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轻易带子女出入官场
原文
官衙习气，最足坏人。子弟凡家居不应有之事，官中无所不有。虽居官者，纪范极严，然时而升堂，时而公出，检束总有不到，仆从人等，饱食群居，乌能尽安素分？如耍钱唱曲，养鸟畜鱼，嬖优伶，狎娈童之类，何地没有唧衣美食肥，犹其小者，子弟血气未定，易为所惑。且若辈唯恐不当公子之意，用事者以此固宠，未用事者以此邀恩，一有所溺，父兄之教难行，为害不浅。况官非世业，久短靡常，子弟即幸无外染，而饱暖嬉闲，盘驰骨懈，设不能仰给于官，将无所恃以自立。故惟子弟可治儒业者，携之官中，俾受严师约束，其他不若各就所长，令其在家治生，以为久远之计。
译文
官府中的风气，最容易使后人学坏。在平常百姓的家里不该有的事，官府中无所不有。虽然为官者想严加管教，但有时因公外出，有时升堂办案，管束总有不到位的地方，一些下人在一起生活，又怎么能安守本分？如要赌博听戏，养鸟养鱼，宠爱戏子，狎宠相貌美男子，哪个地方没有？锦衣美食，尤其年少的，性情不定，容易被他人蛊惑。那些人唯恐不能迎合公子之意，投其所好者便可以受到宠信，没有投其所好者也极力讨好，一旦学坏，父亲兄长的教悔便难以行通，受害不浅。更何况当官又不是世代相传的事业，久短靡常，后代即使有幸没有受到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却也因天天锦衣美食而不思进取，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做官，他们又靠什么养活自己呢？因此，后代在学业上有发展的，可以引入仕途，但要受严师管束，其他不如让他们各有所长，让他们在家里设法谋生，这才是长远之计。
活学活用
教然后成才，教育是一个人成才的重要途径。而家教则是最关键的教育形式，因为，家教是最早的和终身伴随的教育。因此，家教历来被人们视为培育人才的重要阶梯，家教有方，子多忠良，诸如周文王大任，田母训子，岳母刺字等等，皆以家教有方而名垂青史，所以，为政者在教育子女时，应做好子女的教导工作，其中一条就是不要把子女带入官场，以免给子女的教育带来负面的影响。
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数百名举子参加殿试之后，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结束了。士子们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此时，谁不望金榜题名，谁不望名列前茅呢？然而，就在张榜之前，却发生了一件历次考试中罕见的事。它不是人们担心的权贵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而是一位身居高官的人代子谦让，把其子本来列在一甲的名次降到了二甲。随着考试结果的公布，以及雍正帝为此事所拟谕旨的颁发。大学士张廷玉代子谦让之事很快在世间广为流传。
张廷玉（1672～1755），宇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后步人仕途，雍正初晋大学士，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身居高官，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他秉承其父张英的教诲，要求子女们以“知足为诫”，其代子谦让一事即为突出的例子。
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了殿试。诸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立即被那端正的字体所吸引，再看策内论“公忠体国”一条，有“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数语，更使他精神为之一振。雍正帝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拔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方知此人即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霭。雍正帝感到十分欣慰，他说：“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能为国家抒诚宜力。大学士张英立朝数十年，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张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霭禀承家教，兼之世德所忠，故能若此。”并指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了张廷玉。
自从科举制度兴起之后，金榜题名便成了读书应试者的奋斗目标。按照常理，得到儿子考中一甲的喜讯，作为父亲没有不为之高兴的。然而，张廷玉却不然，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还年轻，一举成名并非好事，应该让儿子继续努力奋进。于是，他没有将喜讯通知家人，而是做了另一种安排。
