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还是降临了。1930年6月的一天，突然从南面山岗冲来黑压压的一帮民团，随着杂乱的枪声，他们冲进村来，到处烧杀抢夺。廖冰的父亲出来阻拦，一个兵痞抡起枪托把他从桥上打落水中，小廖冰尖叫一声，和哥嫂跳到水中去救父亲。接着，廖家的中药铺被点燃了，母亲和邻居们慌乱而徒劳地用瓢舀水救火，药铺还是在烈焰中轰然倒塌了。兵荒马乱，豺狼横行，生活没了着落，13岁的廖冰怀着满腔仇恨，跟着父亲和三哥逃难到新加坡，在码头上与先前逃到这里的大哥相见，一家人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居住着很多华侨，他们的子弟大多被送到侨民学校学习，廖冰也在那里就读。虽然身在异国，但故土的风雨变故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她的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廖冰和广大华侨青年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反对日本的侵华恶行，并募集捐款来赈济祖国东北难民。但英国当局却出动军警大肆抓捕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小学没毕业的廖冰也被关了一些日子。
不久，大哥给她订了一门亲事，那是一个家资佢万的富贵人家，婆家见廖冰娇小玲珑、温文尔雅的样子，很是喜欢，答应先供她上学，中学毕业后再成婚，然后再送她去英国留学……可这不是廖冰想要的生活啊！心怀国难家仇的她不甘心像木偶一样被别人牵着走，考入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以后，廖冰终日苦苦思索，希望能找到一条求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自己的一方天地。随着豆蔻年华的到来，快要毕业的廖冰已出落得清秀端庄，气质优雅。但婚期也一天天地逼近了，怎么办？就这样结婚，做一个甘于平庸生活的贤妻良母吗……她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
最后，她终下决心——逃婚！
中学毕业后，廖冰借回国看望父母之机，偷偷跑到厦门，在一位许姓同学的帮助下进入一所机绣学校学习。但是，婚约还没解除，这件事一直是廖冰的心病，思考再三，她决定重返新加坡，豁出去，做一场反对封建、解除婚约的斗争。那些日子，她又是绝食又是上吊，经过好多次坚决的抗争直至走上法庭，婆家人终同意解除婚约解除，并登报声明。
一直压在廖冰心头的桎梏终于打碎了，她像挣脱出樊笼的小鸟，开始了自由的飞翔。1936年秋，19岁的廖冰来到马来亚，在一所学校教书。业余时间，她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散文杂文，谈国难家仇、妇女解放、封建压迫等一些时政问题，由此与《中华晨报》的总编辑王炎之成了好朋友，后来她参加了马来亚文化协会工作并当选为妇女部长。在马来亚文化协会，廖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如《西行漫记》、《两万五千里长征记》等等，由此她知道了共产党、毛泽东，知道了工农红军和红色延安……她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一定要去延安，去革命，去抗日！很快，她与一批也想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集结起来了。消息传开，社会各界群情振奋，为这批抗日青年捐献了大批金钱物资，有侨胞向廖冰赠诗云：“翘首望中原，敌忾重如山。杀敌酬壮志，誓让木兰先。”
行期将近，曾经计划同行的几位热血青年，在热血冷却之后，或因家庭阻拦，或因爱人难舍，或怕不习惯北方水土等种种原因，都声言“暂时不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廖冰。一个女孩要远涉重洋回国参加抗战，该是怎样的艰难和危险啊，但她抱定“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誓死决心，毅然登船启程。临行前，王炎之交给她三封介绍信，分别写给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以及延安的陈伯达和艾思奇。
别了，南洋！当轮船离开新加坡码头时，廖冰举目眺望，感慨万千。这里有自己多少难忘的记忆，而今日一去，路途迢迢，万水千山，等待自己的又将是什么？身后海浪滔滔，前方烟波浩浩，廖冰心潮起伏，热泪滚滚，她心中不禁吟起那首《告别南洋》：“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7月间，下旬，廖冰经由香港、广州乘车北上。当时武汉告急，“保卫大武汉”的标语到处可见，火车的各个车厢乃至过道、洗漱间都挤满了人，还有很多奉命北上保卫武汉的士兵。车上的气氛很紧张，仿佛战争的气息已经渗入了每个人的神经，廖冰也不由得担心自己一人独行北上，究竟能否安全到达延安。正想着，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响了起来，火车猛然刹住，惊慌的人们高喊，快跑啊！小鬼子扔炸弹啦！叫声、骂声、哭喊声和警报声冲撞着人们的耳膜，旅客们慌乱地跳出车厢，横七竖八地卧倒在铁路两边的稻田里，惊恐地看着天上盘旋的飞机。就这样，一路上炸炸停停，到处都是尸体，血淋淋的现实不仅没有使廖冰望而却步，反而更加坚定了她慷慨赴难的决心。
车行路上，廖冰发现自己座位的前后左右坐着好些年轻人，他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还不时地打量着自己。
