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山的“马家军”愈来愈近，张琴秋想定了，她理理头发，掏出心爱的跟随自己多年的勃郎宁小手枪，禁不住潸然泪下。披肝沥胆，南征北战，轰轰烈烈干了一场革命，没想到与二万余众的西路军将士在大西北马失前蹄，终至全军覆没，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眼见逃生无望，与其被俘受辱，不如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时年32岁的张琴秋擦擦眼泪，背靠一块岩石，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2、将军“老妈子”
一声空响，张琴秋浑身一震，枪里没子弹了。
搜山的敌人越来越近，许多衣衫褴褛的西路军战士被敌人从山洞、石缝等藏身的地方搜出来，连踢带打地押送到山下。
生死认命，没子弹死不了，那就与敌人周旋到底罢。张琴秋把手枪卸得七零八散，扔到山岩缝里，然后东窜西躲，钻进一个隐密的山洞。这时敌人也懒得搜山了，他们知道，寒冬腊月，山上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尤其无法忍受的是没有水，逃到山上的西路军残余早晚得下山寻找生路，于是把各个路口封销得严严的。两天后，饥肠辘辘、口干舌燥的张琴秋拄着一根树棍，摇摇晃晃出现在山下，在路口被敌人抓获。她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军装，头上包着一块又脏又旧的灰布，脚上穿的是麻袋片外加草鞋。如果不是那身灰军装标明她是西路军的，从外表看上去简直就像一个乡下老太太。
战斗结束了，西路军数千官兵成了战俘。从意志薄弱的战俘口中，敌方得知，西路军最大的官，男的是徐向前，女的叫张琴秋，张琴秋操浙江口音，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知识分子，在共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十分了得。得意忘形的马步芳下了死令，一定要抓到徐向前和张琴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有重赏。
敌方一个旅长听部下说在路口抓到一个女的，立即下令把人带到他那里，他要亲自审问。张琴秋进屋后，那位一脸横肉、留着八字胡的旅长定睛观察张琴秋半天，突然把手枪往桌上一拍，开口就问：“你是不是张琴秋？”
张琴秋摇摇头，装傻说：“我不是，张琴秋是谁？”
旅长大喝一声说：“不是张琴秋，留着没用，拉出去毙了算了。是张琴秋，我们还要优待。”
历经战火磨难的张琴秋不动声色，她在川陕苏区工作期间，学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她从容地用川话说，我叫苟秀英，是四川巴州人，在家里受穷，饿肚子，为混口饭吃，跑到红军里当了伙夫。
敌旅长早就听说张琴秋是红军中的高官，有模有样的大知识分子，“会讲五国语言”，见眼前这个女人蓬头垢面，满头苍发，跟四五十岁的四川乡村婆子没什么两样，也就没起疑也没了兴趣，一挥手，令手下人把她关押到一个大场院里。
那里已经关了上百名西路军战士，一见张琴秋被带了进来，许多认识她的官兵都暗暗吃了一惊。她被抓起来，证明西路军已经彻底完了。张琴秋不等大家开口，便主动大声介绍自己说，我叫苟秀英，四川人。
挤在一处的十几名女俘会意地点点头说，来，过来坐，挤一点暖和。
滴水成冰的严冬雪夜，大家围着一盆炭火挤坐在一起，张琴秋小声嘱咐这些落难的战友要挺住，天下无绝人之路，以后找机会跑出去，再去找红军队伍。大家点点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些多好的女战士呵，她们已经身陷囹圄，残遭奸污毒打、折磨引诱，没一个人暴露“苟秀英”的真实身分。
1937年初春，“马家军”押送大批红军战俘到青海，沿途被枪杀的和病死的达两三千人。到达西宁后，男战俘被送至外地修筑公路，女的则被送到西宁市区各工厂做苦工，“苟秀英”被打发到义源羊毛厂分拣羊毛。张琴秋这个名字，像幽灵一样从地面上消失了。
西北军阀马步芳身高马大，长着一双肉泡眼，他的野蛮残暴是出了名的。为巩固自己在西北的统治地位，他曾像割草一样，把一个个村子的人全部杀光，对红军战俘则更是滥杀无计。解放后，从西宁三个活埋红军战俘的大坑里，挖掘出一千七百余具遗骸，这还不包括在战场上和押送途中被杀害的人数。一天，十几个敌军官兵嘻嘻哈哈来到张琴秋所在的义源羊毛厂，他们挨个审视那些女战俘，最后挑出10个年轻女性，令她们站成一排。对面十多米的远处，又让10个当兵的站好。当官的一声令下：“向前齐步走！”10个大兵踩着口令，迈步走到女战俘对面。
“立定！”当官的狞笑着说，“现在开始，面对面站着的，就是夫妇了，这是马军长亲手签发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祝你们幸福！”
女战俘们闻言，号啕大哭，相互死抱着不肯撒手，但还是被那些当兵的生拉硬拽地带走了，自此不知所终。所幸，一副乡下老太太模样，坐在腥臭的羊毛堆里正在分拣羊毛的张琴秋没有被相中，但周围红军女战俘凡知道张琴秋真实身分的，无不为她捏了一把汗。
马步芳滥杀百姓和战俘的暴行，经国内外媒体报道后，引起全国人民的严正抗议，也引起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批评。为平息舆论，马步芳把一批年轻的女战俘集中起来，组织了一个“新剧团”，给前来视察的南京政府高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演出，以掩盖其残暴罪行。被选进这个剧团的王定国(后为谢觉哉同志夫人)、蔡元贞、黄光秀(已被迫嫁给马步芳为妾，却依然心向红军)等人一直深为张琴秋的安全担心，她们密商了一个解救张琴秋的计划，先以剧团需要有人做饭为由，把“苟秀英”要到剧团伙房里。这件事很快办成了。不久，黄光秀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马步芳建议说，红军战俘中有一对恋人杨万才、赵全贞，都是回族人，应当按照伊斯兰教义，为他们举行婚礼，以安抚红军战俘的人心。马步芳听了，觉得这是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好机会，当即点头同意，令手下人好好筹备，他本人要亲自出席结婚典礼，并让他手下一员干将把“新娘”赵全贞收为“干女儿”。