张廷玉要求面见雍正帝。获准进殿后，他恳切地向雍正帝表示，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儿子又登一甲三名，实有不妥。没容张廷玉多讲，雍正帝即说：“朕实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张廷玉听罢，再三恳辞，他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臣子张若霭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为荣幸。”按照清代的科举制度，殿试后按三甲取士，一甲只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称同进士出身。凡选中一、二、三甲者，可统称为进士，但是一、二、三甲的待遇是不同的。一甲三人可立即授官，成为翰林院的修撰或编修，这是将来高升的重要台阶；而二、三甲则需选庶吉士，数年后方能授官。也有二、三甲立即授官者，但只是做州县等官。张廷玉深知一、二甲的这一差别的，但是为了给儿子留个上进的机会，他还是提出了改为二甲的要求，雍正帝以为张廷玉只是一般的谦让，便对他说：“伊家忠尽积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见雍正帝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跪在皇帝面前，再次恳求：“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拔鼎甲。但臣家已备沐恩荣，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张廷玉“陈奏之时，情词恳至”，雍正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不久，在张榜的同时，雍正帝为此事特颁谕旨，表彰张廷玉代子谦让的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子共知之。
张若霭十分理解父亲的做法，而且不负父亲的厚望，在学业上不断进取，后来在南书房、军机处任职时，尽职尽责，颇有其父遗风。
张廷玉代子谦让的事，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人们只是盛赞其谦让之美德，而忽略了他的良苦用心。其实，张廷玉和千千万万个做父亲的人一样，也是望子成龙。所不同的是，他知道一个人的上进，要靠自己的努力。因此，他积极为儿子争取的，是给儿子留下不断上进的机会。这种教子方法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智慧金言
在过分优越的环境中，后代总是容易娇生惯养，导致自立能力很差，因此，为官者切不可以权势滋长子女的贪婪，而应让他学会做人的道理。
确保府内安定
原文
挈眷之官，累也，然实有万不可已者。署无眷属，则宅门内如客寓然，一切俱无检束。官一升堂拜客，仆从即无顾忌，遇公出，晚夕印匣亦难信托。昔有同僚孑然在官，腰间悬匙累累，每出必与印偕，殊非体制。或以姬妾任之，则又不可，贤明者百无二三，小家女何知大义？驯至恃宠揽权，祸更有不可胜言者，《采嫩》之诗，颂有齐季女，有以夫。
译文
为官者携带家眷，的确很麻烦，但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啊！若府内没有住着家眷，那府内就像是旅店了。官员因公事会客或升堂办案时，仆人们就毫无顾忌了，如果因公外出，那晚上连官印都没处托管。曾有个一起为官的同事，一个人去赴任，外出时，腰间挂着一串串的钥匙，每次出去还要拿着大印，这简直不成体统。有人让小妾掌管内务，这并不可行，因为这些女子很少能知大义。若再被宠爱而得以揽权，祸害就更大了，应找《采媺》中那样的美德少女才好。
活学活用
唐高宗李治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想废掉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大臣李勣独自入宫见李治，李治问李勣：“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坚持认为不可。褚遂良是顾命大臣，事情应当怎么办呢？”
李勣说：“这是陛下家中的私事，何必再问外人呢？”
李治立皇后的废立之意这才决定下来。武昭仪素有野心，群臣共知。如立她为后，必贻祸后宫，然高宗偏听偏信，执意为之，最终留下祸患。
智慧金言
现当官者在个人家庭及政事方面，亦应谨慎从事，不可因家乱政。
莫忘亲明
原文
然则一行作吏，至亲皆可疏乎？曰：“不然。”自未遇以至通籍，莫不厚望于我，其情重可感也，幸得服官，如之何勿念？不畀以事权，则负才者无所肆；不责以功效，则无才者可自容。称吾之力，衣之食之，分禄以周之，尽吾心焉而已，心有馀而力不逮，无可如何也。第不可靳吾力而薄吾情，致他日还乡，无以相见耳。
译文
一旦做官，非常亲近之人都要疏远吗？回答说：“不该这样的。”从我没有做官到我进士及第，亲戚没有不对我寄以厚望的，这种深厚的情义可真是感激不尽的。有幸能做官，又怎么会将他们忘了呢？不给他们管理事务的权力，即使他们有才能也没有借以施展的依靠，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功劳就指责他们，这样没有才能的人也可以自我宽容。凭借我的能力，衣食钱财给以接济，尽我的心意就是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没有办法。如果及第后不尽我的能力，却薄情寡义，如果日后回到老家，又有何颜面见亲戚呢？
活学活用
越是地位改变，越是需要谨慎地待人接物。为官之人当官之后更应注重这一点，因为中国历史上为官之人有有一个通病：人一阔，脸就变。切记不能目空一切，要清醒认识到为官之人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更不能在地位改变之后就将昔日的亲朋好友遗忘殆尽。因为，在目空一切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危险；看来没有力量的人物，也许会掀起大风浪。更何况忘记过去，尤其是有恩于己的人，更会令世人所不齿。
三国时有个“七步成诗”的故事。曹植遭到其兄曹丕的嫉恨，曹丕以皇帝的权威命他走七步便要吟成一诗，如写不出，就严厉惩处。曹植当即写了这首诗：“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来。“煮豆燃萁”和“相煎太急”都成了成语，用以形容兄弟和内部之间的嫉恨、残杀和迫害，与“兄肥弟瘦”形成强烈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