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涑自抗大女生队毕业后，在山西省灵丘县开展敌后斗争，任县妇救会主任。有一天，武工队获得消息，日伪军马上要来驻地清剿，路程只隔两个村庄了，必须马上转移。当武工队员们把群众扶老携幼地带到山林中时，一位村妇发现自己的6岁女儿喜兰子没有跟上队伍，顿时急得哭了起来。刘涑说，二嫂不要着急，我回去给你找。
乡亲们一听都吓坏了，说不能去，太危险了，说不定鬼子这时候已经进村了。刘涑说，孩子太小，绝不能让她落在鬼子手里！说着，她在腰间系了一条麻绳，匆匆跑下山去。
进了村，刘涑直奔二嫂家，没有！
转来转去，终于在路边草堆处发现已经睡着的喜兰子，脏兮兮的小脸上全是泪水，显然她因为找不见妈妈，哭着哭着睡着了。这时村里狗叫声响成一片，看样子鬼子已经进村了，刘涑背起喜兰子就跑，可身后一片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当她气喘吁吁、慌里慌张背着孩子刚刚跑进山林里时，被一群虎狼般的日伪军追上了。
“八格牙路，小小的女子，这样的快跑！”十几把枪口和刺刀齐刷刷把刘涑围了起来，“说，往哪里跑？”
这时刘涑反而沉静下来，她放下背上的喜兰子，擦擦额角的汗水，把孩子护在膝前，低首不语。
“快说，不说死了死了的有！”一个鬼子逼上前，啪地一个重重的耳光扇过来，刘涑踉跄了几步，又站稳了。喜兰子吓得哇哇哭起来。
刘涑对孩子说：“喜兰子，不要哭！他们是坏人，日本鬼子，专门杀人放火，欺负咱们中国人！”
鬼子听出一点意思，狞笑着说：“你的大大的坏了，你向小孩子说皇军的坏话是不是？”他下令要几个伪军上前把刘涑绑到树上，轮番用皮带抽她，抽一阵就追问：“八路在哪里？你往哪里跑？”
刘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狂舞的皮带中，衣服破碎了，露出的肌肤鲜血淋漓。一直在一旁悲哭的喜兰子突然疯了一样扑上来抱住刘涑的腿，哭喊着“不打姑姑！不打姑姑！”
噗地，一个鬼子把刺刀直捅进喜兰子后背，然后猛力一挑，把喜兰子挑飞到一旁，孩子大叫一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死了。
愤怒的刘涑大喊：“你们这帮狗强盗，杀人的豺狼！血债一定要你们的血来还！”
鬼子的几把刺刀同时深深捅进刘涑的胸膛！
刘涑最后留给历史的不是歌声，而是一声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她的生命终止在19岁。她永远是19岁。
墓碑与基石
我们无法一一细述延安女大的战士们在战争年代的悲壮经历。牺牲了的，每座墓碑下都是一部史诗。活着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共和国的基石。
去延安前，在北平、天津把日本人炸得人仰马翻的蒙古族姑娘乌兰，像海鸥一样渴望着暴风雨中的飞翔。女大毕业后，她找到张闻天，坚决要求回到大草原参加抗战。在那里，她成了一个贵族家的牧羊女，白天赶着羊群，嘹亮而悲壮的歌声响彻天地。夜晚，贵族家安睡了。乌兰作为秘密交通员，悄悄跨上骏马，飞驰于风暴雪狂的草原，为地下党组织递送情报。不久，通过地下党员克力更(后成为她的终生伴侣)的关系，她又打入国民党新编第三师，在师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即乌兰夫)的领导下做宣传工作。新三师虽然是国民党的武装，但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他们到处建农救会、妇女会，组织民兵武装，使整个鄂尔多斯草原呈现出一片团结抗日的兴旺景象。
蒋介石对此早有察觉，严令新三师调往甘肃整训，并密嘱师长白海峰寻机把云时雨等共党分子秘密处决。形势危急，中共中央决定，所有身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立即撤离，乌兰与克力更结伴回到延安。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乌兰把不足两岁的儿子阿斯楞交给延安第二保育院，再返热辽地区前线，出任内蒙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政委。这支骑兵队伍纵横驰骋于广阔的草原山野，乌兰作为我军第一个女骑兵政委，双手打枪，能征惯战，时而一身戎装，时而身着飘飞的蒙古族长袍，特别在腾格里营子一战中，她率队生擒罪大恶极的匪首“小白龙”，“双枪红司令”的名声在内蒙大地广为传播。