突然，一个人走过来问，您去哪里？
廖冰心里有些忐忑地说，去西安。
干什么去？
廖冰说，去永安堂。这是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特意交待的，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一律说是永安堂的职员。廖冰一下有些紧张起来，该不会被敌人盯梢儿了吧？
对方好像看透了廖冰的心事，笑了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去延安的！你大概也是吧？旁边一个同伴还亮出了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哇，廖冰高兴得要跳起来了，在如此严酷的局势下见到志同道合的同龄人，真让人喜出望外。大家立时成了好朋友，说笑声响彻整个车厢。
火车徐徐驶进西安车站，站台上到处是戒备森严的军警，出站的人要挨个搜身，廖冰的心一下收紧了。轮到她被搜身和翻箱检查时，那个警察从她的箱底翻出一本《西行漫记》。廖冰想，这下完了，肯定要被抓了。那个警察随便翻翻书，然后一把她推倒在地上，恶狠狠地吼了一声“滚”，又顺手甩过她的箱子，箱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撒了一地。廖冰不敢言声，挣扎着爬起来，把东西胡乱塞进箱子，赶紧随人群拥出车站。她一边匆匆出站，心里一边暗自庆幸，那个警察狗屁不是，居然没发现她带了一本犯禁的书。可她到住处整理东西时，发现那本《西行漫记》奇怪地不见了。
有趣的是，这本扉页上题名“廖冰清（廖冰的原名）同志留念”的《西行漫记》，第二年却戏剧性地摆在延安中山图书馆里。同伴们分析，那个检查她行装的警察肯定是自己的同志。
在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廖冰还穿着漂亮的西式白底浅花连衣裙，脚蹬半高跟皮鞋，这身南洋小姐的打扮，在一望无际的八百里秦川高原上好不显眼！
行军第一天，廖冰还兴高采烈地跑前跑后，大家都夸她是“坚强的南洋小姐”。可第二天就不行了，脚上起了泡，两腿发硬，举步维艰。同行的伙伴们逼她骑上毛驴，可她根本不会骑，硬是从驴背上溜溜地摔下来好几回，大家又好笑又着急，于是牵驴的牵驴，搀扶的搀扶，让这位“南洋小姐”倍感温暖和幸福。
到延安后，充满“共产”思想的廖冰对自己的行李作了一次彻底清理。她把自己带来的大笔华侨捐款，自己保存多年、亲手绣织的祖国山河和飞鸟画幅，以及小座钟、手表、金戒指等等各种细软首饰，全部捐给公家。看周围的同学们没有手绢，她就拿出一条裙子一裁十几块，分给大家用。
这里的生活与南洋相比，真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廖冰在南洋家里一天要洗两次澡，在延安却要十几个人共用一盆水洗脸；吃饭了，用桶盛来的小米饭竟然常常裹着苍蝇，让她难以下咽；冬天盖被子，只有棉絮没被罩，第二天起来棉絮毛毛粘满身……到延安前，廖冰根本不知道虱子是何物，很好奇，身上生了虱子以后，她竟抓了几只，放在信封里寄给母亲，母亲看到信封里的虱子，流了很多泪。
战争也是契机
妇女是人类之母。每个人、每个民族的启蒙教育都是从老祖母的故事和母亲的摇篮曲开始的。妇女的素质、觉悟和解放程度，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并对这个民族的未来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史上，在封建时代的漫漫长夜里，中国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与摧残最为惨烈。举世独有的缠足，遍布中国大地的贞节牌坊，全套的“三从四德”封建礼教，这一切都是血淋淋的明证。
活着等于死，战也是死，何不奋起抗争，换一种活法儿呢。于是，五千年来，中华文明所熔铸的爱国心与凝聚力像地火岩浆般喷突出来，让中国的历史遍布起义者造反者抗争者的足迹与鲜血。特别在抗日战争中，无数仁人志士揭竿而起，千百万热血儿女挺身而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整个中国从沉梦中醒来了。
在这场空前壮烈的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千百万中国女性以出入意料的果敢，掀起一场追求民族解放和自我解放的伟大风暴，其果敢程度悲壮程度甚至出乎毛泽东们的意料。除开前面所描写的那些女性的故事，在历史的记忆中，还有更多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花花朵朵的女孩，跨过死亡的栏栅，潮水般向延安涌来了。
多少兄弟姐妹、老少儿孙是肩并肩手拉手投入抗战的。
夏似萍（生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夏似萍的兄弟姐妹一共4位，全部到了延安。
抗战爆发后，正在上海读书的夏似萍放弃学业，只身一人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加抗战。她听说二弟已经到了延安，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弟妹，便匆匆赶回家，跟父亲说，要把弟妹都带到延安参加抗日队伍去。父亲大发雷霆：你都给领走，只剩我和你妈在家，谁来照顾我们？那天晚上，孤灯残月，万籁俱寂，夏似萍瞧着衰老多病的爹娘，也觉得自己想把弟妹都带走的念头有些冒失，战乱之际，生活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老人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颐。夏似萍决定，还是自已走罢。灯下，她一边给父母缝补衣服，一边聊着她跑出去这一段所目睹的一切。东北人民流离失所、住街头睡窝棚的苦难，京津的沦陷，上海的血战……