马步芳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要青海报界对此事大肆宣扬，企图堵住各地舆论的指责。其实，杨万才和赵全贞并非恋人，二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假称恋人，要求结婚成家，唯一的目的是设法把张琴秋要到家里当“老妈子”，以把她保护起来。自此这位驰名巴蜀的红军女将垂目低首，穿一身朴素的旧衣，以“老妈子”的身分潜伏在杨万才和赵全贞家里，时时注视着敌情动态，准备伺机逃出马步芳的魔爪。
时过不久，原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马良骏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叛变了，他向马步芳密告，据红军战俘私下传闻，张琴秋没死，她已经被俘，眼下就潜伏在西宁城内。坐在虎皮椅上的马步芳一跃而起，狞笑着说，人在西宁就是笼中之鸟，不信她能逃出我的手心！他立即下令在全城搜捕，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悬赏一千块大洋捉拿张琴秋的告示。风声一日紧似一日，不过，张琴秋就像精明的老鼠躲进猫耳朵里，敌人万万没想到，那个整日在他们眼皮底下出出进进，拎着菜筐上街买菜，灰头土脸，步态蹒跚的村妇就是他们要抓的张琴秋。那时，西宁市周围封锁严密，插翅难逃，但在市里，当了苦力的战俘们活动还比较自由。赵全贞的新家，也成了西路军许多被俘人员常来“串门儿”的地方，剧团内部的或在其它部门劳作的战俘空闲时常来聊天；尽管是在马步芳残暴黑暗的统治之下，但在这个小小天地里，他们可以悄悄说些心里话，或嬉笑怒骂，或放声大哭。
一天，赵全贞家突然来了一位薄施脂粉、淡扫蛾眉的不速之客。她叫杨绍德，原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一个排长，张琴秋是她的老上级。此人被俘后，嫁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一个科长卢澄。在赵全贞家的院子里，她与张琴秋劈面相遇，四目相对，都愣住了。杨绍德四下望望，脱口叫了一声，“张部长，你在这呀！”
杨绍德回家后，便把发现张琴秋的事情悄悄告诉了丈夫卢澄，卢澄又迅速密报给南京政府驻青海省党部的特派员李晓钟。
危险的阴影突然降临。
3、虎口脱逃
那几天，赵全贞家里气氛紧张极了。愁云遮盖了张琴秋和王定国、吴仲廉(当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古田决议》，就是她亲手抄写的，是西路军中一位有影响的、地位仅次于张琴秋的女干部)、杨万才等一些难友的心头。怎么办？西宁满城是马步芳的特务爪牙，出城的路关卡重重，而且沿途荒无人烟，逃是逃不出去的。张琴秋思虑再三，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她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直入虎穴，且看他们如何动作。蒋介石政府与马步芳这类地方军阀向来矛盾重重，貌合神离，未尝不可以利用。
战友们担心地说，天哪，这不是把自己送入虎口吗！
张琴秋笑笑，狭路相逢勇者胜，既然横竖是个死，为什么不闯闯呢！在王定国陪同下，张琴秋果然深入虎穴，主动上门，对杨绍德进行了“回访”。一进门，张琴秋一改伪装的“老妈子”模样，那镇定自若、挥洒自如、谈笑风生的女将军气度，让对方大感钦服。卢澄和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堆起满脸笑容，以礼相待，然后试图开始政治“攻心”。
卢澄说，蒋委员长一向很反感马步芳独霸一方、胡作非为的作风，眼下抗战新兴，国共两党已经决定合作，关系很好。早闻张部长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我等慕名已久，只要您发表个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在国民党里做事，南京方面有不少原共产党人士，脱党以后都做了大官，凭您张琴秋的学识才华，相信一定会提升得很快。
李晓钟说，只要张女士同意，我们就可以帮助您离开青海。
此话一出，李晓钟的目的昭然若揭，他是想把在红军中担任高官的张琴秋当成“厚礼”送给蒋介石，以买官进爵。看来有机可乘。张琴秋不动声色，不卑不亢地说，我和许多难友时时处于马步芳这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刀下，生命安全毫无保障。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事情无从谈起。
此后，李、卢二人果然对发现张琴秋的事情守口如瓶，没有惊动马步芳。不久，机会来了，南京政府要举办抗战训练班，李晓钟、卢澄等人奉命去庐山受训，马步芳亲自出面远送。他万万没想到，他送走的不仅是南京政府方面的特派员，还有他朝思夜想悬赏缉拿的张琴秋。张琴秋和吴仲廉藏身在随行的一辆夹窝子(一种轿子放在车上的马车，在青海常见)里，连马步芳粗重的说话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王定国和杨万才、赵全贞夫妇等人，对张琴秋逃离苦海——马步芳统治下的西宁，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惜命运对他们做出不同的安排，王定国、杨万才后来历尽干辛万苦，分别逃到延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赵全贞被迫改嫁给马步芳的弟弟马步銮为妾。1949年解放前夕，马步銮带着赵全贞和他们婚后生的儿子逃到台湾，据说赵全贞后来移居海外，不知所终。