不过，不要以为乌兰是一个粗野的“赳赳武夫”式的女性。克力更对我们谈起妻子时，一往情深。他说，实际上乌兰是非常温柔的女性，她平时说话声音轻柔细慢，走路步履轻捷，上身不动，只是双脚迅速移动，像一阵轻风从湖面掠过。她特别爱美，战争年代无论怎样艰难紧张，她一直保留并十分爱惜那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哪怕突然奉命出征，她纵身上马，双腿夹住马肚子，任马如飞奔驰，她却能稳稳端坐马背，两手麻利地编好辫子。延安女性留辫子的不多，刚入女大时，同学们批评乌兰留辫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你说你的，乌兰照样留着，干起活来把辫子往头上一盘，样样抢在头里，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
乌兰爱起来也是如火如荼，柔情绻缱。延安的夜晚，吕璜和同学们出来巡夜，常见乌兰和克力更坐在延安河边上紧紧拥抱接吻，直至深夜。她们有些看不惯，背后悄悄说，同学中那么多谈恋爱的，顶数乌兰最粘乎。可在克力更眼里，乌兰是最甜美、最可爱的姑娘了。
陶端予(生前为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自女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当机要秘书。1943年冬。22岁的陶端予向支部书记王若飞提出，想到乡下去做些实际工作，她自愿来到延安北郊的杨家湾，一个人白手起家，为贫苦农民创办起第一所小学。
农民不放娃出来念书，她就挨家挨户帮着修纺车。感情近了，农民把她当自家人，娃们就放心地交给她了。没有教材，她就自编自写，都是农民生活中有用的知识。她还编了许多歌谣，几十年后学生们还记得。没有经费，她就下地种田，卖了收获也就有了经费。她还带领孩子在全村大搞卫生，教老乡多洗澡，教老太太捉了虱子不要放在嘴里吃。杨家湾大变样了。她的办学经验被总结出来，毛泽东兴奋地批示给《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一个字也不要改。”
陶端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模。她惶惑地说，抗战前线的将士们流血牺牲，我在后方做的这些算什么呀。
40年后，当了教育部司长的陶端予重访杨家湾小学，据《延安报》报道，那里的老乡亲见她如见亲人，啊呀，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简直令人无法用语言形容。
老太太杨桂香迎上去，两人搂抱在一起泣不成声。杨桂香说，你怎么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把我想坏了！
陶端予擦着眼泪说，那年你送我走时，编了一个歌，边走边哭边唱，“杨家湾向阳川，来着容易走着难……”现在我还记着哩。
另一位老太太说，那年你走，我还编了个信天游，“崖畔上开花不扎人，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你记着吗？
陶端予说，记得，记得！
那时的青春和生命像火焰一样炽烈，像水晶一样透明，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有着鱼水般的亲情，老百姓记得，老共产党人也记得。
邓寿雨(原为冶金部钢铁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容貌端庄，谈吐文雅，年轻时是个很秀气的姑娘。父亲是热血汉子，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划行刺摄政王，事败后他潜逃家乡福州，后来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海军部混了一个上尉文职。邓寿雨生在北京，现在还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腔。
