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的那位领导家人的“牢骚”，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特权茶”的慨叹。仅从他多次提出公车私用的“借口”来看，足以说明其养尊处优惯了、凭借领导的特权而分享惯了、把公家的东西当成自家的惯了……
因此说，这样的人“人走茶凉”得更快一些，老百姓的心才会更“热”一些。
（原刊《榆林日报》2006年12月29日）
无言的爱
孩子放学前的十几分钟，学校门口及周围集聚着陆续赶到的人、车。
春、夏、秋、冬，他们大多已处在固定的、孩子也容易找到的位置。不论天寒天暖、刮风下雨，这群人总会如约而至，翘首觅望。
我也是其中的一簇；而且，每当我挤身伫立，在恭候孩子的那瞬间，分明感受到了爱的庄严。
孩子之间的差别是微小的，乃至每逢周一，我都要仔细的盯着穿着一样的校服、一样的戏嬉、长的小蘑菇一样可爱的每一位孩子，生怕眼丢了自己的孩子。
差别就在于接送他们的家长。很显然，家长们是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
有的是开着小轿车、有的是开着吉普车、有的骑着摩托车、有的推着自行车、也有极个别骑着人力三轮车，各种车辆中间、亦夹杂着不少步行而来的人们；在人流车群之外，惟有一辆喷有“希望工程专用”的面包车，是某单位用于接送孩子的专车，常常引得一些有急事、焦灼不已的父亲或母亲频频探去羡慕的目光。
总之，这一刻，我感觉到充斥着爱的气息，嗅到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温馨。说实在的，不论轿车里家长的目空一切，还是吉普车中的气度不凡，摩托车下的怡然自得，或者三轮车上的不卑不亢，都是一样感觉：至少在这小小的空间，大人们擎起了一片特殊意义的爱的天空。
爱的差异，是在儿子的不经意言谈间领略到的。那一天，儿子忽然间说，他们班的一位同学爸爸是局长，单位里小轿车换了更高级的，他对同学们说，每天学校接送再也不用坐原来那辆“破车”了。
我一怔……
每天，我只顾欣赏也有我自己在内编织的那一片爱的天空；殊不料，在这无言的爱丛中，亦有着对稚子影响极大的无影路标。
我深信，坐在三轮车上看到父母寒来暑往吃力接送自己的孩子，一定会从父母那里承袭来自立、自尊、自强的品质；而在不断变换小轿车的孩子身上，会过早的被溺爱而浸透的独立意识欠佳。
学校门口，时时刻刻被无言的爱所包围；这种爱，真得千差万别。
把“小事”办好
笔者近日遇到这样一件事：在派出所更换户口簿时，由于户籍民警的粗心大意，把笔者的姓打成了另外一个形近字。于是笔者要求户籍民警帮助更正。不料，由于户口实行联网管理，要想更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户籍民警告诉笔者，更改户口首先要主管局长签字，然后电脑上还有种种手续等等。为此，从镇上到县上，笔者跑了四五十公里的路程，白花了精力、路费不说，连民警一声道歉的话都听不到。相反，自始至终看到的是他们冷冰冰的脸，听到的是他们硬梆梆的话。
类似事情并非偶尔发生。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眼中，老百姓的事似乎过于“小”，小的可以让他们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因而，学生增加几元、十几元的乱收费心安理得；患者多掏近百元，上千元的医药费不足为怪；集体公款旅游、吃喝几千元、上万元理所当然……
的确，和内忧外患的国家大事相比，这些也许是“小事”。然而，对于百姓而言，往往是大事。几十元可使一名儿童辍学，百元钱会使一位患者得不到救治，工作人员的失误能使百姓无缘无故身心受累。“小事”往往是伤害一个普通群众对党和政府感情的导因，“小事”积聚会变成“大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把“小事”办好，这是群众对“公家人”最基本的要求。
（原刊《榆林日报》2007年2月27日）
述廉更要践廉
经常听到、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面对各种检查或者总结，侃侃而谈自己廉洁清政、大公无私，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堪称鞠躬尽粹。听起来，似乎很令人感动。然而，听其言之后，再仔细的观其行，却明显的感觉到言行并不一致。
首先，自身并不能以身作责。不能够严格的以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甚至，工作中遇到利益争着抢，遇到原则绕着走，遇到困难躲着跑，遇到问题和浠泥。其次，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职责中，应付差事、敷衍了事，有钱一顿吃掉喝掉上千元，对订一份学习刊物是牢骚满腹，极不情愿，等等。所有这一切，和自己当初在台子上述廉、在干部面前讲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常言道：说得好不如干的好，实践是检验的标准。又逢年终，各部门、单位、乡镇又争着抢着想当廉政或其他各项工作的模范、先进；但是，真的不知道他们践行的是否称职呢？
关于一起赌博案件的思考
2007年3月，《华商报》以及部分网络媒体相继披露了某县电力局个别领导参于赌博被治安处罚的事件。赌博，本来就是一种社会公害；党员领导干部躬身参于，在社会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是强烈，其社会危害的程度远远大于赌博本身。暂且不论“己不正，焉能正人”之理，单就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照检查自己、省视自己，能说得上合格么？
尽管那位党员领导干部以及相关人员都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在他们人生的档案里留下了一笔墨迹；但是，这起赌博案件留下的另一种问题值得人们沉思：那就是，谁来监督直管部门？作为一个垄断行业，电力部门本来就享有着其他人员，其他单位“眼馋”的待遇；应该说，他们是中国先富起来的一族，因为他们占据了政策所赋予的那种富裕的资本。然而，仅仅垄断似乎还不满足。可能是出于一种脱离地方政府“干扰”的因素，在既得经济利益之后，他们的行政管理权限也变的高度集中……这就是时下所见到的“垂直管理”。当然，这种垂直并不单是电力部门；工商、税务、环保、经融、房改等等，一夜之间，仿佛“多年的媳妇都熬成了婆”。
或许，从管理体制上看，“垂直”的确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环节。比如，地方行政干预少了，部门自主权力大了，工作效能提高了等等。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部门都上划垂直管理，而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又该处于一种怎样的“夹缝”呢？于是，诸如被报道的那个县电力局个别领导干部参与赌博的违纪行为悄然发生了。