第二天早晨，她打点行装准备走了。父亲突然说，你把弟妹领走吧，大敌当前，还是救国要紧啊。夏似萍的心猛地颤抖了，她一把拉过弟妹，跪倒在父亲母亲面前，一家人泣不成声。夏似萍流着泪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父母大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我们一定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等抗战胜利后，回来再孝敬老人吧！
父亲又拿出一百元钱交给似萍说，剩我们老两口虽然寂寞，但总比一辈子当亡国奴强多了。直到姐弟三人走出好远，泪眼中，还能见到父母那瘦弱的身影和缓缓摇动的手臂。
王紫菲(原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著名摄影家吴印成的夫人)
王紫菲身材颀长，温文尔雅，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说起话来温柔轻缓，怎样慷慨激昂的事情听来都像娓娓道来。
她的父亲是贵州省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厅厅长，家里生活优裕，她又是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整日歌呀舞呀，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七七”事变后，广州屡遭日机轰炸，书读不成了，王紫菲只好回到贵阳家中。国难当头，百姓涂炭，然而她在家中看到的却是上层社会的麻木与豪奢腐败，这样的日子她一天也过不下去，愁苦郁闷了许多天，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家投奔延安。
那时，她不知道表弟是地下党，便与表弟及表弟的一个同学相约，说去武汉找国民政府，还从母亲那儿骗出二百块大洋。路上，又遇到她的两个女同学。5人结伴到了武汉，晚上住在一个旅店，白天却鬼鬼祟祟各自活动，你躲着我，我背着你，王紫非说去“找同学”，表弟说“找朋友”，同学说“找亲戚”。结果在八路军办事处，姐弟俩和3个同学，5个人又撞到一起，这才发现目标是共同的。手足之情又添了战友之情，5个年轻人你捶我我打你，拥抱着笑个不停。王紫菲回忆说，去西安乘的是那种闷罐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还常遭遇日机的轰炸，走走停停。她是个女孩子，解手不方便，又不敢下车，怕火车突然开走，一路上不敢吃不敢喝，可把她难为死了。
赵英（原纺织工业部机关党委书记)
赵英一家投身抗战的更多。
她父亲赵家元在上海开了一片生意颇为兴隆的店，平日老成持重，寡言少语，看样子好像对政治毫无兴趣，一心做自己的生意。赵英说父亲，“你真是个老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怎么什么都不关心呢？”父亲依然只是憨厚地笑笑，不语。赵英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学潮，秘密进行各种救亡活动，都是瞒着父亲的。上海沦陷后，她决定去延安，偷偷把衣服等日用品放到同学家里，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天晚上向父亲告别，她只说要去参加抗战，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想到父亲什么也没问，只是关切地要她把路上用的东西都备齐，嘱咐“路上要多加小心”，又拿出一些钱给她，赵英感动得哭了。
直到解放后，赵英才知道父亲的“庐山真面目”。1950年10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以“模范军属赵家元”为题，对其父做了这样的报道：赵家元先生出于一片爱国热忱，“自抗战开始到目前为止，共引导全家子侄亲友三十八人参军”，“他开设的店铺和在沪的家居，无形中就成了沦陷区和解放区一个联络转运站”，“他不但帮助和掩护地下工作，同时他自己也曾从事这个伟大的工作，为新四军运送了大量无线电器材等。”“赵家元先生曾被敌特监禁了三个多月，正如他所说：我们同解放区有着血肉的关系，敌人的这些迫害怎能吓倒我们呢！”
赵英笑着对我们说，“那时我在敌后根据地，对父亲的秘密活动一无所知，还以为父亲是个光知道做生意的冬烘先生呢。”
阎明诗(原鞍山市农机厂干部)与高玲(原名阎明英，原南京市科委副主任)
姐妹俩来自解放前在党内很有名的“阎家店”即阎宝航一家，“阎家店”培育了一大家子革命党。在我们采访女大同学时，几乎所有人都向我们推荐阎明诗，说写延安女大一定不要遗漏了阎明诗，她被革命改造得最彻底，简直是一位虔诚的圣徒。
在鞍山，我们见到阎明诗时，她已经坐在轮椅上了。
20世纪初，辽宁省海城县一个村落。书声朗朗的乡塾，一个衣衫破旧的农家男孩经常伏在窗外偷听先生授课。先生发现后，沉着脸把那男孩叫进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男孩说，他喜欢读书，可因为家穷，无法供他念书。先生感动了，随便出了几道考题要男孩回答，男孩竟对答如流，比坐在课堂上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学得还好。先生惊叹不已，连称“孺子可教也”。于是说服男孩的父亲，以不收费为条件，允许这个“老四”入乡塾读书。这个男孩就是阎明诗的父亲阎宝航。