李晓钟、卢澄等人带着张琴秋、吴仲廉一路疾行，经兰州到达西安后，立即派宪兵把张琴秋、吴仲廉抓了起来，并于1937年8月14日押送至南京。这是日军大举进犯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南京当局的精力都高度集中在上海战局发展方面，没人顾得上张琴秋等人。她们被关进南京“反省院”就无人问津了。进入“反省院”第一天，照例要填写登记表和誓词，誓词是统一印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信仰三民主义”。张琴秋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在“三民主义”四个字前面，加了“革命的”三个字。
其时国共合作大局已定，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4天之后，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来到“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同志，见到张琴秋、吴仲廉等人，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一直在设法找你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
张琴秋热泪滚滚，像孩子般哽咽了。
1937年8月27日，张琴秋等终获释放，启程前往延安。临行前，她给茅盾夫妇写了一封信，谈到茅盾先生的弟弟、她的前夫沈泽民在苏区的病逝，张琴秋说，“可怜他的一生，为解放人类的痛苦而奋斗，历尽艰苦，抛弃了个人的利益，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辞去我们而长逝了。唉，我没有见他的最后一面，实在使我心痛！”
大难不死的张琴秋，英姿勃勃走上黄土高原。这一年她33岁。
她不知道，前方的路依然时阴时晴，危机重重。
“这些共产丫头，真他妈顽固！”
1、用舌头舔伤口的卫生兵
一张乌黑的小脸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出现在已经没了窗扇的后窗口，一个小女孩在那里探头探脑地朝屋里张望。房间里，一张八仙桌上摆着一张脏兮兮的军用地图，几个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正在那里研究周遭的形势和下一步军事行动，参谋和通讯员们进进出出，一片繁忙景象。窗口那个小女孩，引起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年29岁的张琴秋的注意，院落门口是有哨兵把守的呀，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溜进来的？要做什么呢？
张琴秋走出房间，绕到后面，招招手让那个小女孩过来。
小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啊？她和蔼地问。
红军姐，我也要当红军！女孩挺挺小胸脯大声说。
张琴秋笑了，摸摸女孩的头顶说，瞧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小丫头，当红军是要打仗吃苦行军的，你能行吗？
女孩不服地说，别看我个子矮，都15岁了（其实她因怕红军不收她，多报了1岁），红军不是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吗？我个子矮就是因为家穷，吃不饱饭，所以才要当红军闹革命的！
张琴秋眼睛一亮，说你这个小鬼很聪明啊，当红军要经常走很长很长的路，经常吃不饱肚子，还要扛枪打仗，你能行吗？
女孩响亮地说，你们红军姐姐行，我就行！
张琴秋见这个小丫头年龄虽小，反应很快，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儿，就点头了，说你年龄太小，个头又矮，下连队还不行，先在我这儿当勤务兵吧。女孩一听，乐得一下蹦起老高。
她就是赵瑛（原吉林四平联合化工厂党委书记）。1919年，赵瑛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大巴山下的一个小山村，家里一贫如洗，长到14岁的时候，还没穿过鞋子，身上的衣服裤子破烂到极点，连流浪街头的“叫花子”都不如。有一年家乡大旱，三个月滴雨未下，周围数十里的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不久又流行瘟疫，村里死了好多人。1932年12月25日，红军解放了她的家乡，自此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打开地主老财的粮仓救济贫苦村民，甚至把地主积存的香肠、腊肉都煮了一大锅，每人一碗，老百姓们欢呼雀跃。因为红军的关照，14岁的赵瑛第一次穿上一件完整的小碎花白布衫。第二年春，小赵瑛出门割猪草，在村外的开阔地上看到200多名红军女兵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她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足登草鞋，手持长枪大刀，排着整齐的队列，随着军官口令不断做出各种劈杀动作，口中雷鸣般喊着“杀！杀！杀！”
望着那些英武的女兵，小赵瑛深深地激动了，她下了决心，要去当红军，为穷苦的兄弟姐妹打下一个能吃饱饭的天下！赵瑛后来笑着对孩子说，最初我去当红军只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和理想，那就是红军能让老百姓吃饱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