当然，监督之下仍有腐败。虽然说，那个电力局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参与赌博的违纪行为并不是“垂直管理”惹的祸。但是，垂直管理所暴露出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思考之一：监督者权力的置疑
2003年12月底，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作为一个垂直管理部门，尽管它的组织关系在地方党委的管辖之下；然而，由于人事任免、工资待遇、提拔调动等个人利益关键性问题当地党委无权决策。于是，也就暴露出监督权力的“虚弱”。垂直管理部门作为被监督的对象缺乏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不能给监督的主体创造良好的监督条件和环境，从而导致监督主体缺乏实施监督的积极性；导致名为监督却难以起到惩戒和威慑作用。“条条管不透，块块管不够”。于是，各种不正之风和违纪行为、腐败现象趁隙而入。这也得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作为党内专门监督机关，面对相应垂直管理的部门，他们的行使监督权力应该更大一些。
思考之二：被监督意识的有待提高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它当然不希望“家门”出丑；但是，事情往往并不是以人的良好意愿为转移。就比如说电力部门，在它的内部，也设有纪检监察机构，当新闻媒体披露出存在的问题时，也能够及时和当地纪委监察局取得联系，并希望帮助调查核实。试想，如果把这个时候的诚恳态度用在平时，多和地方党委、纪委沟通，自觉的提高自己被监督的意识，放下“电老大”的架子，谦虚诚恳一些，也不至于落得十分被动的局面。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直管部门做的比较好；他们在自觉搞好本部门、本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同时，每年都能够积极和县纪检监察部门联系，聘请有关人员担任他们的廉政监督员，为他们的干部职工讲授廉政法规知识，平时举办廉政文化进机关的各种活动……总之，他们并不以自己直管而放松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对自己的监督，从而在当地塑造出良好的行业形象。被监督意识的提高，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部门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意识的提高。
思考之三：垂直管理部门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无容置疑，部门一旦管理垂直，相应的其自主权限、空间也会大一些；它的上级管理部门越远，对它的监督就越疏，这个部门就越容易出问题。就拿那个县电力局所出现的问题来说吧，假如果，县局个别领导不洁身自好，完全置自己于“真空”之中，上行下效，谁又能保证这个部门不会出更大的问题呢？等他的上级管理部门发现了问题，也只不过是严肃处理人的事了。
痛定思痛，垂直管理部门的权力究竟该有多大？
笔者认为，除了业务对上负责而外，其它的都应该以地方党委的意见为主，尤其是部门领导干部的交流任用；至少，也应该充分征求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建议。也许这样，才能令一些接受监督意识较差的直管部门的领导有所顾忌些，从而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刊于《榆林日报》2008年12月17日）
我的纪检情结
步入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纯属偶然。然而，正是由于偶然，使我与纪检监察宣传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部队时，由于深深的爱好，我参加了解放军报新闻函授学习，并有“豆腐块”发表在《空军报》、《宁夏日报》等报刊上。所以，退伍到乡政府工作后，闲暇时，我总喜欢伏案练笔。和许多初学新闻写作的通讯员朋友一样，开始时，我总是疯狂地写，漫无目的地寄稿。但写作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有时付出的是几桶汗水，得到的回报总是一滴油（刊发的稿件）。
忽然有一天，我收到陕西省纪委监察厅主办的《党风与廉政》杂志社寄给我的一封信，这才隐约记起好像一个月前向杂志社寄过稿件“难道是刊用了？”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匆匆拆开来信，抽出一看，里面有自己寄去的一篇稿件和一封编辑来信。稿件上密密麻麻地用红笔勾画、批改了许多，和我中学时一位认真的语文老师批改的作文一样。再一看编辑来的信，开头写道：“老薛您好！”我一怔，没有很快地读下去，我毕竟才二十出头，对编辑的尊称感到有一点羞涩……
按照这位名叫纪大海的编辑在信中对我的指点，我认认真真地对稿件进行了修改、誊写，生怕有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写错，负了编辑对自己的深深期望。
没多久，我的那篇稿件在《党风与廉政》上刊发了。
一封信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许让人听起来有点离奇，然而，对我来说，正是纪老师的那封来信，为我日后的工作道路树起了一块“路标”促使我有意无意之间向那块“路标”走去。
1994年底，我第一次因写稿被榆林地区纪委监察局表彰。这一奖，更令我心猿意马，不可阻拦了。1995年、1996年、1997年，我又连续三年被榆林地区评为纪检监察通讯先进个人。1998年，我被评为全省纪检监察宣传先进个人。10月份，我被抽调回县纪委宣教室，专门从事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
回味我走过的每一步路，我总觉得，是纪大海编辑那份情注笔墨的来信把我从一个初学新闻写作的爱好者，引入到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那声“老薛你好”将伴随我真正地步入到以后的岁月。
（原刊《中华新闻报》2003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