虚席，后来者只能站在门外窗前听讲。
联大实行学分制，修满132个学分方可毕业，不过师范学院得学五年（包括实习），要求修满170个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联大本科生必须修完几门不计学分的课程：军训、“三民主义”及大学四年的体育。各学院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安排不尽相同。文学院的必修课为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法商学院和理学院也大致如此。平均说来，一个学生每学年要修七八门课，每天有三四小时在教室里度过。
联大的目标是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如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一理念要求学生拥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然后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学习。联大以美国的通才教育为楷模，它的课程设计有意放宽口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按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过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而两门必修的社会科学可以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选择。每个学生都得学习哲学入门和科学概论。即使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课程，在不同班级和教师中也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而且在头两周可以自由补选或退选而不受惩罚。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数理化概论由两三位造诣深厚、经验丰富的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讲授。别的课则安排在不同时间，或轮流开设。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各自讲授《楚辞》，而彭仲铎和唐兰也开过这门课。这样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大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者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者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而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都能敞开胸怀呼吸联大自由的学术空气。恰如陈岱孙所指出的，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是进步的，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学生可以享用这种自由，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教师几乎拥有全部主动权。在中国西式的大学被狭隘的、专业化的、僵化的苏联体制改造了将近40年之后，回首昆明经验，一位历史系校友对联大模式发出由衷的赞叹：“因为年轻人的爱好和长处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对他们的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尽可能使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和长处得以充分发展。”当然，自由并不意味着松懈散漫。在联大，就像战前的清华一样，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而在工学院和理学院月考两次。以理学院为例，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缴白卷吃零分。八千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但仅有三千八百人毕业，许多人被“自然选择”淘汰出局，这反映出联大严格要求的一面。
联大教师
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两种模式（“京派”和“海派”）主导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一般认为，京派学问上比较扎实，思想上偏于保守，并带有浓厚的士大夫习气。有时，这些知识精英自命清高，疏于国事，甚至在30年代仍然如此，而此时日本侵略加剧，国民党却奉行绥靖政策，致使华北的大学岌岌可危。然而，有些教师继承了五四时期实干爱国的传统。京派的两种代表（士大夫和爱国学者）辗转来到昆明，战争后期，爱国学人比士大夫影响还大。
联大教授是个卓越的群体。抗战期间，聪颖明达的年轻学者的加入，更增强了联大已很强大的教师阵容。这些青年才俊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博士伍启元、富有创作才能的作家李广田、才华横溢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对教师的选聘是很严格的，最有前途的新秀被北大、清华和南开包揽，再由联大加聘。他们所在的学校期望他们战后能够继续为本校服务。当然，也有一些教师离开联大到别处工作，历史学家钱穆和作家钱锺书就是显著的例子。尽管有这种损失，但我们不能不赞同校友李埏的评价：联大教授“是并世无与伦比的”。
虽然有少数教师年复一年照本宣科，但就整体而言，联大教授以原创闻名。教师共享研究成果，师生协力钻研，实属常见。联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本科生，但教授传授的却是自家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人云亦云易于理解的“大路货”。历史学家陈寅恪讲授隋唐史时，在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在中国学术界，学人相轻可能比学者互敬更普遍。联大就有明显的例子（历史学家皮名举和古典文学专家刘文典就很瞧不起他们认为不入流的学者），但该校大部分教授还是互敬互爱，甚至相当亲密。他们经常告诉学生在某方面某位同事懂得更多，有时还互相听课。大多数情况下，教授们都会开诚布公地表达不同见解。一位左翼批评家承认，在联大宽松自由的空气下，“学派渊源各不相同的”学者可以“齐放争鸣”。
联大教授群体是世界主义者。在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23人未曾留洋。有些人赴欧洲留学，有些人在北美深造。而取得美国学位的联大教授比比皆是。对大多数教授来说，英语不只是一门外语，更是他们语言和概念上不可缺少的工具。学生很快学会做双语笔记，因为他们的老师授课时不时蹦出英语单词、短句，常常用英语板书专业术语，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会使用美国或英国的教科书。
一点也不奇怪，联大教师一般都赞同西方的这种或那种自由主义。不过，他们身上仍保留着士大夫文化的遗迹，因此难逃非议和批评。1981年，校友王康写道，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局限”，联大教授不可避免地沾染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糟粕”。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王康认为，即便是联大学风的精髓——蔡元培兼容并蓄的传统——也不无瑕疵：
当然在旧社会条件下……即或有所容蓄也有其局限，如马克思主义者就较难受到容忍。这固然与三校当权者的正统观念有关，同三校讲究学历、资历及宗派师承有关，但主要的责任毕竟还应由国民党反动派承担。
这种指责看上去义正词严，果真如此的话，这就意味着联大引以为荣四处宣传的学术自由思想其实并非如此。联大没有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影，就这一点而言，英美派学者恐怕难辞其咎。1936年，“华北共产党党魁”张申府被清华除名，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在这起事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此张申府理直气壮地指出，这个控告“荒谬透顶”，因为他几年前就已退出共产党，但“只讲政治不讲哲学”的责难还是被一位学生记录了下来。这位留学法国的通才本来就与拥有美国渊源的清华格格不入，加之在课堂上“大放厥词”，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压力，导致他被解雇。毫无疑问，张申府对伯兰特·罗素的倾慕，即便不能抵消，至少可以缓和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虽然张申府案不同寻常，但教授中不乏各种哲学流派的背景，偏偏缺少马克思主义者，这很可能是联大重视“学历、资历及宗派师承”的结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达到专业水平。尽管如此，当受人尊敬的学者吴晗和闻一多参与共产党的活动时，他们的地位并未因此发生动摇。
在长沙和昆明的九个年头，这所大学只发生过两次令人瞩目的解聘事件，当事人分别是直言快语的自由主义者（罗隆基）和鸦片瘾君子（刘文典）。由此看来，联大学术自由的记录在民国史上已属例外，而共和国时代的作为更是望尘莫及。
译者后记：
本文原载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此次应王志毅先生约稿，稍事修订，以飨读者。初译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易社强、李晓亮贤伉俪和刘永华老师的指教，特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