“七七”事变后，海军部撤到湖南岳阳，时为中学生的邓寿雨跟着父亲到了岳阳。抗日救亡大潮中，她急了，向父亲大喊，小日本打咱们中国，海军不下海，怎么还跑到山上来了！
父亲一脸的无奈，只有长叹。邓寿雨像一团烈火般投入街头救亡宣传活动，可国民党县党部又限制她们。年少气盛的邓寿雨火了，不干了，找八路军抗日去！
1938年夏，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邓寿雨跟家里谎称到“西北联大”念书去，便坐上一条帆船出发了。海军部里一个青年职员叫何玳，长邓寿雨6岁，常跟邓寿雨一起演剧搞宣传，这次也跟着走了。船刚离岸，17岁的邓寿雨突然呜呜哭起来。何玳问她怎么了？她就是哭，不说。同行人都以为她舍不得离开父母，其实是邓寿雨忽然想到，何玳和她一起失踪，家里家外会以为她和何玳私奔了，那名声多不好啊。
这个何玳后来果然爱上她，不屈不挠地追了她好多年。在邓寿雨与丈夫姚少诗(生前为冶金部教育司司长)已经有了恋爱关系以后，何玳还是恋恋不舍，又写信又送日记。邓寿雨只好写信给他说，她的态度和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何玳痛苦不堪，把邓寿雨的照片撕得粉碎寄还给她。后来何玳跟着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最后牺牲于抗美援朝前线。作为曾经同甘共苦的战友，邓寿雨很怀念他。50年代末，邓寿雨利用公出机会，专门到沈阳烈士灵堂寻找何玳的骨灰，以寄托哀思，可惜没找到。面对蓝天大地苍松翠柏，忆起当年纯洁而真挚的战友情谊，邓寿雨怆然泪下。
解放战争时期，邓寿雨到了东北。四平保卫战枪声甫落，陶铸便带着秘书姚少诗、邓寿雨等十几人开进去接收。战斗打得十分残酷，满城废墟，遍地血迹斑斑的尸体都是一丝不挂，衣服都被饥寒交迫的老百姓扒光了，邓寿雨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1947年秋，她到黑龙江省依安县任郊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回忆起这段生活，邓寿雨说，旧社会的贫富差异令人无法想象，贫苦农民家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可东北的地主真是有钱啊。大概也就因为这个，加上土改初期我们的政策比较左，东北穷苦百姓斗起地主来特别激烈，吊起来打的，点天灯烧死的，逼得一些地主富农，甚至还有中农跳河跳井和上吊自杀了。
在依安县有个土地主，攒了一辈子钱，不买官，不搞工商业，收了钱就埋到地下。开始农会不讲政策，又打又斗，还把猫塞进他的裤档里抓咬。邓寿雨发现了此事，坚决加以制止。过后深入到地主家的长工中间做工作，打消他们怕地主秋后算帐的顾虑。最后，在长工的帮助下，终于在地主家一间破仓房的地底下，挖出整整三大缸银元和三百多根金条，围观的人眼睛都花了。那天晚上非常紧张，为避免老百姓一哄而上，把钱财抢了，邓寿雨把县大队调来负责安全。起出浮财后，立即让县银行接收。斗了地主老财，接着就给老百姓开仓放粮，分田分地分骡子分马，老百姓跳着脚喊“共产党万岁”！
后来，邓寿雨又南下辽西当区长，当地有个远近闻名的女土匪头子，绰号“花蝴蝶”，头发梳成许多小辫，再盘在头顶上。她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侧身骑马，奔跑时能在马上滚下翻上。她的势力也很大，有机枪、迫击炮，还有十几辆胶皮轱辘健马大车。不知为什么她特别恨男人，贴身护卫都是女匪，男匪只能干些粗拉活儿。听说县里来了个共党女区长，“花蝴蝶”很不服气，还叫号要和邓寿雨“会会”。可惜邓寿雨不久就南下了，没与这个“花蝴蝶”交上手。一年以后“花蝴蝶”被剿灭。
孟于记得，女大毕业后，她参加了华北文工团，赴前线演出《白毛女》时，每天晚上演出两场，给战士带来极大激励。演员们晚上坚持演戏，白天就上炮火连天的战场帮助抢运伤员。孟于亲眼看到，为了防弹，攻城的战士顶着桌子，桌子上绑着三四层棉被，用水浇透，就这样呐喊着往上冲。孟于蹲在战壕里看着，眼泪哗哗往下淌。一场战斗打下来，百十人的连队只剩下30几人。
孟于说，战场上流血牺牲是大量的，活下来的英雄是极少数，因此在后来的历程中，她常常想，自己能活下来，命就是白拣的，是从烈士堆里爬出来的，工作时就总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